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齐备了，还是走不了。“再等等看吧，听说要打起来了。”那个据说一年到头冷雨、黄雾、下午就黑了天的遥远的国度，也无法逃脱战争的阴影。毕竟是母亲，不放心她去异国冒险。
舅舅家的两个表姐要出嫁了。她陪着她们买衣料，试衣服。站在霞飞路的商店橱窗前，木制模特的脸在霓虹灯下隐现，倾斜的帽子上斜插的羽毛，两人用羡慕的目光去看，呵气喷在冰冷的玻璃上映出毛茸茸的花。
公寓里忽然静了，她和姑姑两个在家。心情都有些低落。姑姑突发奇想，“想吃包子。自己来包。”马上动起手来，四只糖心芝麻酱包子蒸出来，热气腾腾的，两人脸对脸吃。家里没有发面，包子皮有些硬，姑姑大口嚼着，“还不错”，张爱玲也觉得这馅子好，满嘴热乎乎的，不知怎么忽然流下泪来。这样的时刻，已经有多久没有过了。去舅舅家吃饭的时候，母亲多半会清炒一碗苋菜，梅红的菜色汪在油汤里，她小心翼翼捧着过街，拿去舅舅家。有时候，她觉得与姑姑的亲切更胜过自己的母亲。是因为不必向她伸手要钱的缘故吗？雾气蒸腾，她拿手悄悄擦去眼泪，姑姑没有察觉。
办过了喜事，母亲准备请人来家里喝茶，张爱玲病了。她满心歉疚，似乎病得不是时候，故意打乱了母亲的计划。公寓本来就小，高烧不退的张爱玲搬到客室，与姑姑对调。床边放着个呕吐用的小脸盆，这不洁的象征愈发加重了张爱玲心里的愧疚。母亲负气地走进来，“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这话已经磨得耳朵和心生出了茧。张爱玲知道母亲不过是发泄罢了，该花的钱还是会花。请了德国医生来为她瞧病，是伤寒，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单人病房。
夜里，隔壁女人的呻吟穿透墙壁而来，断断续续的，早晨方才安静了。看护进来，低声说，“隔壁也是伤寒症，死了，十七岁。”那一年，张爱玲也是十七岁。只是她觉得自己不像，有时像十三岁，有时像三十岁。姑姑许诺过的“等你十八岁给你做点衣服”，已经那么久远了，可十八岁还不肯来，仿佛故意将她搁置在这满布细小坎坷的路途上。
伦敦大学无法去了，欧战开始了。满世界都不安宁。她改入香港大学，退而求其次的解脱也是解脱。送别的人只有母亲和姑姑，在码头遇见补习班的一个同学炎樱，同样录的香港大学，母亲拜托她照料张爱玲，拜托了又拜托。张爱玲在一旁看着，说不清自己的心情。送行的人不许上船，她们笑着与她握手，礼貌地告别。英国式的礼节。
走进舱房，行李已经安妥地立在那儿。炎樱约她再去船舷告别，亲人还停留在码头上。她不去，相信“她们已经走了”。终于可以告别她这样一个负担，她们心里想必充满了愉悦吧。
船舱里只剩下她。汽笛忽地鸣响，震彻心扉的“嗡——”一声。她在这沉重而悠长的声音里仆倒在舱位上，大哭起来。
船在移动，上海正在船舷外缓慢离去，向南，向南。
她正在远离的、业已告别的，是比前路更寥廓的一片废墟……
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尔也有澄明的
使人心酸眼明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
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
坐在硬板凳上，打一个冗长而艰难的盹
乙字形的台灯亮着。乳黄色的球形玻璃罩，映在清晨灰蓝色的海面上，画面有些妖异。张爱玲伸手按灭了灯。这台灯是在上海买的。自从得了转入香港大学的通知，母亲就开始研究这所学校的章程，知道宿舍里只有台灯是自备的，便去百货公司花三元钱买了一个，冒着打碎的危险装在箱子里带来。
这灯总像一种提醒，仿佛母亲讶异而责怪的目光时时在注视着她。
炎樱和同学隔着宿舍的板壁，躺在床上一问一答。逢到炎樱回答时，她总是不自觉地抿细了嗓子，透出一股不自信和悲意，小声地一一报出骨头的名字。她学的医科，去年还留了级。张爱玲准备下楼时，过去问她走不走，她还赖在睡袋里，她母亲怕她睡觉时掀掉被子给她买了这个睡袋。她做事似乎从来不急。
张爱玲拿着钢笔、笔记簿、墨水瓶走进食堂。在这所橡胶大王子女就读的学校里，她天天拿着墨水瓶去教室，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让人侧目。学校依山而建，房子下面坐着高高的石头地基，地下室不住人，怕潮，停汽车用。食堂就是汽车间改建的，对开排门打开来，正好面对着大海。乳白色粗壮的方形柱子，亮红色的方砖地面，浅粉色仿大理石长桌。桌旁已经坐满了人。日历上写着1941年12月8日，今天是学校大考的日子。食堂里显得比平时喧闹，大家的情绪似乎都有些反常。从内地来的两个女生，素来不合，为一张报纸争吵起来，将报纸撕得粉碎。
忽然传来“轰轰”两声。张爱玲抬起头，从对开排门望出去，鸭蛋青色的大海和天空，虚虚地浮一排小岛的剪影，仿佛一群逶迤相跟的乌龟，三三两两的。天空上掠过硕大的乌影，是飞机，飞得很低，似乎沉重得天空快托不住了，随时会掉落下来。一个高年级的侨生叹道，“又演习了。”
远处的地平线上，一辆飞驰的汽车爆炸了，冲击波累及路过的汽车，一连串的停顿与颠簸，但是很快驶离了视线。张爱玲心里一紧。又是“砰砰砰”几声响，从海上飘过来，因了距离迢远而不觉猛烈。大家齐齐朝外看去，嬷嬷低着头笼着手走进来，脸抵紧白领口，挤出敦实的双下巴。她的一双黑眼睛在浓眉毛下睇视着众人，声音平静，“大学堂打电话来，说日本人在攻香港。”
刚刚还被考试的紧张气氛所笼罩的食堂，被另一种更鲜活、更跳跃的恐慌占领了。身穿淡粉红色薄呢旗袍的一个女生先叫起来：“糟糕，我家里在青衣岛度周末，不知道回来没有。”她奔去打电话。嬷嬷拦住她，“电话不通，到处都在打电话。刚刚给修道院打也打不通。”
“嬷嬷，是从九龙攻过来的吗？”“嬷嬷，还说了些什么。”众人七嘴八舌，像打翻了一屋子的乐器，广东话、英语、国语，只有张爱玲一动不动，像一块被冰冻住的石头，喜悦正在她的身体里翻涌。她不想露出欣喜的神情。这学期的近代史，她不知怎么念不进去，大概是觉得太近了，反而失去时间的层层遮蔽所带来的朦胧质感。报纸上的时事看起来灰蒙蒙的，索然无味，不能吸引她。她总觉得不真实，内里应该另有一番情由。上半年拿到了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下半年看来是无望了。心里正为今天的大考惴惴不安呢，可巧日本人不早不晚地攻来，算是解脱了她。
进入港大，她是必须刻苦的。不好好读书的话，就什么都不会是自己的，对不起母亲为她花的那些钱。她有一种天赋，擅于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每一门功课都考第一。一位教授说，给她的分数是他教书十多年来最高的。拿了奖学金，就有希望毕业后被送到英国去读书。
家在香港本地的女生，都跑上楼打电话回家，剩下的涌到窗口、门口去瞧。没有飞机，只看见花匠站在铁栏杆外面陡陡的斜坡上，手搭凉棚望向海面。斜坡上赤红的松土里排列着一棵棵生菜，仿佛巨大的绿色玫瑰形花苞。
炎樱这时才下来，倚靠在栏杆上，倒仰着头吃三明治垂下的一缕炒鸡蛋。一个女生指着矮墙上晾的修女的白包头，“嗳，这白布还是收进来吧，飞机上看得见。”几尺见方的白布浆得笔挺，贴在铝质包边的薄板上。触目的一片白。
嬷嬷走出来大叫，“快进去，快进去！危险！”没有人听她的。她只好转而冲着马来亚来的两个侨生叫，她们都是从家乡修道院办的女校毕业，习惯服从的，果然，苏雷珈和另一个侨生微笑着进去了。嬷嬷冲着花匠叫喊，“把排门上起来！你们就待在地下层，这里最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