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我又去复旦朱先生那里，他交给我一封信，叫我拿着去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李俊民先生，信的内容如下：
俊民同志：
久未晤谈，甚念。
兹有一事奉读者，有孔祥骅君，在动乱时期，曾以种种藉口下放安徽广德。其后虽调任教师，直至年前，方能回沪，户口问题，一时未能解决，最近落实政策，但工作尚难确定。负责当局，曾有“如能找到下落，即予开放绿灯”之说，但茫茫大海，如何捞针？孔君自称只求效力有路，能否发放工资，在所不计。在社会主义时代，当然无此一说，但其愿意工作，可以想见。
孔君成就，我略知一二，大约相当于文科大学学生，写作能力及文史知识不在一般水平之下。在古籍出版社对于人事安排，目前或难于作出决定，拟请在需要社外协助时，酌予照顾，俾得一成长之机会，日后如有需要，再就其工作能力及服务态度，决定能否正式录用。
如此则于国家培养人才之盛意，似亦有补。
冒昧进言，至祈曲谅，专此奉白，顺祝 健康！
包副社长及社中负责同志同此问候，恕不一一。
东润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李俊民是朱先生20年代在南通中学的学生，朱先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持我，使我非常感动，我想这封信交给李先生我就看不到了，我到人民路照相馆，问是否能翻拍，他们说：“可以，要三块钱。”我咬紧牙关，从生活费中抽出钱把这封信拍下来。
我带着这封信去古籍出版社，出版社出来接待我的是魏同贤先生，他说：“李先生在家里。”他是李先生的助手，山东人，我告诉他我的情况、经历，他听后很同情，他说他会与李俊民先生联系。
他与李俊民先生通电话联系后，告诉我：“李先生叫你明天去，他住在吴兴路。”
第二天，我穿上自己唯一整齐的蓝色中山装，到了吴兴路。李先生家住底楼，家里布置整洁简朴，都是书，李先生让我坐在沙发上，他打开信，点了一根香烟，李先生看信时非常仔细，两眼凝视着信，一字一字地看，香烟几乎要烧到手，还不知道。
看完信后他问了我情况，又问起朱先生的身体，他说：“他现在每天还在工作吗？”我说：“我每次到他家里去时，他都在工作，伏在桌子上，正在写《杜甫叙论》，打算写《陈子龙传》。”
他说：“朱老师身体比我好，他现在还能工作，我就不行了，我1925年在南通中学读书时，是他的学生。我们古籍出版社也超编，办公室很小，办公桌都放不下，去年进来一批人，现在进人比较困难了，要进人光靠我们不行，还要问市人事局，你是否可搞些外包工作，放在家里做，以解燃眉之急。”
他在桌前坐下，拿起笔纸就写信，他将此信与朱先生的信一齐交给我叫我转交当时古籍出版社的副社长包敬第先生，我把这封信抄下来了：
敬第同志：
朱东润老师介绍孔祥骅先生来见我，谈到他本人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他古籍现在进人很困难，但如朱老师所说，能否为古籍先做些社外辅助工作，请您和老戚考虑。孔先生的困难属实，如能予以援手，也是一件好事，望尽可能给予照顾。
朱老师来信转陈一阅。
专此，致以敬礼！
李俊民手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八日
不久，古籍出版社校对科长交给我一些校对稿件，他对我说：“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里，你已四十岁了，年龄不等人，明年我们又要调整机构了，你赶快抓紧时间找工作。”
我听了这些话很难过。自此之后，我每天晚上校对，白天继续跑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