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求工作,我四处奔走,到市政府接待处上访,找《解放日报》等媒体反映……
1982年底,外滩 市政府接待处门口挤满了人,这里有支内回来的,有平反后得不到政策落实的,有插队回沪得不到工作安排的,有摘了右派帽子要求安排工作的,几乎每天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那天的外滩市政府,好像出了什么事,许多人围着,一个约四五十岁的人在讲话,他说:“同志们,落实政策要一步一步解决,不要讲我没办法,就是国栋同志也不可能给大家一下子解决。”
我感到他讲话口气与众不同,等他讲完后,我走上前去对他说:“你刚才讲的话给我许多鼓励,平反冤假错案,只有共产党能这样做,我也愿与国家共渡难关。我很想为四化建设出力,但我没有工作,你能找时间与我交谈一次吗?”
他说:“可以的。”
我说:“我这里有一封信给陈国栋书记,你能帮我转交吗?”
我的包里装满了许多写好的信,这些信内容一样,只是称呼不同,有的寄去,有的面呈,这些信发出去后,大都石沉大海,然而我还是不得不继续将信交给眼前遇到的这位干部。
我又挤进《解放日报》,门口也是人满为患,接待我的是一个女同志。她说:“你能不能写一个东西,明天交给我。”我回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第二天一大早就交给她。12月1日,我收到了《解放日报》给我的回信:
孔祥骅同志:
来信收到,你反映一情况,我们已经在内部刊物上摘要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欢迎你经常来信来稿。
此致
《解放日报》群众工作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信中还附带了一份内刊中发表的文章校样给我:《一个被平反者的痛苦呼声与迫切愿望》。
内参是《解放日报》内部刊物,是给各区委书记、市政府领导看的,我想这对解决我的工作问题肯定有利。
我带着《解放日报》内参,又冲进《文汇报》报社接待室,我对记者说:“我要向你们作公开讲话。”我很激动,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
接待我的是张楚良先生,他听我说完后也很激动,我后来知道他是负责报头的美工部编辑,他说:“你与我年纪差不多,我对这件事非常感触,我们坚决支持你,一定帮你解决问题。你再写一份比《〈解放日报〉内参》更详细的东西,我们要为平反冤假错案鸣锣开道,你已承受了二十年的不公正,现在工作再不给你解决,社会对你太不公平了。”他叫我写好材料后交给他,由他交给总编。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