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讲了墨学的两派:一是宗教的墨学,一是科学—哲学的墨学。如今且讲墨学的灭亡和所以灭亡的原因。
当韩非之时,墨学还很盛。所以《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死于秦始皇十四年,当西历前233年。到司马迁作《史记》时,不过一百五十年,那时墨学早已消灭,所以《史记》中竟没有墨子的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到墨子的一生,只有二十四个字。那轰轰烈烈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消灭得这样神速呢?这其中的原因,定然很复杂,但我们可以悬揣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墨家极力攻击儒家,儒家也极力攻击墨家。孟子竟骂墨子兼爱为“无父”,为“禽兽”。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到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家这样盛行,墨家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参看《荀子》攻击墨家之语,及《孔丛子·诘墨篇》)
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其实墨学在战国末年,已有衰亡之象。那时战争最烈,各国政府多不很欢迎兼爱非攻的墨家。《管子》(是战国末年的伪书)《立政》篇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又《立政九败解》说:
人君唯毋(唯毋二字合成一语辞,有唯字义。说详《读书杂志》)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语略同《兼爱》上)。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
又《韩非子·五蠹》篇说: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这些都是指墨家说的。可见那时墨家不但不见容于儒家,并且遭法家政客的疾忌。这也是墨学灭亡的一个大原因。
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别墨惠施、公孙龙一班人,有极妙的学说。不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讲解,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辞”,互相争胜,“终身无穷”。那时代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代,各国所需要的乃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种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如《韩非子·五蠹》篇说:
且世之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又《吕氏春秋》说,公孙龙与孔穿论“臧三耳”(本作藏三牙。今据《孔丛子》校正),明日,孔穿对平原君说:
谓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
又《韩非子·问辩篇》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者也。……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是以……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
这都是说别墨与公孙龙一班人的论辩太“微妙”了,不能应用。墨学的始祖墨翟立说的根本在于实际的应用,如今别家也用“功用”为标准,来攻击墨学的后辈,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这不但可见墨学灭亡的一大原因,又可见狭义的功用主义的流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