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一部与西湖有关的小说，她参加中国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团去杭州旅游，与一大群陌生的游客跟着导游的旗帜走。在楼外楼吃螃蟹面时，她依着往日的习惯只吃掉了面上的浇头，再将面汤喝干净，面条却是一筷子也没动。满桌的目光都盯着她，看得她心中生出惶恐，庆幸自己只是身处一个临时拼凑的团体，不必被人记下这笔，来日作为清算的“污点”。
她自觉与时代的氛围是格格不入的。在讲统一、集体的环境中，她不得不处处小心，不让自己露出异于“大众”的姿态来。
解放后开始实行配给制，她分得一段湖蓝色的土布，一段雪青色洋纱，她将那些惹人注目的宽袍大袖都收了起来，用这两段布料做了一件喇叭袖的唐装和一条长裤。街边马路上摆着一张小学堂里的黄漆小木桌，穿黄色制服的大汉坐在桌后埋头登记，张爱玲排在队伍中登记户口。大汉看看她，“认识字吗？”她面色淡然，内心惊动，只吐出两字，“认识。”淹没在人群中，是此时她所切盼的。曾经飞扬的渴望，已经随着缩小再缩小的心愿而近乎湮灭了，如今的她只求隐藏作家的身份，只求安稳。
她一直在寻求到美国的路径，别无他路，只有回香港大学继续学业。她穿一身素净的淡花色旗袍去派出所办理申请出境的手续，警察一听是香港，面色顿时严肃起来，幸好没有仔细调查，只问了问她学业中断的情况，并不知她曾是风靡上海的女作家。手续批下来，警察的态度也缓和许多，仿佛她已经是“外面”的人。她等不及地开始收拾行装。三个月后，张爱玲坐火车从上海到广州，再从广州到香港。出境检查时，查看行李的是一位北方来的年轻人，她带的唯一一件金饰是小时候戴过的包金藤条镯，藤条上镶着蟠龙蝙蝠，这位年轻的干部非常认真地拿一柄小刀刮削金属雕刻的平整的背面，老式的包金很实在，刮了又刮，还是金的。好不容易才看到一小点银色，那干部看看她，“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张爱玲庆幸自己穿得朴素，又庆幸这位年轻干部显然是从北方来的，不知道大上海过往的种种。
一桥之隔，对面就是香港，她心心念念的自由之地。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一批出境的人，还有一些挑夫等在桥边。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翘首盼望，香港警察傲慢地在一旁踱步，不急不忙。一个中国士兵好心地走到张爱玲身边，“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军服，一脸的孩子气，可是大家只是礼貌地冲他笑一笑，没有一个人到旁边去避阴。谁都怕错过这最后的几步。张爱玲紧紧地贴在栅栏上。为她挑行李的是个矮小的老头儿，见张爱玲一拿到证件，他突然拔腿飞跑起来，吓得她一惊，以为是遇上了劫匪，只好跟着紧追。
老头儿一手提两个箱子，一手握着扁担，狂奔过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斜坡上的两棵大树下面，没有绿草的地方露出了香港的干红色土地，他这才放下箱子，坐在地上冲着她憨憨地笑，“这下好了，不要紧了！”她也跑得气喘吁吁，在树荫下坐下来，望着刚刚跑过的那一大片野地，只听见满耳满心的蝉声，鞭炮一般轰鸣着。
她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可是现在，她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