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出生乡村贫寒人家的江南才子，自身经历也颇为传奇。他在杭州蕙兰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考取杭州邮务局做邮务生，只干了三个月就因与局长作对被开除。二十一岁那年，他北上北平，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做抄写工作，无事时旁听了不少课程，天资聪颖的他后来回到家乡任教，而后南下，辗转多地做了五年中学教员。内心自负的他不甘于平庸的教书生活，关切时政，为军阀效言而受到军法审判，遭到三十三天监禁后，被白崇禧礼送五百元钱离开广西。此事虽谈不上光彩，却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中华日报》邀他撰稿，几篇时事文章又被日本刊物翻译转载，声名日盛，竟被《中华日报》聘为主笔，后又到香港《南华日报》担任主笔，一直为汪精卫一派器重。汪精卫有意栽培他，亲笔书信慰问他，派心腹到香港看望他，又将他的薪水提高数倍，还另外给了2000元机密费。汪精卫政府成立后，他更是如鱼得水，先后任过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当过汪精卫的机密秘书，是“公馆派”的重要人物，一度红极一时。
可胡兰成毕竟是放荡不羁的一介文人，并非职业政客的对手，在政治博弈中他并无多大优势，唯有一支笔杆可以在纸上生花，渐渐地他淡出了汪政府的核心圈。由衰入盛易，由盛返衰难，不甘落寞的胡兰成又转而与日本使馆官员频频接触，其文章不少被译成日文，引起了各方关注。这些文章与他曾经效命的汪精卫政府并不相合，恰逢汪政府与日本人之间处在矛盾丛生的微妙阶段，胡兰成被监禁起来，失去了自由。
不知张爱玲是为一份知遇之恩，还是两人确实前世有缘，不爱抛头露面、招惹闲事的她，竟随苏青一起去周佛海家说情，希望能解救胡兰成，没有结果。后来，还是一个日本顾问拿着手枪冲进看守所，胡兰成才被释放出来。
出狱后回到上海的胡兰成，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向她索要张爱玲的联系方式。在监狱里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这个文学奇才，托了监管的人去买文学杂志，靠看上面张爱玲的文章熬过难挨的时光。苏青告诉他张爱玲素来不见陌生人，胡兰成再三恳请，苏青犹豫半天方才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张爱玲的地址，这时张爱玲已随姑姑搬入了常德公寓（爱丁顿公寓）。胡兰成捧着纸条，连自己的家也顾不上回，迫不及待地登门去拜访。
虽然有之前种种没有谋面的“交道”，张爱玲还是秉持自己的原则，没有给胡兰成开门，只从门洞里向外张望。胡兰成不甘心无果而返，从门洞里递进一张纸条，自报家门，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这一夜，想必两人都无法安眠，胡兰成尚有住在上海美丽园的第二任妻子陪伴，给他安慰，而张爱玲，这个到二十二岁还没真正恋爱过的女子，从门洞里终于得见这个倾慕她的文字、长得清秀而颇有传奇色彩的男子，心里滋味无人可以诉说，也无人可以解怀，辗转思量之后她主动给胡兰成打了个电话。在她，这是罕有之举，应是不想错过此人、此番机缘。
在电话里，张爱玲并不扭捏，只说来他家中拜访他。公寓离胡兰成的家其实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