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敬爱的张寿镛校长
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的公子张芝联教授来访，嘱张允和和我写文章纪念我们敬爱的张校长。张允和和我都是在张校长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当然立刻答应。我们商量，两人各写一篇，因为我们夫妇两人是先后同学，得到张校长教诲的时间不同。可是两人都迟迟没有动笔，因为越是想把文章认真写好，越是难于动笔。不幸，在2002年8月18日张允和去世了！这个晴天霹雳把我打击得呆若木鸡！她临终前没有来得及把她想要写什么告诉我，十分遗憾！日前张芝联教授来催我的文章，希望我代替张允和写些回忆，并且给我看俞信芳先生的《张寿镛先生传》的书稿，使我感到既惭愧又紧张！
张允和是光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女生中的一个。那时候是上海各大学实行男女同学的开始时期。光华大学建造了女生宿舍，女同学组织女同学会，在选举第一届干事和会长中，张允和被选为会长。当时的学生会要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张允和于是跟张校长就有许多接触的机会。
有一件事，张允和念念不忘。光华大学每年举行学生演讲比赛。在某次比赛中，张允和得到的评分跟另一位男同学相等，两人并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担任评判委员会主席的张校长将投最后一票决定谁是冠军。张校长经过退席考虑之后，投了张允和一票，于是张允和成为冠军。一个女同学成为大学演讲比赛的冠军，不仅轰动了光华大学，也轰动了当时上海的大学界。这是张校长提倡女权的一次模范行动。一枚金质冠军奖章，成为张允和的传代之宝。
有一年，女生宿舍忽然起火，幸亏发生在白天，没有人受伤。但是，楼房烧毁，行李和书籍付之一炬，造成生活和学习的许多困难。张校长亲自前来指导救火，并为每一个女生解决具体的困难。张校长借此机会，教育学生要临危不惊、镇定应付、理智处事、先重后轻，使学生受到一次为人处世的教育。女同学感受深刻，都说张校长爱生如子。
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之后，要为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创办一所私立大学，这是一件非常重大而又万分艰难的事业。启动这件重大事业，首先要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担任校长，这位校长既要能得到学术界的尊重，又要能为创办大学筹划经费。上海各界一致推举张寿镛先生，他是清代学者，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当时担任松沪道尹。张寿镛先生临危受命、知难而进，应承了这个时代的呼唤。
创办私立光华大学有三大问题：生源问题、师资问题和经费问题。生源问题不大，因为有离校学生作为基础，再添招一些新生就可以了。师资问题比较难。著名学者不一定肯来新办的大学。张校长首先聘请到当时威望最高的两位教育家，朱经农先生和廖茂如先生，通过他们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壮大离校教师的队伍。不少著名学者出于爱国心，欣然前来光华任教。光华的教授阵容光辉夺目，胜过圣约翰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大学界的翘楚。最难的问题是筹划经费。张校长是理财能手，在全国爱国气氛中，捐款终于源源而来。张校长动员离校同学，劝自己的家长踊跃捐输，得到离校同学家长王省三先生捐助上海近郊地皮100亩，又得到菲律宾等地华侨留学生家长捐建三座堂皇的教学主楼。这样就立刻兴工建筑新的校园。光华大学建校比较顺利，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勇气。可是如果没有张校长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是不会得到如此成功的。
当时有一个紧急的大问题：不能等待新的校园建设完再开学，必须立即开学，继续学业，不使弦歌中断，否则离校师生就会离散。这时候，张校长有两位得力的助手，一位是陈训恕，一位是史乃康，他们都是离校同学，在离校时候已经毕业，没有来得及拿文凭。他们是筹备光华大学紧急开学的两位重要助手。于是，在上海霞飞路租用民房作为临时宿舍，租用空地建设几个芦席篷临时大课堂，使教学工作立即开始。我就是在芦席篷临时大课堂里聆听当时多位著名学者的教诲的。张校长也时来芦席篷临时大课堂对学生讲话。这一幕筚路蓝缕的悲壮场面，希望不要被历史遗忘了。
史乃康是我中学的先辈同学，他听到我经济困难，付不出学费，就告诉我：校长室需要一个文书员，将在同学中招考，半工半读，你可以去报考。考试结果，我被录取，免除学费，每月还有30元津贴，这就解决了我上学的经济困难。我的工作是按照规定书写往来中英文的书信。在工作中，我学到许多张校长的办事方法。
我们青年同学常常议论张校长。大家认为，张校长以清代科举出身的儒家学者，能自学成为理财能手的现代人才，这种自学精神非常值得学习。在1925年时候，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江南人民大都寄希望于国民革命。国民政府任用高官，首选英美留学生，张校长能在这个环境中得到重用，因为他有别人难于企及的才能。他弃官办学，不是官员下台，寄生于学校，而是认定教育事业比政治工作更有远大的建国作用，然后决心改变任务的。
张校长的办学原则是，按照当时公认为先进的英美教育方法，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校中行政人员很少。校长、教授和学生打成一片，亲如一家。直到1949年，光华大学的附属中学还是上海各中学中的优秀典型。
在抗日战争中，张校长请会计界元老谢霖先生为代表，到成都去开办一所成都光华大学分校（成华大学）。这件事说明张校长的远见。他不主张战时暂时到后方躲避一下，战后立即撤回原地，在后方不留痕迹，而是要把大学教育扩大到教育落后的中国西部，作为开发西部的长远打算。这在今天高呼开发西部的时候，值得怀念。
光华大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激起的“五卅运动”而创办，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战争中被炮火毁灭。1949年后，所有私立大学一概收归国办，光华大学的光辉历史未能再呈现于中国。历史不会忘掉张寿镛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张寿镛先生一生做了三件大事：（1）从清代学者自学理财，成为现代理财专家，树立自学成才的典范。（2）收集、编辑、影印《四明丛书》，成为考据文献专家，为弘扬传统文化作出具体贡献。（3）在艰难危急中创办光华大学，伸张民族正气，培植建国人才，为建设现代化中国树立根基。张校长说：“莫为一身谋，而有天下志；莫为终身计，而有后世虑。”张校长的言行，我们应当好好学习。
俞信芳先生的《张寿镛先生传》，是一部多年心血、广收博引、实事求是、慎重下笔的精心著作，有历史和文献价值，对今天想要了解不久以前真实历史的读者，是极有价值的读物。
2003年3月31日时年98岁
吕叔湘：语法学大师
吕叔湘先生近年来体力和精神慢慢地逐步衰退，最近在医院去世。这像是宇宙中的星星，在光和热经过长期散射之后，终于逐渐衰减而消逝了。我听到叔湘先生的噩耗之后，想起青年时候学到的一句格言：“人生的价值不在寿和富，而在光和热。”
叔湘先生的哥哥，有名的画家吕凤子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又是我两位姐姐的老师，所以我认识叔湘先生之前，在幼年就先认识凤子先生。叔湘先生比我大两岁，我跟他是常州中学（当时称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他比我高一班。中学时候，我发现叔湘先生能背《诗经》，大为惊奇。这个印象一直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中学时候我就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和为人。
1955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文改会，有机会跟叔湘先生因文改工作而时时接触。在语文观点上，我跟他完全一致，在语文学术上，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师。我常常在做一件工作之前，把我的想法向他陈述，他几乎每次都表示同意，并把他的意见补充我的设想之不足。我们二人可说是鱼水无间，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50年代的《人民日报》上连载，我每期都仔细阅读，作为我的精神食粮。当时，有好多位有名人物都说，中文没有语法，跟英文不同。这种看法，在旧一代文学家中，是很普遍的。《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使文化界的语文认识焕然一新。这不仅是语文知识的补充，也是一次文化的启蒙运动。
我一直注意学习叔湘先生写文章的文风。他的文章，清晰、简练而口语化，完全摆脱了文言的束缚，最值得我学习。在他的影响之下，我反对半文半白的新闻体，提倡口语文章化，文章口语化，主张书面语应当跟口头语合而为一，出口成章并不神秘。我认为，中小学的语文课应当就是普通话课。学好普通话就能写好白话文；好文章必须读出来能叫人听得懂，读出来听不懂的不是好文章。这些观点，我曾向叔湘先生在闲谈中陈述，都得到他微笑点头而同意。
叔湘先生有一次发表一篇短文，大意说，好多位社会著名人士，写文章谈到语文问题，其中有常识性的错误。例如，不知道“语”和“文”的分别。不知道“词”和“字”的分别，更不知道拼音应当分词连写。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没有成为群众的常识，需要在文化人中间进行科普宣传。这是切中时弊的见解。今天我们每天看电视，就看到汉字使用的不规范，拼音分词连写的混乱。这不能说不是今天我国文化生活的缺点。我们纪念叔湘先生，应当像叔湘先生一样，提倡改正社会用字的不规范，改正拼音分词连写的混乱，使大众的语文知识水平提高一步。
古人评论人物常用“道德、文章”两事作为尺度。叔湘先生的文章和学识被语文学界奉为泰斗。他的道德和人格更是语文学界和一切知识分子的楷模。叔湘先生的高尚典范将永远留下美好的记忆于人间。
中国日报创始人刘尊棋
一、纽约初见
一天晚上，在纽约，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刘尊棋先生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见如故”。
这时候，“二战”结束不久，纳粹主义的威胁解除了，美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的国内革命尖锐起来了。纽约生活表面上纸醉金迷，好像忘记了外面世界，但是知识分子都暗暗地忧心忡忡，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美国知识分子也如此。
刘尊棋先生第一次来到我家，在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女士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一晚的纽约还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一个“难忘之夜”。
二、香港重逢
后来，我去欧洲，跟他失去了联系。在解放前夜，我从欧洲回到香港，出于意外地又遇到了刘尊棋先生。原来他是来到香港等待解放回国的。他在香港办一个小型的英文刊物，名叫《远东公报》。这个小型刊物真是很小，起初是打字油印的。新闻报道几乎全是刘尊棋先生一个人所写，把远东和欧美所发生的时事，用简单而明了的文笔，一针见血地说明原委，使读者不仅知道了事实，还明白了其中的是非。
正像在纽约他常来看我一样，这时候我常去看他，因为晚间我有空，而他要在晚间工作到深夜，不能离开他的小得可怜的办公桌，难于出门看朋友。这时候，我见到他，也是开口就问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几乎没有谈过生活和家常。这是我同他交往的一个特点。
但是也有例外。有一次，在默默对坐了几分钟之后，他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他的一条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链条锁在一起。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又默然相对几分钟，不知说什么才好。
国内战争急转直下，上海解放了。由许涤新同志介绍，我乘《大公报》包租的“盛京轮”在1949年6月3日从香港回到上海。临行匆匆，没有跟任何亲友打招呼，刘尊棋先生当然不知道我的行踪。一下轮船，看到久别了的上海，我心中有无法形容的感触。我四面张望，看看刘尊棋先生有没有同船回来，没有看到他。可是意外地看到了杨刚女士，她是我下了码头看到的第一个熟人。
上海港口被水雷封锁了，“盛京轮”被困在港内。我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这样又跟刘尊棋先生分开了。隔了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刘尊棋先生到了北京，担任外文局的领导之一，我心中为他高兴。可是，又隔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受到政治处分，被隔离起来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很晚我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监牢，不知又为何事。就这样，多年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在1956年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8年，姜椿芳同志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邀请刘尊棋同志共同负责筹备工作。当时，我也稍稍帮助姜椿芳同志做些事情。有一天，姜椿芳同志偕同跟我久别了的刘尊棋同志来到我家，一同去北京东南角，看看那里的几间破旧屋子是否可以暂时作为“大百科”的筹备处。这时候，我才知道刘尊棋同志得到平反还不很久。从这时候起，我把一向对他用的称呼“先生”改为解放后的通用称呼“同志”。
三、主持简明不列颠
“改革开放”使局势迅速变化。“大百科”跟美国“不列颠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组成“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刘尊棋同志担任中方主席，我是中方三委员之一。我高兴能够跟他一同工作。
中美关系发生极大的变化，可是许多人对美国仍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人们警告说，翻译出版美国的“百科全书”，其中充满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任何一个条文都可能使你们这批人关进监牢里去。的确，这是一件值得做，但又是最好不做的工作。说它值得做，因为中国需要了解外面世界的事实和观点。说它最好不做，因为这是充满着意识形态危险的工作。
可是，刘尊棋同志对美国的“攻势”应付自如，处理得不卑不亢，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他高瞻远瞩，目光不仅看到中国，还看到世界，不仅看到今天，还看到明天，所以他能够担任别人不敢担任的工作。
四、创办英文《中国日报》
在负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工作的同时，他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的总编辑。一天，他请我去《中国日报》看看他的编辑部。我走进他的一间小小的卧室，看见一张单人钢丝床，一张单人小书桌，一盏小酒精灯，几包方便面。他说，晚上住在这里的时候，就自己煮方便面吃。这样一位发行到全世界去的日报的总编辑，恐怕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