序言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讲究风水的民族，风和水对一个地方的滋养比什么都重要。
有了生生不息的都江堰，才有了让成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锦江，成都生活在水网之上也才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都江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走向，因为这里的水可以为这座城市酿造美酒，滋养着这座城市的休闲和安康。
自李冰父子以来，成都历任官员都以李冰父子为偶像，或多或少地以治水为使命，并将之发扬光大。两千多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江环城中”的格局也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绕膝成都的“二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宽很深的了。
如果把老成都的桥像汉代的书帛一样一座一座串起来，足足可以串成一车厚厚的书。单单一座万里桥，经粗略梳理，便留下一大堆文字，何况成都的两百座古桥乎？
历朝历代的成都人，与水亲近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家园里的那口老井。今天，在不少“老成都”的记忆里，还存留在开门就是井，开门就见水的惬意生活里。
汉代古井在成都市区范围内已有数量众多的发现，而且在已经发现的“古井”中也以汉井居多，它们就像草垛布满田野一样布满壮丽的汉代成都城郭。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奠定了千年成都独特的魄力与气质。
我们可以惬意地想象，汉代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一定是在吱吱呀呀的轱辘声和井水的清凉中度过的。
李冰的“二江”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走向
中国的白酒有着独特的传统和唯美的工艺流程。这种在外人看来极其神秘和艺术化的流程，成为不少专家学者和仁人志士追捧的对象。中国自古以来是个讲究风水的民族，风和水对一个地方的滋养比什么都重要，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家族，这是居家过日子最为重要的内容，不得不讲究的。
水和空气一样是万物的生存之源，“逐水而居”是远古以来人类筑城的基本原则。对酿酒而言，水几乎成了决定酒的品质好坏的全部条件。佳酿必有美泉，水井之类的设施是酒坊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郎酒……哪一款不是依靠优质的水源而成？水井坊自不必说了，从岷江流经锦江的雪水，给足了成都丰富的地下水，这是水井坊成为千年一坊的首要条件和必备要素。
前一章重点分析了都江堰灌溉千年成都，成为天府之国的源头，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天下粮仓，这样才能诞生像水井坊那样优良的窖池。试想，如果老百姓食不果腹，哪有多余的粮食酿酒？佳酿又怎能应运而生？
本章，我们将重点探讨像威尼斯水城一样的“东方威尼斯”——成都水城。“水是酒之血”，好酒离不开好水，从丰富的“水元素”也可看出这座城市成为千年酒城的“酒元素”之根之本。
要说清楚成都丰富的“水元素”，首先得弄清楚李冰当年修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灌溉了成都哪些河流。应该说，自秦李冰开凿都江堰、“穿二江成都之中”以来，经过累代演变，成都逐步形成了府河与南河（通称锦江）环抱古城垣的独特格局。
西汉司马迁《史记》载：“蜀首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南北朝任豫《益州记》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
上述记载虽然文字上有所不同，但都把“成都二江”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应该说，李冰在考虑都江堰系统工程的时候，就已经把成都的“二江”作为都江堰水系的一个重要部分渗透进去进行总体考虑。也就是说，自李冰时起，都江堰工程的渠首枢纽与成都“二江”早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没有渠首枢纽，都江堰怎能化害为利？而没有成都“二江”，都江堰怎能滋润天府？这正是李冰和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伟大之处。
成都的“二江”——府河、南河，历史上合称“锦江”。流江（检江）即流经成都的南河，其上游为走马河；郫江即流经成都的府河，其上游河段，有的学者认为是柏条河，有的学者认为是走马河分支油子河。流江在西晋时就有“锦江”之称，郫江在唐末建成都府后，有“府江”之名。唐代，蜀锦名扬天下，织锦后，少女们拿着锦缎到锦江濯锦，从那时起，文人骚客们都把府、南二河统称为锦江。一直到了明、清时，锦江才有了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锦江仅指南河的浣花溪至合江亭。历史上的“二江”，其规模要远比现代的府河、南河更大，以至于一些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竟视“二江”为岷江正流。所以，这“二江”环抱，宛如两条巨龙捧珠，成都才可能发出它水盈盈的光泽。
“二江”是怎样流经成都的？历史上是二江并流，“双过郡下”，除了《华阳国志》的记载外，还有诗赋为证，西汉扬雄《蜀都赋》：“二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西晋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唐李白《登锦城散花楼》：“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唐岑参《登张仪楼》：“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
成都的城市水利以“二江”为先导，经历代不断完善形成府河、南河环抱城垣，金河水系支纬城中，池塘水井密布城区的格局。城内家家临水，户户垂杨，拱桥涟漪，街衢通幽，舟楫往来，穿梭其间，宛如苏杭水乡之景，一派天府之国的美好与富裕。这些城市水利设施，发挥了供水、排水、泄洪、蓄洪、水运、水产、娱乐、消防、防御等诸多功能，成为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命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走向，因为这里的水可以为这座城市酿造美酒，滋养着这座城市的休闲和安康。
翻开成都城区地图，在密如蛛网的街巷中，锦江（府南河）犹如蓝色的“锦带”，迤逦着环绕而过。“检江”、“郫江”碧波如带，环绕南城而东流。难怪成都汉代大文豪扬雄形容为美人头上的一对耳环：“二江珥其市”。“二江”灌溉三郡，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蜀都赋》），成为“沃野千里”的“陆海”，“水旱从人”的“天府”，在西蜀大地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事实上，“二江”不仅构筑了一水通天下的黄金水道，还沟通了西部与东部的联系，促进了成都的经济繁荣，提升了成都的经济地位，在古蜀之都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明。
两千多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江环城中”的格局也没有变化。历史上，成都“既丽且崇”，“亚以少城，接乎其西”。东为大城，西为少城（清代时为满城），中为皇城，三城的地下，则是一片科学有序、密布全城的地下水网。与其说是盘踞成都的历代统治者修筑了成都这座城市，还不如说是李冰父子给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和走向。
绕膝成都的“二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宽很深的了
自李冰父子以来，成都历任官员都以李冰父子为偶像，或多或少地以治水为使命，并将之发扬光大。实事求是地讲，有了李冰父子将都江堰水引入成都的千秋大业，其后的治水难度就小多了。虽然有了前人的经典治水理念，但怎样让水更好地滋养一座城池，却并非每一位官员都能咀嚼得透的。有幸的是，成都迎来了那么多既懂水又善于治水的历代官吏。著名水利专家、成都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陈渭忠对此颇有研究，他曾专门撰文描述成都历代官员的治水逸事和治水方略，让我们从他提供的大量史料中，看个究竟——
一千多年前的贞元元年（785），韦皋（韦南康）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于成都开凿解玉溪。自城西北角引郫江水入城，经大慈寺流至城东又汇入郫江。由于洪水期夹带一些泥沙沉淀于溪内，其细沙可打磨玉石，故名解玉溪。《大明一统志》有史为证：“解玉溪在大慈寺南，与锦江同源，唐韦南康所凿，有细沙可解玉，寺有玉溪院”。就是今天，我们仍可从合江亭畔“解玉双流”飘逸的书法中，找到其影子。
韦皋之后六十余年的大中七年（853），白敏中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府尹，又开凿襟河，又称禁河、金河、金水河。宋席益《淘渠记》记录下了这段史实：“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环街大渠，其余小渠，本起无所考，各随径衖，枝分根连，同赴大渠，以流其恶。”对这段史实，明清史料都有相应的文字佐证，明刘侃《重开金水河记》载：“成都环锦江为池，江之支纬城中，曰金水，开自唐白敏中，厥后废兴无征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金水河在府城内，志云：唐白敏中开，环络街市，谓之禁河。其后相继开浚。”清嘉庆《四川通志·山川》：“金水河在城内，自城西入，自城东出，而入大江（即府河）。”
至此，解玉溪居城北，自西北向东南流；金水河居城南，自西向东流，其下游与解玉溪汇合后，出城东，入府河。经陈渭忠先生考证，其后，两条河都兼具供水、排涝、泄洪、通航等综合功能，系城区骨干水道，并与位于城市中心的摩诃池沟通，构筑成完整的河湖水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一时期营造出了成都市历史上的最佳水环境。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节度使高骈，为防御南诏入侵，修筑罗城，建縻枣堰，废府河九里堤以下南流河段，改为绕城北、城东而流，至合江亭与南河相汇。清嘉庆《四川通志》引《旧志》称：“自高骈筑罗城，堰縻枣，分江水为二道，环城东而出，唯余一脉，自城西北铁窗潜流入城。”文中“唯余一脉”系指金河，而解玉溪因府河改道北流，水源被截断，成为无源之流，只有排水功能，逐渐荒废。至此，成都二江由“双过郡下”变成环抱城垣。
建于隋代的摩诃池，一名龙池，又名龙跃池。唐代已可泛舟游乐，不少诗人墨客，游池后都曾写下赞美的诗句：“摩诃池上春光早，爱水看花日日来”（武元衡）；“画舫轻舟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高骈）；“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花蕊夫人）；“摩诃大池苑，一过一销魂”（陆游）。据《蜀梼杌》记载，前蜀主王衍出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仕女，珠翠夹岸。”又据《岁华纪丽谱》所记，宋代南门万里桥一带，有数十艘彩船嬉戏其中，称“小游江”，浣花溪一带，游船更多，称“大游江”。在笔者的记忆中，民国期间，府南二河的民间游乐活动依然热闹：四月初八，鲜鱼放生；五月端阳，龙舟竞渡；七月盂兰，水上河灯。
时光流泄到五代末至两宋，此时成都处于暴雨洪水的多发时期，城市水系频遭水毁，或垮塌或淤塞。宋代，成都的地方官大多重视城市水利。开宝初年（968），知府刘熙古加固縻枣堰堤；元丰七年（1084），知府吕大防整治郫检二江（今府南二河），对解决城市防洪问题，改善城市水环境功不可没。绍圣初年（1094），王觌任成都知府，全面整治城市水系。
大约又过了一百年，城市水系，日渐淤塞，一遇雨季，积潦满道。北宋大观二年（1108），成都知府席旦发动民众疏淘沟渠。南宋席益《淘渠记》载：“大观丁亥年（1107），益之先人镇蜀，城中积潦满道，戊子春始讲沟洫之政，居入欣然具畚锸待其行。”“既淤泥出渠，农圃争了以粪田，道无著留。至秋，雨连日，民不告病，士夫交口称叹。”席旦疏淘城市河渠，使沟洫畅通，既减轻了洪涝灾害，又改善了环境卫生，还为农田积累了肥料。
三十年后已进入南宋时期，绍兴八年（1138）春末，席旦之孙席益任成都知府，该年夏暴雨成灾，瘟疫流行。次年岁首，席益测量绘图，整治城市水系，并作三道斗门，以节制水量。
宋末元初，宋元之间在四川盆地的战争连绵五十年，蒙古军三次攻入成都，使成都城池毁灭，人口锐减，城市河湖水系遭到重创。自此，解玉溪消失了，摩诃池淤塞了。
明朝取代元朝后，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朱元璋册封十一子朱椿为蜀王。洪武十八年（1385），朱椿将大半个摩诃池填平，在五代前蜀后蜀皇宫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座占地五百八十亩的蜀王府，四周有砖砌的内城墙，成都百姓称之为“皇城”，并沿内城墙外侧开凿御河，作为护城河，御河外另筑萧墙。
这时的“二江”，肯定比今天的锦江要宽要深。是时，《马可·波罗行纪》里关于成都二江的描写称，流经成都的江很大，河面宽可达半英里（约合八百米），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商品，往来于这座城市。这一描述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相映衬，也就是说，绕膝成都的“二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宽很深的了。
明正德《四川志·蜀府》：“太祖高皇帝治定功成，乃封第十一子于蜀，建国成都。”洪武十八年，景川侯曹震等奉谕修造蜀王府，“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濠，外设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蓄水为濠”，表明御河始成初始，主要靠蓄雨水，尚未与其他河系沟通。环绕皇城的“濠”称御河，其河岸自然称为御河沿、御河边，故至今犹有东西御河沿街、御河边街之名。萧墙的北墙为今羊市街、西玉龙街；南墙为今东御街、西御街；东墙为今顺城街；西墙为今东城根街。萧墙“南临金水河，为三桥九洞以度。桥之南设石兽、石表柱各二，红桥翼其两旁”。金河上的三桥均为拱桥，川字并列，1952年拓人民南路广场，将三桥并为一桥，后改为穿人民南路的地下通道。
“二江”似一位哲学大师，见证着朝代更迭，潮起潮落
明代中叶，金水河淤积已十分严重。这些可以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都知府刘侃的一些历史记载中找到印证。他在《重开金水河记》中这样写道——
嘉靖乙丑，侃来守是邦，阅金水仅仅如线。河之深若广才咫尺，雨潦无所归，蜀人患之。
历史又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春，谭纶任四川巡抚，到任后首先“周览锦城”，见金水河荒废，“乃属侃而诏曰：吾将复金水之故。顾酾其流也，孰与溯其源?”某日，谭纶率领藩台臬佥，成都府县及驻军统帅，沿金河实地查勘后，分派成都府县及驻军整治金水河。“明日戊申，万锸俱兴；又明日已酉，渠成而江入隍。”引水渠疏通后，江水进入荒废的河道；“越二日辛亥，汰河之雍，广三尺有奇，其深三之一，而河成。”“匠各以所征至。为石堰一、闸一、桥一于其渠；坝一于其隍。”应征而来的工匠在河渠上建成河坝、石堰、水闸、桥梁各一座。金水河整治后面貌焕然一新，“由是釜者汲，垢者沐，道渴者饮，
者洴澼，园者灌，濯锦之官，浣花之姝，杂沓而至，欢声万喙，莫不鼓舞。”造膳的，沐浴的，口渴的，漂洗丝棉的、浇灌园圃的、濯锦的，浣纱的，纷至沓来，金河之上一片欢腾。
明末清初，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地方武装在成都平原的争夺之战，长达三十七年之久，为成都带来毁城之灾，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清政权巩固之后，倡导水利，首先致力于大修都江堰，雍正八年(1730），都江堰灌溉面积已恢复到七十六万亩，雍正九年（1731），四川巡抚宪德、成都知府项诚着手整修城市水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