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人的时候，她才真正放松下来。她知道怎么看“七月巧云”，喜欢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她喜欢微风中藤椅上的惬意时光，喜欢雨夜闪烁的霓虹灯，喜欢坐在双层巴士上伸出手去摘下翠绿的叶子，她有属于自己的欢愉。可是，她无法避免与人接触，无法走出母亲挑剔的目光。她常常感到异常的孤独。独自站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走过来走过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切割着蓝的天，尖利的线条与断然的块面。她仰起头来望向刺目的阳光，感觉自己仿佛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被不知名的主宰裁判着，内心充满了惶惑，不断交替的自夸与自卑。她将这一时期的尴尬，一个早熟少女敏感的内心世界，都写在了参加《西风》杂志征文比赛的《天才梦》一文里。那次大赛是1939年底举办的，《天才梦》获得了名誉奖的第三名，刊发在1941年第4期《西风》上。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这位十八岁的少女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精辟之语：“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摆脱当前困境的唯一方式，是留学——靠自己的本事考到伦敦大学。她在学习上花了力气，她的作文是出类拔萃的，她能很快地领悟老师的意思。在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她考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
似乎，梦想就快成真了。留学的钱，母亲已经准备好。护照也托人办妥了，从重庆寄来，沉甸甸的一小本，母亲难得地冲她露出笑容，调侃她，“这要丢了可好了！在外国没有护照，又不能住下去，又不能走，只好去死。”
母亲告诉她何干要走了，想见她最后一面。约在静安寺的电车站。张爱玲留出时间，去车站对街著名的老大房，将剩下的一块多钱买了两色核桃糖，油腻腻的两只小纸袋。她笑着递过去，何干没有笑，将两只油纸袋收进宽大的蓝布罩衫里，不见踪迹了。十多年的主仆情意，这两只小小的纸袋是无法回报的，可是她再没有多的能力了，这是她所剩的全部。
张爱玲刚刚配了眼镜，镜片后的何干有一点陌生，想来何干看她也是一样的。何干的鬓发皆白了，举止也不再是以往那般利索。她望着张爱玲，“大姐你学堂那只箱子给我吧？”张爱玲一怔，忙点头应了，那是学校定做的专门放零食的小铅皮箱子，上面写着个人的名字。读中学时，何干每周都会去学校给她送零食，拿换洗的被子衣裳。离开父亲家后，被何干同那只首饰箱一起藏下来，才没有被后妈拿去分给人。
因了她的任性，这老佣人是无法做陪房跟着她去享福了，只能告老回乡，走自己的路。张爱玲知道自己亏负了她，知道这是永别，可是两个人都没有眼泪。她看着她坐上电车，满头的花发随着“叮叮铃铃”的电车消失在视线里。也许，坐在电车上的何干，会拿手抹拭两眼，在心里叹一句，“真是冷心啊！”
她只求脱身，没有心力顾及其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