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穀梁》两家言鲁有周公、鲁公、群公之庙，而不及文王，《鲁颂》亦无文王之祀，惟《左传》言鲁有周庙祀文王，当是相因而僭。（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8页。）
（《论衡》、《中论》论臧文仲“何其知”）此皆本《鲁论语》家说，与孔安国古文家异。（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5页。）
宋翔凤在这些地方不仅以《左传》与《公羊》、《榖梁》是对立的，而且从汉代博士有传无传及与《鲁颂》、《鲁论语》、《论衡》、《中论》等的不同来论说。这与刘逢禄在批评《左传》时，总是仅仅与《公羊》相对为说有明显的不同，可见，宋翔凤的否定《左传》同样具有今古文经学两派对立的含义。
在《左传》与《周官》之间，宋翔凤以《周官》为整个古文经学成立的依据，《左传》只是有刘歆的伪窜，所以，他的否定古文经学是以《周官》为主，与刘逢禄的以攻《左传》为主是有区别的。在古文经学中，《周官》是古文经学的根本经典，古文经学言礼制，无不据《周官》为说，所以，宋翔凤的否定古文经学以《周官》为主，才抓住了整个古文经学的要害。而他从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来否定《周官》、《左传》，则把今古文经学的不同由《左传》等个别的具体典籍区分，上升到了经学两个基本派别的对立，从而，真正揭开了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序幕。
因其如此，宋翔凤对《穀梁》的态度迥异於刘逢禄。刘逢禄曾批评《穀梁》传章句，而不传微言，为中人以下之学，而宋翔凤则认为《穀梁》与《公羊》一样都是传《春秋》之义的今文经学，出于七十子之学。他在《论语说义》中除称述汉太常博士之言说：“求《春秋》之义则在《公羊》、《穀梁》两家之外”，并屡引《穀梁》为说，如：
按此知鲁自文公始乱宗庙之法，其失礼鬼神尤重，故《春秋》备日以讥之，穀梁子曰：逆祀则是无昭穆也，无昭穆则是无祖也，无祖则无天也，故曰文无天，无天者，是无天而行也。按文无天之语，当是七十子所传，而穀梁子述之。（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3页。）
在《春秋》三传中，刘逢禄论今古文经学对立，是以《左传》与《公羊》的对立为说，宋翔凤则经常以《公羊》、《穀梁》与《左传》的不同，作为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之列，如《论语说义二》以《公羊》、《穀梁》之说，证《左传》闰月不告朔非礼之说，系刘歆伪造；《论语说义三》以《公羊》、《穀梁》为传《春秋》之传，以《左传》为不传《春秋》之史，等等。
从今文经学来说，《公羊》为齐学，《穀梁》为鲁学，刘逢禄认定《穀梁》为章句之学，带有以齐学否定鲁学的意味，而宋翔凤则将齐学、鲁学都一视同仁的看成今文经学。因而，宋翔凤的言今古文经学的对立，即使是从今文经学而言，也是指整个今文经学，而不是如刘逢禄仅仅只指《公羊》。这样，宋翔凤关于今古文经学对立的观念，无论是从否定古文经学，还是肯定今文经学来说，都由刘逢禄的仅仅以《公羊》、《左传》的对立，上升到了整个今古文经学的对立。
§§§第五节宋翔凤《论语》学的特点
从《论语说义》论宋翔凤的经学，人们多以为宋翔凤与刘逢禄的经学大致相同，都可以说是主《公羊》的今文经学。但是，从《论语说义》与《论语述何》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显著的汉学风格
宋翔凤的《论语说义》除了以《公羊》学的孔子素王说为宗，表现出《公羊》今文经学的特色外，还带有明显的汉学风格。龚自珍在道光十九年（1839）作诗，还专门称赞宋翔凤为朴学奇才：
玉立长身宋广文，长洲重到忽思君。
遥怜屈贾英灵地，朴学奇才张一军。（龚自珍：《奉怀宋于庭丈作·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22页。）
龚自珍在此诗的注中说：“于庭投老得楚南一令‘奇才朴学’，二十年前目君语，今无以易也。”说明宋翔凤早年就被许以朴学奇才，至晚年仍是如此。所谓朴学即乾嘉汉学，而《论语说义》明显的汉学风格就是其证明。
《论语说义》具有的汉学风格，与宋翔凤治学从小就受到汉学的影响有关。汉学推崇郑玄、许慎，以《说文》、《尔雅》为经典，宋翔凤早年研治《论语》走的就是汉学的路径。他刊于嘉庆八年的《论语纂言》，动辄就引《说文》、《尔雅》、《周礼》等典籍，据许、郑为说，基本上是一部汉学的著作。《论语说义》虽然变为以孔子素王说为宗，但是汉学的影响依然存在。陈静华在《清代常州学派论语学研究（以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为例）》中，将“考据先于义理，以汉学见长”列为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第一个主要论点。（陈静华：《清代常州学派论语学研究（以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为例）》（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第182页。）此语用来评说他早年《论语纂言》无疑是合适的，但对《论语说义》则是不适当的。《论语说义》有考据，也有义理，但不是考据先于义理，而是义理先于考据，考据是为其义理作论证的。正因其如此，宋翔凤往往与考据训诂的基本要求背道而弛，时有牵强附会之说。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显著的汉学风格。
汉学风格在《论语说义》中的体现，主要反映在宋翔凤对《说文》、《尔雅》的推重上，尤其是对《尔雅》的推许。他认为，《尔雅》是人们通晓《诗》、《书》、《礼》等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诗》、《书》、《礼》可以陈其义，假借则《诗》、《书》可以笔之书，而一以雅言为断，盖《诗》、《书》为古人之言与事，必以雅言，若礼则行于当时，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陈之，故曰执礼，皆雅言也，是三者为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得闻，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则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故《尔雅》亦不释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四》，《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二，第6页。）
《诗》、《书》、《礼》所用语言为雅言，而《尔雅》为释雅言的著作。所以，要明白《诗》、《书》、《礼》等经典，就离不开《尔雅》。宋翔凤因此对《尔雅》极度推许说：“《尔雅》一书为声形训诂之原，雅言之所在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四》，《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二，第6页。）并有《尔雅释服》、《小尔雅训纂》等之作。清代汉学特重形声、训诂的文字考据，宋翔凤以《尔雅》为其原，足见其推崇之至。
为了说明《尔雅》的特出地位，宋翔凤还提出《尔雅》出于周公、孔子之说：
《大戴礼记》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诂者，古也，《诗》、《书》、《礼》皆有古言，《尔雅》二十篇，首以《释诂》、《释言》、《释训》三篇，皆有古言，其余皆由是推之，所谓雅言也。此《尔雅》出于周公、孔子之明证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四》，《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二，第5页。）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谨按：此篇皆明孔子教人之法，即三代立学之法也。《文王世子》记曰：“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序。”据此知《诗》、《书》执礼即大学之教，乞言为雅言，合语为乐语。《曾子》书曰：“《尔雅》以观于古，可与辩言。”此雅言之谓也。《尔雅·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宋翔凤：《论语说义四》，《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二，第6页。）
周公作《尔雅》之说，出于三国时魏国张揖（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说河间人；为魏国初年博士，一说为魏明帝太和时博士。见王念孙《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的《上广雅表》。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论及《尔雅》与孔子等人的关系时说：“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既无正验圣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上广雅表》，转引自《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此说被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采以为说，但是，段玉裁为王念孙此书所作的《序》中却无《尔雅》出于周公之说。可见，《尔雅》是否一定就是周公所作，张揖本人称为是“俗所传”，并不肯定，清代的汉学家也不是都认可。至于《尔雅》与孔子的关系，连张揖也认为“疑不能明”。宋翔凤却毫无保留地将一切有关周公、孔子作《尔雅》的说法，都作为《尔雅》出于周公、孔子的证据，这就违背了汉学“考据”的基本精神。然而，《尔雅》也就成为圣人制作的典籍了。宋翔凤以《尔雅》为据，也有了圣人典籍的根据。所以，《尔雅》时常成为《论语说义》引证为说的经典。
对于《说文》，宋翔凤虽然没有像《尔雅》那样，不加考辨地说成是圣贤制作，但是，他对《说文》的实际重视并不亚于《尔雅》。《论语说义》引用《说文》的地方远远超过《尔雅》，如论人性引《说文》“人之阳气，性善者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25页。）；释“吾道一以贯之”之“一”引《说文》“唯初太极，立于一，造分天地”（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31页。）；以“敬”、“仁”释“忠恕之道”，“俱本《说文》”（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32页。）；以《说文》“庸，用也。从用、从庚，更事也”释“中庸”（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13页。）；据《说文解字》“侃，刚直也”云云释“子路行行如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六》，《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四，第2页。）；以《说文》“区，崎区藏匿也”释“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宋翔凤：《论语说义十》，《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八，第1页。）；等等。这种将《尔雅》、《说文》作为论说的文字学依据，正是乾嘉汉学的典型风气。
《论语说义》的汉学风格，还体现在其考证上。宋翔凤的考证，主要是用文字训诂的方式来考辨《论语》的文字与其中的名物等。比如，《论语》的原始版本在汉代已不可见，汉代有齐、鲁、古三家的传本，今本《论语》是否存有三家之文，一直是《论语》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宋翔凤则通过文字训诂的考证证明，今本《论语》兼有齐、鲁、古三家的文字。如《论语·宪问》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之“奡”，宋翔凤据《左传》、《说文解字》，而定其为古文。（宋翔凤：《论语说义七》，《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五，第5页。）此有取《古论语》者；《论语·宪问》：“问子西，曰：‘彼哉！彼哉！’”宋翔凤据《广韵》“寘、佊，衰也”，引《论语》“子西，佊哉”，考证古文《论语》作“佊”，“佊”不见于《说文》，当存于《史籀》中；又据《公羊传》、何休注等以为，称“彼”是《鲁论语》、《齐论语》之文。（宋翔凤：《论语说义七》，《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五，第6页。）此采有《鲁论语》、《齐论语》者；《论语·宪问》：“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宋翔凤据《汉书》等考辨，以为“正”当作“法”，《古论语》作“佱”，“佱”为“法”的古文，“后人罕见佱字，就法有正义，遂改为正”。作“正”为《鲁论语》。（宋翔凤：《论语说义七》，《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五，第6页。）此存有《鲁论语》者。从宋翔凤以《古论语》的“佱”存于《史籀》，而《史籀》被认为是文字之原，又以《鲁论语》“法”是改《古论语》之“佱”而来，似乎他是视《古论语》早于《齐论语》与《鲁论语》。同时，宋翔凤还通过文字训诂的考辨，来纠正《论语》在流传中造成的错误。如《论语·为政》第二十一章“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历代注释都以为全是《尚书》之语。宋翔凤则通过考证说明，“施於有政”不是《尚书》之语，而是孔子之语，以此作《尚书》语之误始于东晋的所谓古文书：
谨案：《论语》引经，多作“于”，“施於有政”作於，是引申书意也。据包（咸）意，正以“施於有政”为孔子语，自东晋古文书出，始一此语作书辞，解《论语》者并从而误。（宋翔凤：《论语说义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第12页。）
文字的使用是有时代特点的，宋翔凤依“于”、“於”之异，判定“施於有政”为孔子之语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些考辨，于训诂有据，对于理解《论语》的版本及其流传变化有一定的价值。宋翔凤对《论语》名物的考辨与文字考据一样，多数都论证详明，由此可见其深厚的汉学功底。但是，他的这些考证，都是属于事实判定，虽然都有考据学的依据，而与全书以孔子素王的阐发为主是不协调的。
有时，宋翔凤的考证却近乎烦琐，如对地名的考证就是如此。这里有两个突出的事例：一是他考“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之“鄹”，旁征博引，就引用到了《左传》、《说文》、《广韵》、《国语》、《孟子》、《汉书·地理志》等书。（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10页。）其二，在关于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的地理位置考证时，宋翔凤更是几乎用了一千五百多字来考辨首阳山有三，而伯夷、叔齐饿死的首阳山是洛阳东北的首阳山，利用到的著作有《史记》、《史记正义》、《西征记》、《孟子》、《说文》、《庄子》、《汉书》、《元和郡县志》、《吕氏春秋》、《大戴礼》等十余部。（宋翔凤：《论语说义八》，《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六，第7-10页。）这些烦琐的考证，特别突出地显露了宋翔凤的汉学风格。
而当宋翔凤的考证与其所阐发的微言有所联系时，他的考辨就往往违背汉学的基本精神，不是实事求是，而是附会以为说。如《论语》中的阳货与《孟子》中的阳虎是否是一个人，孔安国、邢昺都认为是一个人；赵岐《孟子注》以为是二人，一为大夫，一为士；宋翔凤以赵岐注为望文生义，并通过考证证明阳虎、阳货为一人，而这就是主张“为我”的杨朱。请看宋翔凤的证明：
《盐铁论·地广篇》曰：“杨子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按，西汉人称阳货为杨子，阳、杨，古字通用，疑阳货即杨朱。《韩子·外储说左下篇》曰：“阳货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以事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曰：‘……虎务取之……。’”又曰：“阳虎去齐……虎不善树人。”按云：虎务取人，又曰不善树人，即《孟子》杨子取为我之说也。言务取以为己，若树人则为己害，孟子、韩非之所说正是一家之说。（宋翔凤：《论语说义九》，《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七，第1页。）
这段文字之后，宋翔凤又引《吕氏春秋》、《列子》等书，而得出阳虎、阳货、杨朱为一人的结论，并以为《列子》以杨朱为战国人，是杨氏学者所编造出来的，而杨氏学者所以要编造，是因为“阳虎在春秋蒙恶声，故为杨氏学者讳言为一人”。其说虽辩，却全无实据，牵强附会，实难令人信服。
因此，宋翔凤的考辨不可一概而论，当他在进行文字名物的考辨时，是遵循乾嘉汉学的考据原则，在实事求是地证实某一问题，这时的考证多可成立，而且不乏精审之论；而当他在进行与微言相关的考辨时，则往往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多牵强附会之说，不可为据。究其原因，在于他的微言论说带有一种前定的基调在里面，为了符合既定的微言，就不得不曲为之说。
二杂采古今、汉宋
经学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分，汉学中又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它们各有特点。清代的乾嘉汉学主要是承继东汉以郑玄、许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在清代加以发展，并形成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宋学从清代开始就存在，而且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也得到清王朝的提倡与推崇，但是，却遭到清代兴起的汉学的批评，汉学家以宋学所言为“虚”，而以文字训诂之“实”来矫正其失。乾嘉汉学盛极转衰，又出现了庄存与的开始重视西汉今文经学，到刘逢禄以《公羊》学为主，今文经学渐受重视。一般而言，治汉学的学者都不讲宋学，为宋学的学者则批评汉学，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即声讨汉学的檄文。讲今文经学者以微言大义为主，不仅不重汉学的文字训诂，还对汉学所宗奉的古文经学及宋学多有批评。宋翔凤的经学却独树一帜，具有杂采古今、汉宋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