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初刊于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新青年》季刊第三期。
哲学的思潮往往是时代的人生观变易之际的产物。譬如法国革命前的百科全书派、启蒙学派，或是欧战前后的复古思潮，都是社会制度根本动摇时的影响。然而每一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思想的争辩都含有阶级的背景。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胡适之
的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这固然是中国“第三阶级”
发展时的思想革命。可是实验主义的本身，在欧美思想界里所处的地位是否是革命的呢这却是一个疑问。
实验主义(唯用主义)首先便否认理论的真实性，而只看重实用方面，“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可是这一个原则，却亦没有抽象的价值。他的应用亦是因时因地而异其性质的。他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他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至于欧美呢，这却纯粹是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
诚然不错，实验主义教中国人自问“为着什么而生活，怎么样生活”在中国是旧制度崩坏，新阶级兴起时的革命标语；在欧美却是旧阶级衰落时，自求慰藉的呓语，因为实验主义给的答案是“怎样应付现状”。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应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中国的第三阶级，要应付军阀的压迫，所以是革命的；在欧美的资产阶级，要应付劳工阶级的反抗，所以是反动的。
中国这样的文化落后的国家，处于国际竞争之间，当然需要科学的知识，以为应付之用，所以实验主义带着科学方法到中国。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实验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否认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他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哲学，尤是“美国主义”。实验主义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彻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
实验主义是什么
詹姆斯说：实验主义的方法，最先便是消弭哲学上辩来辩去辩不完的争论问题。宇宙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这是永久不能解决的问题。宇宙的真实，其实可以不用讨究。实验主义只问某种意见在实用上有什么结果。假使某人认甲种意见为真理，认乙种意见为非真理，在实用的结果上，有甚么区别若是没有什么区别，那就很不用争辩。真正的争辩，只有实用上两种意见有不同的结果时，方有价值。
实验主义的名称——Pragmatism的语根与欧洲文Practic(实用)一字相同，本为希腊字“行动”之意(故又译为唯用主义)。普通的哲学系统，大致都以“静观”作考察宇宙的观点；从没有问及宇宙的变易之可能与必然的，亦没有注意到现实世界的积极精神的。实验主义却是一种行动的哲学。
“实验主义远避一切抽象的不可几及的东西，一切纸上的解决，先天的理由，一切硬性的不可变易的原则，一切锁闭的系统以及一切绝对与原理。他只问具体的、切近的东西，只问事实行动及权力。”(詹姆斯之《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愿意做锁闭的系统。他要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有这方法可以研究现实生活，并且改革现实生活。他的根本精神就是使一切“思想”都成某种行动的“动机”；他时时刻刻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方面及积极性质。这都是实验主义的优点。
然而实验主义的弱点，却亦在他的轻视理论，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论的。
照实验主义说来，一切理论不是解释疑谜的答案，而只是工具罢了。凡是一种理论，一方面是我们对付外界的手段，别方面是一种逻辑的工具，如此而已。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却在于这种知识能否促进我们的某种行动。因此，一切学说的价值，照实验主义的意思说来，只要看他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某种学说假使是有益的，便是真实的；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一切真理都应当合于我们的需要。一切学说的真实与否，完全看他实用上的结果而定。“那一种理论对于我们最有供献，最能领导我们，最能解决现实生活里的各部分的问题，最能综合我们的一切经验，丝毫不爽，这种理论，实验主义方认他是真实的。假使宗教能合乎上述的条件，假使‘上帝’的概念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实验主义又何所根据而反对上帝的存在呢”(詹姆斯)只要对于事实有利益，不管他究竟真不真，这种理论总是好的，假使宗教能“安人心”，那么，宗教亦是真理。
实验主义的意思，以为真理自身并无何等价值。每种学说必须与人的实际需要发生关系，方能成为真理。假使宗教能帮助我们经营实际生活，减少我们生活里的苦恼，那么，宗教亦是真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实际上真理是否能作如此解释呢不然的。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方能是有益的；思想的积极精神必须反映现实里的积极精神。事实上无所用其“积极”的地方，单是我们主观的努力是无用的。一定要客观世界给我们一个保证：保证客观里的一切发展是依定律的，这些定律可以做我们人的行动的指导的，那时方有积极之可能。如今实验主义只问理论能否做人的行动的动机，那就是承认一切催眠术式的学说亦是真实的。譬如说：中国现在要一个好政府，你们只要承认这一个意见，动手去干就好了，不必细问这一种意见，是否客观上有实行的可能。中国政治的发展，社会里各种力量的形势，依社会变易的定律，是否容许好政府式的救中国，也应当考虑一下。
何以实验主义以为一切理论自身本无何等价值这是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建筑在多元论上。“……现实世界若是离了人的思想，就变成很难捉摸的东西。现实世界接触了人的经验之后，还没有定名，便只造成某种观念；或者呢，现实世界还没有被人认识明白之先，能因经验而与人以某种概念。在这种时候，只有一种模糊的绝对的不可捉摸的意象，——纯粹理想上的一种界说。”(詹姆斯)
如此说来，所谓现实世界只是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这种感觉以外的真实世界，若是不和我们的经验接触，那么，他的存在与否，都不成问题。于是我们便能任意分割经验上得来的感觉，使成种种事物、种种关系及联系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念。感觉固然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来，绝不受我们的管束的。可是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凭着这些利益和需要我们来决定：许许多多感觉之中对于那几种感觉我们便注意，对于那几种便不注意。因此，现实世界的内容，可以由我们自己选择。外物自外物，我自我。我凭我的需要，择取外物的观念，我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别人所见的，我现在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我将来所见的。于是外物都成了我们任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凭着自己的需要而设想出来的。詹姆斯说：“……就是在感觉方面我们的精神亦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我们能取此舍彼，这便是感觉方面的界限；注重感觉所得的某几部分，而不注意其余的部分，我们就划出一个先后来了；在这里再整理出一个系统之后，我们方能了解他。总之，我们有的是一块大理石，要自己拿来雕一个形象出来。”在某一现实世界里，我们有几种目的，便照着这些目的制造出一种观念来，这些目的以外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不问。因此，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亦没有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完全是唯心论的宇宙观。他的真理便成了主观的。所以，一切“真实”只是为我们思想的方便而设；一切“正义”亦都是为我们行为的方便而设。
照实验主义的观点看来，假使某种真理，因种种原故而变成无益的，他亦就成了谬见；换句话说，假使原有的目的和需要变了，以前的真理便变成非真理了。人的需要，现实生活的要求，主观的愿望及目的是知识和意见之真否的最高标准。这些目的和需要愈有价值，愈高尚，那么，能以达到这些目的和需要的学说也就愈有价值，愈真实。
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和愿望完全依着我们的利益而定的，所以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再则，各人的利益不尽相同，所以实验主义便只能承认：有几种利益便有几种真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有人以为这种学说和马克思的互辩律的唯物主义很相近。其实不然。
第一层应当注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为：“各种观念是由于各种感觉所引起的；感觉乃是人对于外界环境直接起的反应作用；人的行为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定，尤其是每一社会阶级的行为是如此。”仅仅承认在心理方面说来，每一社会阶级对于自己有益的真理，对于那种能够做自己阶级斗争的好工具的学说格外接近些；却并没有承认一切有益的学说都是真理，亦没有承认人的愿望和目的可以做外物的标准、真理的规范，更没有承认知识的内容是主观的。
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里。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我们对于外物的概念确能与外物相符合。因此，我们要利用外物，只能尽他实际上所含有的属性，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客观的现实世界里所没有的东西，不能做我们行动的目标。现实只有一个，真理亦只有一个。我的观念及思想，当然是刻刻变的；然而这是因为客观的现实世界在那里刻刻的变。却并不是因为我们主观的目的在那里变。照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意义，我们亦在时时刻刻变易外界的现实生活，然而只能依着客观的趋向。我们不能要做什么便做什么：现实生活处处时时矫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观念反映客观的现实很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便不致于和现实相冲突，不致于“碰钉子”。某种意见是真理，并不因为他对于我们有益；这种意见对于我们有益，却因为他是真理，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客观的现实世界确是变易不息的，我们因此要求科学的真理——确定的真理，求此变易之中“不易”，不能象实验主义那样，只能暂时有益于我们的算真理。我们得了科学的真理、客观世界的定律之后，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不能安于琐屑的应付。
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