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御河疏淘次第竣工之后，项诚深感“善政之垂贵于可久，使无专司分理之人，则日久仍归淤塞，深为可惜。”于是提出加强城市河系管理的七条建议：一是“城河一应事务”由成都府水利同知专管，“成华两县丞，亦经议加水利职衔”；二是“东门水关通船出入，必须依时启闭，应请照旱门之例，交与城守营拨兵看管”；三是“城河新浚”，“难免淤积”，“必得每年淘竣，方能渠通无阻，况已成之功，更可力省功倍，查水利同知衙门都江堰工，每年各县额解一千二百两有奇，请于每岁冬闲，于修理堰工余剩银两动支”；四是加固东门水关，“应请两边添筑护城雁翅，各长丈许，下签木桩两岸，用砖石包砌，以资捍御”；五是改造桥梁，“请将一洞、青石、卧龙等桥，俱照安顺桥之例，改换木桥，以缓水势，庶称利涉”；六是加强河道管理，严禁倾倒垃圾。“请刊木榜示，晓谕禁止，仍令牌头不时稽查，有犯即送该管县丞量责示警”；七是修建水闸，“城河之源，来自郫灌西门外，应请建闸，水大时下闸以防冲溢。但冬月水源稀少，若再仍其直达府河则城河必致浅涸，似应于东水关外河口之处建闸一座，交与华阳县丞管理，一遇水浅，即将闸下板蓄水，毋使外泄”。
民国时期，金河沿岸住户增多，水污染加重。与此同时，水上交通逐渐为陆上交通所取代，金河的通航功能基本消失，逐渐演变成排污泄洪的河道。民国时期，成都处于宋代之后又一个暴雨多发周期，全城频遭水患。民国三年(1914）、十二年(1923)、十九年(1930)、二十年(1931)、二十五年(1936)、二十六年(1937)、三十四年(1945)、三十六年(1947)、三十七年(1948)、三十八年(1949)共十一次暴雨成灾。金河御河沿线更是重灾区，如1936年8月2日《华西日报》称：“大雨从7月31日至8月1日，始渐休止，三十年来无此大雨，酿成水灾。据调查……金御两河水量均高，三桥桥洞已没及半，祸流人家。”
御河的情况更为严重，清代开凿的经小河街沟通金御两河的引水明渠，由东辕门穿东御街至金河的出水明渠均已变成暗沟。南垣河道淤塞报废，御河形成两端连接金河的马蹄形河道。而河道坡缓，水流不畅，藏垢纳污，淤塞严重。1935年调查，全长两千四百七十五米的御河，多数河段宽为二至三米，最窄的仅一米，次年曾疏淘，情况有所好转，以后又逐年淤积，至1945年浊水囤积，臭气四溢，导致瘟疫流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市参议会数次提出彻底清查并收回金御两河沿岸被侵占的土地，并扩宽河面，治理河道，修建水闸，培植树木，建立御河风景区的议案，也曾制定御河风景区的规划，但均未付诸实施，不过一纸空文。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百废待兴。1950年四川省水利局十个测量队分赴府河、南河、金河、御河以及环城水濠进行测量。1952年对御河进行综合治理，形成绕皇城西、北、东三面的马蹄形新河，并由饮马河引水经西马棚街、东门街、平安桥注入御河。御河改造后，河水碧波荡漾，两岸绿树成荫，河内养鱼划船，受到市民交口称誉。1970年御河改建为地下防空工程，1971年金河改建为地下防空工程和地下商场。在成都城区流淌了一千一百一十八年的金河、五百八十五年的御河，相继消失，沉没地下，至今难见天日。市域内城市水利设施不断地在减少，河渠湮没，桥梁消失，池塘填平，水井封闭，空留下六十多条以河、以桥、以池、以塘、以井命名的街道，凭吊昔日城市水利的辉煌。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水作为历史最忠实的伴侣和最好的见证者，与成都兴衰的历史密切相关。她默默流淌着，无声无息，看似柔弱，却无时无刻不在滋润着这一方土地，一方百姓和一方文化，她似一位旁观者和哲学大师，千百年来见证着人类的起起伏伏，潮起潮落。
汉代水井，承接着千年使命
有水就有井，水网上的成都可谓水井遍地。可以说，历朝历代的成都人，与水亲近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家园里的那口老井。究竟成都有多少口老井，恐怕没多少人能说得清楚了。今天，在不少“老成都”的记忆里，还存留在开门就是井，开门就见水的惬意生活里。只是因为自来水的方便，那些老井慢慢地“退休”了，只残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即使如此，今天的成都仍可见到源于汉代的古井，那些古井里甚至还可见水。几年前，我在宽巷子羊角家里看到那口毫不起眼的汉代“通仙井”，凝视良久，对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了自来水，你们家是不是还会在这井里取水生活？”他毫不思索地应答：“那是肯定的。”
汉代的成都不仅生长着浓荫蔽日的桑树，还生产着遍地的水井，是这些水井里舀出了飘香千里的美酒，是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奠定了成都在汉代的雄厚基业。这一时期，成都市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相当丰富。我们从成都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可以得知那个时期成都养蚕、制盐、酿酒、织锦、交通的发达景象，同时也可看出当时的社会和谐，娱乐方式多种多样，有各种形式的宴饮和歌舞表演，以及为数众多的说唱艺人在城市的休闲场所表演。
汉代古井在成都市区范围内有数量众多的发现，而且在已经发现的“古井”中也以汉井居多，它们就像草垛布满田野一样布满壮丽的汉代成都城郭。行走在各种不同年代的文物之间的专家告诉我们，成都汉井的分布规律是这样的：一是盐道街至新南门一带，几乎每两百米就有一口汉井；二是羊市街、白丝街、城守东大街、人民东路、人民南路省展览馆前面、东胜街、包家巷、方池街等区域，三是老西门一环路口至青羊宫一带，这一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发现七十余口汉井，尤其是西门至三洞桥王建墓一带汉井分布最为密集，几乎每隔三至五米就有一口汉代古井。
成都的经济发达，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已经进入前五位。成为当时汉代中国的一座名城。
汉景帝时，一个名叫文翁的人被任命为蜀郡守，他到成都来上任的时候，蜀郡太守李冰已经将成都平原的水系治理得相当科学完备。这个名字中带一个“文”字的地方官，也跟名字中带一个“水”字的李冰一样展现了自己对于成都建设的杰出才华，他“兴学馆于成都市中”。文翁跟李冰一样，具有那个时代地方官员务实奉献的作风，经常带着学官弟子到集市、乡村、街道去体察民情，学习借鉴民间的东西。
成都何其有幸。秦代时遇到水利科学家李冰，汉代时又遇见教化兴学的文翁，他们的精神跟他们所开创的业绩一样，流芳千古。正是有了他们的流芳千古，汉代的成都才有了那么多我们今天也赞叹不已的遗存，正是那些千年物证——比如水井，比如画像砖……真实地复活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我们才看到了盛世汉代的生活模样。
1982年冬天，成都考古学家在西安南路新一村大约三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即发现了五口汉井。由于成都平原“盆底”的地势，成都平原的地面水系和地下水系十分发达，清亮的泉水宛如甘甜的果汁一样包含着这座城市。难怪有专家如是断言，成都自古就是生活在水网上的城市。我们可以惬意地想象，汉代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一定是在吱吱呀呀的轱辘声和井水的清凉中度过的。
成都汉井的深度一般在两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对于现代成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据那些“老成都”回忆，时至民国成都仍有“挖地三尺见水”的说法。可以说汉代的成都人却更方便，只需挖个一两米深的洞穴，清澈的地下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对成都人文地理有着极深研究的肖平先生称，成都人对井的依恋可以用“背井离乡”这样一句成语来形容。离开那口井沿布满绳印、井台布满足迹的水井，就表示这个人已经上路了。在成都人看来，这样的上路是极其痛苦和难舍的。肖平先生分析，成都的汉井又可分为陶井和砖井两种。陶井是用陶制的圈筒套在井中形成井壁，而砖井是用砖头直接垒砌井壁。从发现的陶井圈来看，它是一种成批生产的陶制品，专门出售给市民打井用，有的陶井圈内壁饰有绳纹或方格花纹。考古学家在这些干涸的汉井底部，还清理出卵石、绳纹陶片和素面灰陶罐底残片，它们遗留着汉代成都人的生活方式和气息，散发着朴实温馨的市井之味。井底的卵石可能是打井的师傅故意扔下去的，目的是为了镇住井底的泥沙。而绳纹陶片则是陶器和井壁相撞后，破碎的陶片带着嗡嗡的声音和白花花的水纹溅入水底的。
时至今日，虽然那些汉井已经像废弃的铁轨一样壅塞了、生锈了，但甘洌的泉水曾经养育过一座有理想的城市，曾经培育过一种安闲舒适而灵动的文化。由此可见，考察汉代成都人遗留下来的井，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成都当时的城市布局和人口分布，同时对于复活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远山在《告别五千年》一文中提出了中华帝国史的“五身段”说，把汉代比作一个人的胸膛部位，而明代已经成了腰部以下。先秦是头脑时代、残唐五代两宋为腹部时代、元明为胯部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和印迹。汉代的成都始终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当时全国五大都会中，它开始显现都市生活的情调与魅力，它的特征也凸显出来。
美酒飘香的汉代成都有着特有的丰厚和富裕，正是这样的底气和特质，形成并延续了成都这座休闲城市的传统，一直绵延至今而生生不息。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奠定了千年成都独特的魄力与气质。
深不见底的成都水井
在人类相当长一个时期，“井”其实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命源泉。《释名》对“井”的解释是：“井，清也，泉之清洁也。”一个人离开故土，古人发明了“背井离乡”这个成语，离开那口自己用惯吃惯了的井，就表示这个人已经上路了。
“挖地三尺见水”。成都自古地卑湿地下水丰富，漂浮在水上的成都，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遍布全城的水井。住在城里的成都人家家户户都依赖水井过日子。直到20世纪40年代，成都人都一律吃井水。描写成都甚为权威的《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城内共有水井二千五百一十五口，时城内街道四百三十八条，平均每条街巷达五口井。当时的河水（岷江进城的水）虽然清澈甘甜，但成都人很少有吃河水的，几乎都饮用地下井水。他们也有非得用河水不可的时候，那就是“点豆花”，只缘岷江水点豆花才好吃。其实在那时豆花是奢侈品，人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往往都是有客人或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挑水夫在老成都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既挑河水，也挑井水。茶铺挑水多为包月，住户挑水往往是临时喊，那时每条街道都有挑水夫，而很多城里人不请挑水夫，因为水井说不定就在自家屋檐下。
后来富裕的人家几乎不吃井水了，其一是自来水的出现，再就是成都的水井一般都不深，挖几米便可见水，易与地面或阴沟渗进的污水相混。
河水用途最多的是茶馆，成都是有名的茶窝子，休闲的成都人对茶水的讲究似乎苛刻，泡茶的水一定要河水而不是井水。清末学人傅崇矩在其名著《成都通览》上称，如用“井水烧茶，水面必有油垢一层”，因“味咸而恶”，故而“不可烧茶”。城内井水碱重，口感不好败茶味，茶客们一沾口就品出来了。或许正是如此，河水一般比井水要贵。据载清末井水一挑为两文钱，而河水每挑是十六文钱。
成都籍著名作家李劼人在其名作《大波》中描写清末成都茶铺时，如是写道：“茶馆都要在纱灯上用红黑相间的宋体字标明是河水香茶”，难怪老成都茶铺都有两件宝贝，一是清一色的老虎灶，二是容量甚大的存水的水瓮子。挑夫将一担又一担的河水倒进瓮子里，河水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河沙过滤，最下边的那层清水才可用于泡茶，这一在今天看似行为艺术的物什在外人看来颇有几分神秘。
“从不吃井水到不用井水，甚至到没有井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经历的，今天的成都人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老成都赖武曾如是问答成都。只有当市民陆陆续续搬进楼房，大水缸砸了，水桶挑子干罅了，才是成都人告别井水的开头。再后来，地下水下降，井水枯竭而成干井，伴随着老街老巷的拆除，旧城换新颜，成都人才彻底地告别了水井。
渐渐地，城里人与大地灵性相接的管道在岁月的无情折腾下，悄无声息地堵塞了，永远地远离人们而去。只留下一些与“水”和“井”有关的老街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像水井街、双眼井、诸葛井街、大井街、凉水井街、铜井街、铁箍井街……便是留给后人考证的唯一符号。
为了留下这珍贵的记忆，少城的井巷子里一口仅存的水井旁有如许石刻勒碑纪念：“此井乃康熙年间满蒙八旗军驻防成都时饮水而凿，地处原少城明德胡同清军营房前。辛亥革命后因巷中有此井，改名为井巷子。”
一座城市的厚度与宽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纵横交错的街道间，街道是城市精神的所在，是城市灵魂的庇所。
阅尽似水流年，成都古桥由此浪漫开来
有水就有桥，如果把老成都的桥像汉代的书帛一样一座一座串起来，足足可以串成一车厚厚的书。因为每一座桥的故事，都是老成都的缩影；每一座桥的后面，都会留下一个又一个遥远的传说。这些传说无一不与水密切相连，因为那些桥，那些有着故事缠身的桥，都是为水而存在的。今天，很多桥已经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有一堆故事和一个残存的名字。桥的形状已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慢慢退去，由清晰到模糊，由模糊到淡忘，最后彻底消失……这不仅仅是桥的命运悲歌，更是人类的大不幸。
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有了那些故事和名字，桥的精神生命就还在，只是怕到了哪一天，桥的精神生命也不存在了，既没了躯壳也没了魂魄，那就真正地死了。但我们无法抹杀我们的先人，还有那些先人的先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辉煌足迹，他们和他们手中的桥，都真真切切地在历史上鲜活地存在过。
更为可怕的是，再过若干年甚至若干代人，当我们成为先人的时候，我们的子孙万代或许也会这样忘记我们。有专家残酷地称，中华民族是一个失忆的民族，如果我们连这些历史都不能记住的话，我们真的无颜面对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