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知青对我很友好。我经常向他们借书，但都是偷偷摸摸地去那里，因为我是戴帽的专政对象。
农场规定，谁与知青接触，就是破坏上山下乡，可是他们老来看我，我跟他们讲：“我是戴帽子的，不能与你们接触。”但他们不顾忌这些，并对我说：“要看什么书，你就来借好了。”
劳改农场管得紧，场员不可随便离开六队，白天在地里劳动，不可以去周围农村，我要向知青借书，就只得在深夜里偷跑出去。我本是一胆小谨慎之人。但为了借书，却冒天下之大不韪！
深夜十一二点，我躺在床上，听到周围鼾声四起后，就轻轻地从床上爬起，钻出蚊帐，把蚊帐关好，取出一双鞋子穿好下地，平时穿的鞋仍在床下，我装着去小便，偷偷地走出门外，经过四下打量，发现屋子里外没什么动静。
这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出了门就往西边急跑，一口气奔进松树林子里，我听见狗在我的背后叫，以为有人发现，劳改农场每个队都有守夜人，专门看夜里是否有人逃跑。我加快脚步在坟山堆里奔跑，突然我被绊倒在地，顺势我就在地上趴下，观察东边是否有人追来，见无人追，我又翻身爬起赶路。
我急急忙忙穿过坟山堆，又过了独木桥，到了蛇颈塘生产队。
到小齐住处我轻轻敲门。进门后与小齐对坐窗下，在黑暗中攀谈起来。窗纸在抖动，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突然站起，警觉地察看，担心有人跟踪而来。小齐听了听窗外的声音对我说：“不要紧，是风吹的。”
我的心慢慢定下来。小齐点起煤油灯，把我引到他的书架前，我向他借《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牛虻》及唐宋诗词，他很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还专门用报纸包好，交到我手上。
我对他说：“我是不能直接到你这儿来的，过些日子等我把书看完，我会向队部打报告去郎溪买衣物，路过你们这里时，我一定把书还给你们。”
小齐说：“别给你们的队长看到，他们会没收这些书的。”
我说：“请你绝对放心，他们就是拿刀架到我的头上，我也决不交出书来！”
于是我匆匆告别，按原来的路线赶回队里，再摸黑钻进蚊帐。
从此，我经常去知识青年家借书。一天下午收工后，其他人都在休息，我借来的书已经看完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我必须马上去还书。
我的心里着急，不知怎么的，突然胆大起来，借口有一样东西掉在田里，要找它回来，我向小组长请了假。哪知组里的王长发，怀疑我是借找东西去知青处借书，他报告队长说：“孔祥骅跑出去了，他报告东西掉了是假的，其实是到知识青年家去了。”
蔡队长一听说，就指示他们：“你们带绳子，把他捆回来。”
当我还了书朝六队走来时，正看到他们手上拿着绳子向我走来，我心里很害怕，他们恶狠狠地问我：“你老实交待到哪里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说：“我去还书了。”
我迅速地跨进六队的地界，当他们用绳子捆我时，我突然大声一吼：“如果我在逃跑，你们可以捆我，但是我现在是站在六队的场地上，你们凭什么捆我？”
他们居然被我的吼声压倒，没敢再捆我。
蔡队长叫我去队部，他瞪着双猫头鹰般的黑眼向我嘶叫着：“站好，把头低下来！”
我连忙把头低下，这已是我多年来习惯性的动作，可是没等我把自己的脚站正，从蔡队长后面冲上来的张指导员，用他穿着的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鞋朝我猛地一踢。
我差点被他踢倒，赶紧把双脚合并，站得笔直笔直。
“你到哪里去了？”
“我是去还书的。”
“还不老实，还要私跑农村，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还要去毒害知识青年？”
“我只是去还书的。”
“像你这种人，看书看得越多就越反动！到现在还在痴心妄想，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回去写检查！”
这是蔡队长最后的法宝，他每次对我训话后，就叫我写检查，所谓“检查”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蔡认为只要抓到我的不是，就叫我留下白纸黑字的检查，我的检查越多，就永世不得翻身。
我对写检查已无所谓了，反正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慌，死猪不怕烫，这类自我检查对我是一挥而就的，我是宁肯写检查，也不愿站在队部门口罚站……
我拖着被张指导员踢伤了的腿，一瘸一瘸地回去写检查了。
知识青年有时到农场六队队部打乒乓，几个干部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与孔祥骅来往，他是戴帽的反革命，而且没有改造好，不要借书给他。”知青们不理睬这些，仍然借书给我。
知青中有位小冯还给我念过普希金的诗《致西伯利亚的矿工》来安慰我：
请坚持你高傲的忍耐，
在西伯利亚那深深的矿坑中，
你们辛酸的劳动并非徒然，
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
这是我在中学时代语文课上学过的诗，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普希金的诗，我听了很感动，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小冯认为我被打成反革命是不公正的，这些过去的红卫兵，现在的插队青年，由于生活处境的变化，他们也从造反的狂热中冷静清醒过来，插队农村后，过着清苦劳累的生活，对于世间的一切，也渐渐看个明白，因此懂得了真诚地与人相处，像朋友一样待我，自从认识他们以后，多了一些知青朋友，我的生活似乎变得有了些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