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玉莲过了半夜才上床。玉莲上了床，脱了衣服，关了灯，却又不睡下。玉莲用两手抱了两腿，将脸抵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呆坐着。那夜是个大月亮夜，西北风溜过窗棂格，发出细碎的声响，树影鬼魅似的在墙上舞动着。月光里玉莲的脸色很白，像纸，像墙，也像石头。我突然害怕起来，就爬过去偎到玉莲的腿上。玉莲将棉被抖开，在我们身边实实地围了一圈。在这样温软的包围中，我们坐了很久，却没有说话。后来我伸出手来寻找玉莲的手。我一把摸到了玉莲掌心一个硬硬的物件，这个物件已经被玉莲的体温捂得几乎有些发烫。
那是一把口琴。
玉莲是第二天下午回龙泉的。
从前我淘气的时候，玉莲也多次说过要走的话。我当然知道那只是一种威胁。可是这次玉莲什么也没有说。然而当我看见玉莲在收拾那个红花细布包袱的时候，我一下子意识到事情已经完全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那天玉莲像往常一样喂我吃午饭。我的菜依旧是分开单做的。那天我吃的是米饭和鸡蛋豆腐羹。我一辈子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鸡蛋豆腐羹，又白净又松软，上面铺了一层碧绿的油汪汪的葱花。我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像家里那只猫那样把碗舔得干干净净。那天我从那碗豆腐羹里尝出了一种久违了的味道，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那是盐味。我妈惊异地对玉莲说：“什么时候见她这么吃过饭？总得哄上半个时辰才肯吃一两口的。”玉莲看着我笑了一笑，没有说话。我也看了玉莲一眼，没有说话--这是我和玉莲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收拾了饭碗玉莲蹲下身来，掏出兜里的手帕给我擦嘴巴擤鼻涕。“阿玲你是大孩子了，小孩子才哭，大孩子是不哭的。”后来她站起来，也不看我妈，低头盯了脚尖，嚅嚅地说：“陈同志你放心，我这次回龙泉，这事就算了结了--看把你们连累的。”我妈叹了一口气，说：“别怪我们，都是为你好。那地方太苦，不是我们南方人去的。”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钞票，硬往玉莲手里塞。玉莲死活不肯要，两人推来推去的，直推得面红耳赤起来。后来我妈指着我，说：“去，叫玉莲阿姨收下来。”我走过去，抱住了玉莲的一条腿。玉莲哑哑地叫了一声“阿玲”，才将票子揣进贴身的衣兜里，回屋拿了包袱就走出门去。
玉莲走的时候穿的还是那件葱绿灯芯绒棉袄，那条海蓝灯心绒棉裤，那双黑布棉鞋。她的眼睛微微有些红肿，可是她颊上的酒窝使她的脸看起来依旧像藏了些隐隐的笑意。一切似乎都和她来的那天一样，而一切又都不一样了。来的时候玉莲是一张白纸，去的时候这张纸上已经有了景致了--而且是很深的景致。
我倚在门口看着玉莲跨下门坎，走到街上。她走过了一棵树，又一棵树。当她走过第五棵树的时候，我终于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她停了一停，却没有回头。风呼呼地撩拨着她的辫子，后来她的棉袄就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绿点子。
玉莲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半年以后，我们突然收到了一个盖着青海邮戳的包裹。包裹里是两件手织的女童毛衣。一件大红，一件翠绿，红的那件前襟缝了一只鸭子，绿的那件袖口绣了两只白兔。毛衣口袋有一个小信封，信封里是一张用薄信纸包着的两寸黑白照片--是玉莲和兵的合影。兵依旧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只是没有了领章和帽徽。玉莲梳着两根粗辫子，穿的是一件花夹袄，脖子上围了一条纱围巾。两人坐得板板正正的，肩抵着肩，脸上阔阔的都是藏不住的笑。
信纸上却没有一个字。
我妈拿了照片翻来覆去地看，看完了就感叹：“到底还是没断了。”我爸便摇头数说我妈：“你管他们呢。苦不苦的，乐意就行。你跟着我受得苦还少吗？偏你乐意呢。”我妈啐了我爸一口，却又忍不住笑：“你说玉莲这丫头是不是长得有点像王丹凤？”
后来玉莲断断续续地和我们通过几封信，信很简单，都是些问好的话。关于自己的情况，她一笔带过，没有细说。倒是从王阿姨那里，我们辗转听到了些故事。欧阳青海复员后回到原籍，分配到县城的一家伐木厂工作。玉莲是从龙泉家里偷偷跑出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青海成婚的。玉莲在龙泉的娘家伤透了心，就一直不肯认这个女儿。直到玉莲生下第一个孩子，满月后两口子带着孩子回龙泉认亲，娘家人见生米已经煮成了大熟饭，才渐渐恢复了联系。
玉莲的头胎是个男孩，跟着他爸的名字叫了小海。第二胎是个女孩，也跟着她爸取名叫小青。玉莲做了娘之后，就一心在家带孩子。幸亏欧阳青海的工资不算低，一家人日子凑合着还过得下去。只是没过上几年太平生活，家里就出了大乱子。欧阳青海在厂里卸货时被一根木头压伤了腰，县城省城都去过，治了好几年，时好时坏的，就成了半个废人。厂里虽然每月发些补贴，孩子一大就不够用了。玉莲只好靠给厂里的工人浆洗、缝补衣服挣些家用。偏偏祸不单行。女儿小青10岁那年，突然得了脑膜炎，被厂里的医务室给误诊了。后来找了辆板车将孩子推到县医院，在半路上就断了气。玉莲哭女儿哭伤了身子，精神头就大不如前了。
我妈每次和王阿姨说起玉莲来，神色就免不了有些黯然。都叹红颜薄命，女人长得出挑些，一生就多坎坷。不如那长相普通平常的，反倒能过一辈子太平日脚。
玉莲那次在温州住了5天，我妈拿了200块钱，让我带玉莲上街买点东西。那时温州的个体企业已经很发达了，国营商店倒是门可罗雀。我领玉莲去了一个叫妙果寺的个体商场，在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女装世界里玉莲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我挑了几件衣服让她试，她比了比就放下了，说：“这么小的腰身，给小鸡儿穿还差不多，人哪里穿得进去。”周围的人听了，都窃窃地笑--玉莲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鸡”这个词在南方文化里的含义。后来她就直直地朝童装店铺走去。她在童装店铺里呆了很久，大大小小春夏秋冬四季的都买了几件，捆起来就是沉甸甸的一包。我问玉莲买这些衣服做什么--小海才上高中，离做祖母还远呢。玉莲说是买回去做样子的--她想开个童装剪裁铺。我建议她不如做批发生意，转手快，又有我哥在这边帮她订货、发货。玉莲连连摇头，说：“他爸这个身体，我哪脱得开身来做大事，只能在家里小打小闹的。”
买完衣服，我问玉莲还想去哪里转转。玉莲顿了一顿，才说你带我去老地方看看吧。其实市委机关两年前就迁到新城区了，当年的旧址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建筑工地。我们转了几个圈才找到了从前的家属区。那个家属大院早连根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拔地而起的高级住宅楼。楼才起了一半，钢筋混凝土隔成的方块里，不时地有人在走来走去。那个自来水龙头还在，却早锈得斑斑驳驳的，拧不出水来了。那几级石阶也还在，只是爬满了暗绿色的青苔。玉莲从衣服堆里抽出一个塑料袋，扯开了铺在台阶上，我俩就坐了下来歇脚。天色晚了，太阳像个硕大无比的火轮盘，坠挂在楼顶上，将楼抹了一头一脸的血。风一起，就有黑压压的一片鸽子，呼呼地从头顶飞过，鸽哨声嘤嘤嗡嗡地响了很久，不绝于耳。
“阿玲，你有相好的吗？”
玉莲突然问我。
玉莲在青海呆了这么多年，话语里自然带了些北方腔调。听到“相好”这样的词，我忍不住想笑--这个词让我无法不产生一些粗俗的诸如野合之类的联想。可是那天我并没有笑。不知怎的，我就和玉莲说起了铁木辛。
铁木辛是电机系带职研究生班的学生，蒙族人。我们俩是在组织学校的国庆联欢时认识的。他是唯一一个不肯哄我的男人，所以他就成了世上唯一一个让我动心的男人。我们已经暗地里谈了两年的恋爱了。今年年初他结业回到了赤峰，我们炽热的联络在我毕业前夕突然冷却了下来。我知道这是铁木辛在试探我。铁木辛祖祖辈辈生活在赤峰，他绝对不会离开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我们之间唯一的可能就是我毕业后也去赤峰。铁木辛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所以他把这个选择完完全全地丢给了我一个人，他要我独自为此承担所有的责任。其实我一直都在期待着他的一声呼唤，有了他的呼唤我会跨越万水千山义无反顾地投入他的怀抱。
可是他一直保持着沉默。
玉莲听了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没找你就好。你哪抗得住他来找你呢？赤峰那个地方，咳。”
我愣了一愣，才问玉莲是不是后悔去了青海。玉莲不说话，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丝来，慢条斯理地卷了一枝烟。卷好了，放进嘴里，才含糊不清地笑了一声：
“你说现在这些兵，哪能和那时候比呢？”
评论：“水做的女儿”张翎
陈瑞琳
第一次见张翎，是在多伦多城边上的一个绿山坡。张翎从她的诊所里风一样地旋出来，穿着一身水蓝的长衣裙，我就蓦然想到水了。后来几次见她，身上的颜色总是鲜亮而单纯，清爽间漫溢着水的柔和。我想她是爱水的了，果然书里就离不开水，除了早年母亲河畔的频频痴望，笔底下就算是到了海外的阡陌城堡，也还是蘸着些水气，就是写人，无论工笔或写意，总让我觉得有几分潮起潮落的湿润。都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张翎，这个祖籍温州、跃然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寒窗里跳出的女子，骨子里除了水气还有天然的淑气，水的灵动温婉再有书卷的明慧清丽，那真是女人见了也要倾心的风雅。
加拿大，中国新移民的一方沃土，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张翎，像一个不肯落俗的凌波仙子，飘然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海岸。这个时候，她发现终于能超然地回首那如烟的往事，能坦然地亲吻那故乡热土的一草一木，她生命里所有的无垠幻想如今都化作了文字的激情，她才明白原来冥冥中命运的移植就是为了完成这幻想的使命。
一路走来的张翎，寂寞而坚定，孤独却欢欣，默然前行中听掌声从远方响起。她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1988年获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英国文学硕士，1993年获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听力康复学硕士，尔后成为多伦多一家听力诊所的医师。这中间10多年移民沧桑，此中甘苦唯有她心知。张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执笔小说创作，首部长篇《望月》即出手不凡，让她在海外文名鹊起。之后有中篇《江南篇》《寻》《丁香街》《花事了》《梦里不知身是客》等，短篇则有《警探理查逊》《团圆》《盲约》《女人四十》《遭遇撒米娜》《瓶》《沉香》等。《交错的彼岸》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可谓厚积薄发，文坛为之侧目的又一个里程碑。2003年，张翎再推出她的第三部长篇《邮购新娘》，奠定她实力派一线小说家的海外地位。2009年，张翎再以千钧之力，推出长篇新作《金山》，一举登上了当代华语小说的制高点。
再看张翎，一个神秘又透明的女人，神秘是她的文字，透明是她的做人。清丽端庄的外表掩藏着的却是她灵魂深处无尽悠远的悲凉。多思善感的心使她超乎常人地体味了情感生命所赋予的悲欢离合，交织在身心的千重渴望于是衍变成文字的慰藉和宣泄，生命中所遭遇的身心灾难又使她在重生后加速地在文字里跋涉。她的心里显然有无法言喻的“痛”，她把“写作”比喻为“飞翔”，她说：“飞是一种伤痛，落地也是一种伤痛”，但她感激这种“伤痛”，因为“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由此，她把人的有限生命的尝试转换成了创作的无限体验。
在北美的新移民文坛，历史苍变，时空转换，二十几年来，斑驳的异乡故事如雨后春笋，但是，情感的焦躁总流露在文字的粗砺急迫，真正稳健风格的作品并不多见。然而，读张翎的小说，迎面而来的是一种遥远的冷静，是距离感的清凉，像是一个尘外的人娓娓诉说着尘内的故事。从《望月》里的上海金家大小姐走进多伦多的油腻中餐厅，到《交错的彼岸》中那源于温州城里说不清道不白的爱恨情仇，再到《邮购新娘》里那一曲波澜跌宕的“乱世佳人”的红尘交响，其中穿插的缘起缘灭、情生情绝，张翎是刻意地铺远了纸，举高了笔，再融进她生来女性的坚韧与宽怀，把这个时代风雨交加的异域故事写得如此辽远，如此具有《红楼》遗风，让暑热的北美文坛顿时有了秋的纯熟和清爽。
中国的小说家多善写史，忧患苦难，讽世讥时，当代作家中的男性犹长慷慨悲歌。然而，女儿家张翎写春秋，用的却是温婉的曲笔。悲伤的故事太多，人性被剥离成碎片，但谁又能抗得了命运呢？这命运就是历史。人是这样的渺小，碾在尘里，张翎只是小心地剥给我们看那蒙在土里的几瓣清香。张翎写史，总有些不同寻常的心平气和，她从不控诉，更无显山露水的批判，至多是些怜惜，少许无奈。淡笔写来，却是丝丝震撼，把个时代的“风云录”纳在绣枕之上，看去玲珑，囊里却惊涛骇浪，堪为女作家春秋史笔的奇韵。
长篇新作《金山》，写的是人，苦难的人，苦难的中国人，苦难的早期移民的中国人。《金山》是中国人的海外秘史，所谓“秘”，就是走进了心灵，走进了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灵魂，古往今来，最深的根底就是对“苦难”的“忍耐”。一个“苦”，一个“忍”，张翎写到了极致，写到了“人”的极限，或者说超出了“人”的极限。那就是对苦难生活的共同隐忍。方得法在海外的生活以及妻子六指在广州乡下的苦难并无二致，所谓“金山”，所谓衣锦还乡仿佛是一种泡影，是一种盲目的希冀，是一种历史的虚妄。
作为北美文坛百万多字的资深作家，张翎的目光从未游离过“乡土”，但她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她的精神骨髓里有张爱玲的生命无常和人世的荒凉，文字里有《红楼梦》的心平气和，浓郁的审美情趣里充分洋溢着“海派文化”的积蕴内涵，人格力量的最后才是温州人打拼的性格倔傲。中国文坛的“海派”，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吐故纳新，磨砺出一代又一代纤柔婉约的作家，正犹如那一茬又一茬落地的麦子。张翎的可贵则在于她努力建构一种阴柔婉约的女性叙述方式，但却始终保留了小城人生性俱来的淳朴和对人世间深深的眷爱，这种“爱”的力量又使她与张爱玲的“冷眼”严格地区分了开来。
短篇《玉莲》，写的是记忆深处的人物风情，文字的心平气和，正折射出人世本来的荒凉。透过岁月的雾霭，张翎让我们的心蓦然间潮湿起来。向来善于驾驭长篇巨制的张翎，她的短篇更加是浓缩的风景，浓缩的温暖和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