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中华大地就插满了五星红旗。1949年5月，上海解放，紧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地沉浸在锣鼓声中，张爱玲心头却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惘惘”的威胁。她素来不关心、也不牵绊政治，对一切潮流本能地生出反感，永远站在外面。而且，在趣味和取向上她都不喜欢铿锵的左派。但是这次不管她愿不愿意，势将被裹卷进建立“新社会”的洪潮中。全社会行动起来，到处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像张爱玲这样在沦陷时期出名的年轻作家，既在“洗澡”之列，也在培养和团结之列。1950年夏天，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无党无派的张爱玲也受到了邀请。曾经被污为“文化汉奸”的她，受此官方待遇，心情自然是五味杂陈。当时，夏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文化局局长等职，听说了张爱玲的过人才气，也读了她的一些作品，将她列为正式代表之一。
会场上，张爱玲穿一身素淡的旗袍，外罩一件网眼的白色绒线衫，坐在靠后的位置。这一身打扮与她先前追求奇异的服装风格相比，已是相当收敛，但在满会场不是蓝就是灰的背景中，依然显得突出。会上，她见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后来在《赤地之恋》中她就提到了曾在上海担任市长一职的陈毅。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讨论，绝大多数人不知是出于受会议气氛感染，还是真心所感，都做了坦诚的检讨，表达了投入新生活书写新生活的决心。在这样的场合，张爱玲自然是保持她一贯的姿态，表情冷然，沉默少言，仿佛置身事外。
此时，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已在《亦报》连载了数月。《亦报》是上海解放后创刊的一份小报，走的市民化的休闲娱乐路线，周作人化名在上面发表了百余篇小品文。因为该报的编辑人员多是《大家》杂志的原班人马，张爱玲自然将自己停笔多时之后的第一部作品交给了他们，只是从未用过笔名的她，这次用的“梁京”之名。
《亦报》将此部小说作为“大戏”推出，在首刊之前先作了预告，暗示读者《十八春》系“名家之作”，次日又登出署名“叔红”的评论文章《推荐〈十八春〉》，推波助澜。这篇评论实为桑弧所写。小说连载到一半，编辑再登一篇署名“传奇”的文章，根据《十八春》的篇名和行文风格推测这不是徐訏，就是张爱玲的文章。“传奇”之名，实在是欲盖弥彰，故意将读者的猜测目光引向张爱玲。后来，又登出了“叔红”对作者的一篇访谈。这部小说的前戏与后戏都做得很足。
因《十八春》是边写边连载，期间张爱玲参加了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多少受到了会议气氛与主流导向的影响，不再像以前只涉及家长里短、饮食男女的“家庭小政治”，而略略触及了对旧社会的批判，对国民党的不满，对新生活的向往。但整体而言，《十八春》还是一部以命运、爱情为主线的言情小说，因小报的趣味指向、读者定位而走的通俗线路。小说讲述了男女主人公沈世钧、顾曼帧历时十八年的悲欢离合。为了让故事曲折好看，张爱玲不得不引入一系列的巧合、误会、阴谋，让两人的爱情波澜起伏、阻碍重重。这样的设计增强了故事性，却削弱了文学性与对人性的刻画。小说最后在苍凉的意味中结束，男女主人公在长久的分别之后才知道了所有的真相，明了彼此的“一心一意”，可是“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叔红”的《推荐〈十八春〉》如此评价这部长篇，“他即使写人生最黯淡的场面，也仍使读者感觉他所用的是明艳的油彩。因此也有他的缺点，就是有时觉得他的文采过于秾丽了，虽然这和堆砌不同，但笔端太绚烂了，容易使读者沉溺于他所创造的光与色之中，而滋生疲倦的感觉……文章比以前来的疏朗，也来得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色调。同时，在思想上，他显出比以前沉着安稳，这是他的可喜进步。”《十八春》的整体色彩显得比《传奇》中的作品平朴许多，少了尖刻锋利多了同情宽广，一如张爱玲衣着风格的转变，但偶尔的段落还能让人感觉到她惊世才情的乍然迸现，一如那件罩在旗袍外面的白色网眼绒线衫。更重要的，在于作者自身心态变了。
虽然关于《十八春》的评论文字非常少，但这部通俗小说却赢得了众多读者的追捧。他们每天切盼下文，与文中人物同悲同喜。有与女主角命运相似的女人，为《十八春》所触动，从报社要到张爱玲的地址，跑到公寓找她，张爱玲吓得不敢露面，只得央求姑姑出面去劝慰。读者写信到报社，希望女主人公顾曼帧坚强地活下去，最终张爱玲也还给热忱的读者一个不算太悲惨的结局：男女主人公历经磨难，但明了了彼此的心思，证明了爱情的坚贞。随后，《十八春》出版了单行本。
自始至终，张爱玲本人未就《十八春》交代过一文一字，除了两部长篇小说，她在解放后到1952年去港之前，只写过《〈亦报〉的好文章》一篇短文，不过为《亦报》创刊一周年应景而作。次年底，《亦报》再次推出了“梁京”的长篇新作《小艾》，这一次她是等小说全部成稿后再行连载的。《小艾》只有五万多字，相当于一部中篇，写了一个出身贫寒但性格倔强的女子小艾的人生故事，笔触间浸透着同情。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当时报纸上通见的语句，“她的冤仇有海样深”，这在从前不甘流俗的张爱玲的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故事也比较老套无奇，只是顺应了读者大众的口味，塑造了一个可怜亦可爱的人物形象小艾，赚得读者同情的眼泪。
《小艾》没能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而张爱玲自己已坚定了离开内地的念头，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如浪头打来，让她难以安稳度日。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氛围中，她到底是要压抑自己，而难离惊恐的。这不是她要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