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写这篇悼念文章之前，我才知道，刘尊棋同志在过去40多年中，受尽人间折磨，从劳改到劳改，从监狱到监狱，最后，感谢党的伟大，冤案终于平反。长期而残酷的折磨，使他身患重病，妻离子散，但是，没有能摧毁他的意志，没有能破坏他的理想，没有能使他丧失智慧，没有能使他放弃追求。他真正当得起“百折不挠、坚苦卓绝”这八个字。在他最后的岁月中，终于遇到了一个宽松开放的时期，做成了几件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这是他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他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新闻记者，一位知识广博的文化人，一位足智多谋的事业家，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中国的知识界将永远为失去了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而哀悼！
胡愈之引导一代青年
今年（1996）是胡愈之先生诞辰100周年。这100年间，中国历史充满着变乱和苦难。在20世纪的20年代，中国的青年们面对国家危亡而心情愤激。可是，中国往何处去？青年们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万分苦闷。愈老是引导当时青年们走出思想苦闷的一位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我是当时受到愈老启发的青年之一。
一、高瞻远瞩
那时候，愈老在《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世界时事的评论文章，使当时的青年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他高瞻远瞩，从世界看中国，不是从中国看中国，指出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青年们原来也知道一些世界情况，但是知识是零碎的，认识是模糊的，不能联系实际看到大局的动向。愈老的文章有如一服清醒剂，唤醒了青年们，把他们的零碎知识联系起来，成为观察世界形势的综合理解。青年们从此恍然大悟，初次看到了自己的立脚点和奋斗的道路。
30年代初期，我和同辈青年们读到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可是它的影响之大，无与伦比。读过这本小册子的青年们都有触电一般的感觉，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主义理想中，看到了具体的现实。当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愈老的笔下，放射出了希望的曙光。这本小册子在许多新思想读物中独放异彩，使一代青年产生强烈的心向往之的情绪。
二、“爱斯不难读”
当时，许多青年自学“世界语”（Esperanto“爱斯不难读”）。我也是热心自学的一个。世界语原来是和平主义的语言技能。读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才知道，它还是革命的武器。当时苏联提倡世界语，愈老就是利用世界语在莫斯科进行活动的。许多人自学世界语，是受了愈老《莫斯科印象记》的影响。后来，苏联放弃了世界语，可是愈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仍旧提倡世界语。愈老认为，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辅助语，有多方面的作用，不因为英语的流行而失去意义。
三、“手头字”
1935年，上海文化界自动推行“手头字”。发起人中有蔡元培、郭沫若、陶行知、巴金、老舍、叶籁士、愈老等200多人，而愈老是积极分子。缘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当时有《论语》《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十多种刊物自动使用300个“手头字”。这些刊物，有的是愈老所主持，有的是愈老所赞助。
愈老曾经提倡“写别字”，有人批评他走极端。其实，“写别字”对初学文字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初学文字的人实际是依靠“写别字”才能写信、写条子的。“写别字”就是“同音假借”。“同音假借”的结果是产生“音节文字”。日本的“假名”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使日文青出于蓝。
20世纪20年代，山西和陕西某些钱庄，在总店和分店之间的通信中，用“同音假借”书写本地土话，成为保密的通信方法，自己人一看便知，外地人难于看懂。这是“同音假借”的一种实际应用。80年代张毕雷先生设计一套“直音汉字”，这就是同音假借的“音节汉字”，对统一“直音”用字和统一音译外国人名地名有实际作用。
四、“大众语”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愈老等在30年代又提倡“大众语”运动。“大众语”运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当时的“文言复兴”，在积极方面是提高白话文的水平。当时有一批国粹主义者再次提倡“尊孔读经”，这引起新文化运动者的反击。同时，白话文本身出现了不健康现象，变成半文半白的“语录体”或者“新文言”，不符合文体口语化的要求，违背了文学革命的宗旨。什么是“大众语”呢？陈望道先生说，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书面语。愈老说，大众语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前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形式，后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内容。“大众语”运动把“五四”白话文运动推向新高潮。
五、文字改革
1955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愈老担任副主任，领导具体工作。作为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前奏，愈老开始大规模试行“汉字横排”，便利在汉字中书写阿拉伯数字和数学公式。在《光明日报》试行成功以后，第二年推广到全国的报纸、杂志、教科书和一般书籍。愈老在《光明日报》上写社论说：“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是多么重要！“五四”以来提倡的汉字横排，到此基本实现。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在愈老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方案简化了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愈老对这些简化字和偏旁一个个作了仔细的推敲。1964年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使三分之一的通用汉字得到简化。愈老认为，汉字简化是汉字的前进运动，是大众的需要，尤其是小学生的需要。作为现代汉字的法定规范。40年来已经在12亿人民中广泛通用，并由联合国正式采用。它使汉字向便学便用前进了一小步。
在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前，拼音究竟作为辅助工具还是作为辅助文字，在政策上还没有确定。方案公布时候才确定是辅助工具而不是辅助文字。愈老对拼音的作用有全面的和长远的看法。他认为，拼音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深远的作用，是当时三项文改工作（简化、推普、拼音）中的主要工作。在拼音草案发表之后，愈老让我负责编辑《汉语拼音词汇》，不仅作为拼写“字”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作为拼写“词”的规范。愈老请当时在上海养病的有名学者傅东华先生用通信方法帮我收集词条。这是愈老重视处于困境的傅先生的才华，同时重视《汉语拼音词汇》的意义。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愈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认为愈老这样做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有利于发展文化，是正确的，值得钦佩。
六、冲破中世纪的黑暗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愈老给1979年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送去书面发言。他说：“在西方，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首先是从文字改革开始的，这就是打破教会僧院所垄断的旧文字，创造和群众口头语相结合的民族新文字。这才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例外。”这句话有深刻的含义。它指出了语文发展跟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历史发展的观点，是愈老许多创造性的重要见解之一，值得历史学者和语文工作者加以研究。
愈老的崇高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他的自学能力之强，悟性之高，透视之深，使人惊异，是青年们的楷模！1955年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要把我从上海调来，我说我对语言学是外行，调来改行不适合。愈老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于是服从调遣，终于改行。愈老常常在晚上来我家讨论文改问题和文化问题。我能在愈老的领导下工作，得到他的思想启发和人格感染，是莫大的幸运。
张志公：实用语法学家
我和张志公先生成为往来频繁的亲密朋友，因为我们长期一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叫做公主第。
1955年底，我被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办公处和住处都在北京沙滩景山东街的公主第。这里是解放前的北京大学，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沙滩的红楼是后来添造的。“五四”运动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地名早期叫马神庙，现在改称沙滩后街。公主第原来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驸马王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个单位用不了这许多房屋，跟另一个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使用。当时全国大中小学的所有教科书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志公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跟我随时往来，非常方便，甚至一天往来几次。我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就去找他，同他商量。有时有朋友来找我，在我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找不到，就到志公先生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找，一定找到。
我们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的一派宫廷景象，绿树成荫，花香鸟语。春天，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处处盛开。大院中心有一个荷花池，每年开放复瓣荷花。池中有一个白石头的方柱子，顶上是斜放着的圆盘形日晷，旁边刻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字样。这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文物。
我们也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到难以相信的破坏，成为很像一个无人管理的低级难民收容所的样子。终于，浩劫过去，否极泰来，把红漆大门拆掉，把大门外的两个石狮子搬走，封建意味一扫而空，改成一组一组矮矮的新式办公楼和宿舍。
我每次想起志公先生，不能不同时想起公主第大院的沧桑变化，因为从我的办公室到他的办公室必须经过这一带使人回想清朝覆亡和“五四”运动的花园式庭院。现在，志公先生的宝眷还住在公主第的新造宿舍里，我已经离开公主第内清朝末年建筑的破烂不堪的住宅，迁移到名称古怪的后拐棒胡同。
20世纪50年代，振兴教育，朝气蓬勃，一方面提倡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一方面改革现代汉语教育，重视语法和修辞。这时候，掀起一个语法学的百家争鸣，语法学的文章如天女散花，缤纷落地，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中学的语法教科书，不能众说并立，旁征博引，需要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而且容易为青年们所理解的语法体系。这是一件艰难而重大的学术综合工作。在志公先生主持之下，折中于各家学说之间，写成一个兼收并蓄、汇集众长、适合中学教学用的语法体系。他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赞赏。
志公先生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他治学谨严，著作切于实用。例如他跟田小琳女士合著的《现代汉语》，就是一部极好的适合大学一年级用的教科书。语文界对他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钦佩之至。
志公先生长期以来热心文字改革，不仅观点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共鸣，而且在许多工作中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协作进行。他最后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会长，就是他众望所归的证明。他几次对我说，他被邀到国外讲学，人家希望他多讲一些语法学，可是他想尽办法多讲中国的文字改革。他的学术思想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后看的。他同意我们提出的“厚今而不薄古”的观点。这跟中国语文学界的传统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处。
志公先生比我小几岁，可是他一早就拿起拐棍，留了胡子，而且胡子渐渐有些花白的影子，人家称他张老。他笑笑、点点头。我呢，年纪比他痴长几岁，可是不拿拐棍，不留胡子。每次一同开会，他总是笑着介绍说，我是他的老弟。我也就称他为老兄。许多人信以为真，引起哄堂大笑！这是我们常在一起开会的趣事。
现在，我还是常常遇到问题就拿起电话跟他老兄商量。可是，在想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了老兄已经登上了“八宝山”，而老弟还停留在“后拐棒”。真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一辈的人属于语法学上所说的过去时态了。可是中国语文和语文研究应当永远属于未来时态。
魏建功：台湾普及“国语”的开创者
魏建功先生是我的师辈。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学者和语文改革家。不仅我如此崇敬他，我的许多同辈也如此崇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始终坚持“五四”精神的大学者。
1955年10月，我来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之后我被调来文改会工作。建功先生是文改会的委员，从此我有机会常常向他请教。
我第一次拜见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一早就读过他的文章和专著，我是他的一个未及门弟子；我对语言文字是外行，我的一点语言文字知识主要是从他的书里得来的，可是学得一知半解，实在惭愧。
他说：“不要客气，我也读过你的文章，我们彼此学习，不分师生。”他如此谦虚，使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
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立即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功先生对传统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见特别受人尊重。他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个简化字都细细斟酌。他的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
他和我都是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的委员。在推普方面我更要向他请教。关于推普，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国语”运动的老前辈，又是台湾推广“国语”的创办人。谁的经验也没有他丰富。
他曾告诉我，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原来以日语为行政和教育语言，光复后不能继续使用日语，台湾变成语言的空白区，推广“国语”成为当时的首要工作。台湾人民学习“国语”非常努力，当局推行“国语”非常认真，上下同心同力是成功的保证。
当时我想，大陆人民不像台湾那样急于需要共同语，大陆地方当局也不像台湾那样重视共同语，我们面对的推普困难，不是来自地区太大，而是来自惯性太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建功先生，他同意我的想法。
50年代的文改工作，以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为重点。建功先生和我都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他对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极为重视。他不反对当时领导要我们重新研究民族形式方案，但是在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之后，他积极支持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方案起草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基欺希”用“哥科喝”来兼差，另一种是“基欺希”用“知蚩诗”来兼差。两种意见难以调和，工作不能快速前进。我问建功先生，这怎么办？他说，他不偏向于哪一方，这件事不必着急，要深入思考，找到一种使双方都能满意的折中方案。后来，产生了“基欺希”用独立字母的折中方案，也是更好的方案。
建功先生主持《新华字典》的编辑工作，编辑原则在当时的字典中是最新颖的，一直由他亲自指导。《新华字典》在拼音方案公布之后立即采用拼音字母注音，并且在使用方法上合乎学术要求，这对方案的推行有重大影响。在多年中，《新华字典》这本印数巨大的小书，是唯一可以用来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元首的出版物。“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对《汉语拼音方案》，《新华字典》几乎被迫放弃拼音注音，在建功先生力争之下终于保持了使用拼音。
我和建功先生见面，三句不离本行，总是谈文改。他对文改有长期经验，他的意见最为宝贵。他认为文改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作，需要积极进行。但是，文改极难，性急不得，只有锲而不舍才能有所进展。他的意见是多么重要！
人们一早就对我说，建功先生在共产党初建时候就参加过，他是革命历史最久的语言学家。我没有问过他这件事，我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