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在老吴心里搁了很久，老吴为卖和不卖一直下不了决心，他和乡党委书记钟凯商量。钟凯是大学生出身，虽是学农的，毕竟受过高等教育。钟凯内心觉得一个乡有个文化站是好事，逢年过节，遇到什么活动，搞搞，总要热闹些。就是啥也不搞，摆些旧杂志旧书，总也有人去借了看，钟凯就去文化站借过书看。但是，眼下乡里这状况，穷得叮当响，工资拖欠着不说，连退休干部的医药费都解决不了，手里有笔钱总是好的。但钟凯只听、不表态，下乡几年了，钟凯也渐渐懂得凡事糊涂点好，话不要说满，留有余地。他就上过乡长老吴的当，况且，财政是老吴管，要钱管钱是老吴的事。钟凯说政府是你当家，你约摸着办就是。老吴说你是党委书记，党管全面，你不表态咋个行？钟凯说那就等忙过这一段，开个党委会研究。
这天早上老吴走到乡政府，老吴习惯性地在乡政府里逛了一圈，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就是要进城，要到更远的地方，他都要来逛上一圈，否则心里就空荡荡的。老吴背着手正在慢慢逛，乡里的饮事员王满生对老吴说，乡长，昨天晚上文化站那里演大戏了，人体表演，你没看到可惜了。王满生在乡政府当了多年饮事员，常常给老吴开小灶，说话就随便。老吴说啥人体表演？半夜三更演啥戏？王满生就浮一脸神秘，然后将事情说了。老吴听着，心里不以为然，现在这事算啥事？遍街的发廊、舞厅，就连酒米乡这么穷这么偏僻的乡场，也开了两家。但老吴心里突然一动，贼日的，机会送上门来了。好事，好事，好事。王满生一头雾，乡长，你说是好事？光着屁股吊着奶奶，你说是好事？老吴说你只晓得光屁股，吊奶奶，球也晓不得，怪不得你一辈子就会当伙头军。
老吴叫人去找眼镜老陈，来人说老陈下村搞计划生育崴伤脚了，在家休息。老吴问重不重？来人说不咋个，扶着棍子可以走路。老吴本想去看他，但现在不行，得让他自己来。老吴说，你叫他来，拄着棍子也要来，直接来见我。
眼镜老陈正在家里躺着，他的脚背肿得老高，虽不严重，但疼得他咧嘴。
但老陈高兴，一是没伤到骨头，村里的草医生将一摊鸡屎样的草药敷在他的脚背上，说休息休息就行；二是他正好逃避了下村搞计划生育的事，正好趁这几天好好帮王银花把那幅作品的创意设计出来。老陈太爱这些事儿了，打小他就爱。人也奇怪，他爹他妈都是在地里刨食的主儿，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呆头呆脑的。他爹最大的享受就是蹲在门槛外的石坎上，裹上两支叶子烟，眯着烟，有滋有味地吸一阵。他爹他妈一天讲不上三句话，闷头闷脑地过日子。可他从小就聪明、活泼，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艺术天赋。一次，一个县文化馆画画的下乡采风，无事漫步在河堤上，不经意间，突然看到一棵粗大的柳树桠里，放着几个泥塑。这人从树上将泥塑拿下来，一看惊呆了，怔怔地出不了声。天哪，这些泥塑简直像汉代雕塑，有牛、有马、有羊、有猪、有狗，还有人，泥塑大气、粗犷不事雕琢，线条简洁、明了，刚中有柔，以刚为主，大处率意而为、随心所欲；小处突出神态，颇具神韵，加之选型不准，完全是凭感受去创作，作品就显得稚朴而又天真。文化馆的这位老兄被这些作品感动了，他决心要找到这个民间艺人，和他探讨一下民间艺术。他顺着河堤走下去，看见河堤里有个十一二岁的娃娃正在捏泥人，走过去一看，娃娃捏的和他手里拿的泥塑完全是一路手法，他又被怔住了，心想民间是不乏奇人的，这个娃娃如果有条件读美术学院系统学习，说不定会成大器的。
可惜老陈最终也没成艺术家，他从小到大一直蜗居在乡下，没成艺术家并不妨碍他对艺术、对文化的痴迷，和艺术有关的他一沾就会。横笛竖箫、芦笙、唢呐，民间艺术中的跳四桶鼓、对山歌、剪纸、打鼓草，他不但精通尤其痴迷，因为这些特长，他被推荐进了文化站，一干就是十几年。
老陈接到通知叫他去乡政府见乡长，他心里十分的不乐意。他在心里骂道妈的，脚扭伤了也不让人消停，正干得高兴他又来喊魂。但老陈还是拄着棍子去乡政府了，老陈是个胆小的人，他的工资虽然不在乡里拿，人却是乡里管着的，老陈对所有人都和和气气的，唯恐得罪人，对乡长他更是不敢得罪了。
进了乡长的办公室，老陈见乡长苦着脸，脸上罩了一层青色的肃杀之气。
乡长平时就严肃，经常绷着脸，但对老陈还是客气的，老陈见到今天这情景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乡长说你那文化站是搞啥子的？是赌场？是淫窝？是窑子？
你搞啥名堂？老陈被乡长劈头劈脑一顿训斥，摸不清到底哪股水发了，头罩了一层雾水。诺诺地说乡长，到底咋个了，我这两天脚扭伤了，在家休息。咋个了？乡长火气更大，你不要装猪吃象，装心头不明白。昨天晚上一对男女被人从你那文化站里拖出，赤条条一丝不挂，人家去捉时两个光溜溜土蚕样扭结在一起。你说文化站到底是宣传先进文化的阵地，还是赌场、淫窝？告诉你，文化站不办了，你就在乡政府做事！
老陈的头像被一块硬石击中一般，只觉得头里嗡的一响，就看见自己血流满面，就看见头上碗大的洞，看见了红白相间的脑髓，和猪的脑髓一模一样。
老陈楞楞地坐着，眼睛直直的，眼里空空洞洞、茫然无绪的，这样子乡长老吴只有那些年和民政局的人去通知老山阵亡烈士的家属才看见过。老吴心里有了一丝丝的恻隐，他知道老陈为啥会这样，但眨眼间他就坚定了自己的意志，他站起来，也不管老陈啥样，披上衣服就出办公室了。
二
老陈来到文化站，文化站冷冷清清，空寂无人。打开院门，院里人去屋空，院里那株野蔷薇长得蓬蓬勃勃，这株野蔷薇是建文化站时自己栽的，既没施肥、也没浇水，却像绿色的火焰四处乱蹿，占了小半个院子。开花时，一丛丛、一簇簇的花，铺天盖地地蔓延，把个院子衬得热情洋溢，撩得微微震颤。
可现在，这蓬花被践踏得枝残叶败，蔫头耷脑，这是那伙手持棍棒的人干的。
老陈感到身上疼痛，那种疼不是脚被扭伤时的疼，是筋断骨折的疼，那露出白茬、拦腰折断的花枝，不是这样的疼么。老陈忍了疼，找了把条锄，为这蓬花锄草、松土、重新培护。
屋里的景像使老陈更加愤怒，更加伤心，房子是土舂的房子，梁和椽子是木料的，三开间的房子虽然宽大，但梁和椽子都已开始朽烂。顶头的那间，椽子朽了，在一个雨夜终于塌了，屋瓦掉了一地。房顶塌了一角，可以看到白杨树的树梢在轻轻拂动，可以看到蓝天下的白云在慢慢舒卷。天一下雨，老陈就急得睡不着觉，唯恐雨水将土墙淋垮。他找乡长反映过几次，乡长总是说慌啥子，等我有空去看看，你做好你的事，乡长说的事是乡里的事不是文化站的事。可乡长总不见来，老陈只得自己爬上房去。咬着牙，将自己花钱买的硬塑料布盖上去。可塑料布经不住日晒雨淋，要不了多久又烂成窟窿。
老陈看到墙角堆着的一堆新椽子，这堆椽子是他自己种的白杨树做成的木板。老陈家的房子也很老了。他当年在房前屋后种了十几颗白杨树，指望着用它来重盖房子。他翻盖房子是用来成亲的，他和王银花议定年底盖好房子就搬在一起。可文化站的房子再不翻盖就要塌了，他狠下心砍了几棵，请人做成椽子，自己背着，一趟一趟驮到文化站。原想等忙过一阵，再到县文化局，看能不能争取要点补足款，将房子翻盖一下。谁想，乡上连文化站都要卖了，彻彻底底卖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老陈在木材垛上狠狠踢了一脚，疼得他跳了起来，其实，他觉得心比脚还疼。
老陈决定进城去找县文化局反映，为这事他昨天晚上一夜未眠，他觉得这是件很大的事，随随便便进城去反映，是不对的。有事要先找乡上反映，可这事反映的就是乡上要卖文化站，找乡上去反映是白反映，他怕乡长那凶狠狠的样子，去了就是挨训斥。可进城去反映，不就是告乡长吗？乡长是能随便告的吗？老陈一辈子只知道埋起头做事，反映这反映那的事他从来不做。可这次他不去不行了，不去乡长就把文化站卖了，乡长卖文化站的理由充分得很，可那理由是理由吗？难道一座房子里有人作奸犯科就要殃及房子？那电视里的市长贪污受贿被抓起来，市政府就要卖掉？老陈觉得自己反对卖文化站理由充足得很，但老陈就是心虚，也不晓得咋个心就是慌慌的。反正他上县里反映就是得罪乡长了，得罪乡长可不是他愿意的事。自己是乡长管着，以后受他的拿捏是小事，儿子在乡上当临时工，要找他办事就彻底没门了。
老陈最终还是决定去，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经过一夜的苦苦思索，一夜的思想斗争。文化站像个挥之不去的梦，如果不去，他会被折磨、会内疚，会后悔一辈子。
天才蒙蒙亮，老陈就从村里走了出来，村子在乡政府背后的斜坡上，也就是两三里路。但老陈还是走了好一阵。他的脚还没好利索，他拄着棍子在土路上走，木棍敲击土路，发出了击点大地的声音。老陈觉得那声音就像在叩问自己，他就加快了速度。等他到了文化站前面，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文化站前面的路上，是小客车停车的地方，平时大家就在这里上车等车。老陈站在这里觉得身上冷飕飕的，觉得藏匿在周围果园里的黑暗，在眨着萤虫般的眼睛看着他，他一下子就觉得心里虚虚的。老陈想还是不要在这里等车，在这里等车说不定会遇上乡上的人，问起时说啥好呢？他就朝前面走去，他想走上一段路，等车开回城里时，再搭车就好了，就不容易碰到乡上的人了。他走了好一载路，觉得差不多了，他站在路边，这时他觉得扭伤的脚火辣辣地疼起来，原本没好的脚，走上这长的路，自然是要疼的。坐在路边的土坎上，老陈觉得很惬意，突然，老陈想起，乡政府食堂的王满生家就住在这里，这人是“业余广播员”，啥事一到他嘴里就传得满世界都知道。老陈顾不及脚的疼痛，他不愿人还没进城就让王满生吵得乡长也晓得。他拄着棍子，又开始走起来，走了好一截路，他疼得受不了，就坐在一棵树下休息，想想这里没事了，他离开乡场已经五、六里路了，就放心等车。谁知，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婆娘担着水从前面的田埂上走过，他说糟糕，这不是刘昆的婆娘么？刘昆是乡里的计生员，在他在的这个小分队当组长。老陈赶紧躲到树后去，等那婆娘的影子消失了才出来。那个影子一消失，老陈棍子击点土地的声音急切起来，像盛夏时暴雨的雨点声。
乡政府来了两个怪模怪样的人，五十多岁的那人戴蓝色遮阳帽，穿蓝色布疙瘩纽子对襟衣、蓝色裤子，脚蹬白布做的剪子口布鞋。这种打扮在五、六十年代很普遍，那时的农民都是这种打扮。可现在这种打扮就很惹人注目了。
就连酒米乡这样的乡里，除了上了年纪的农民是这种打扮，年青人中都很少这样子的了。乡政府的人都是西装或者夹克、休闲装，乡长老吴是很传统的，平时穿夹克，进城开会或者乡上开大会，都穿西装系领带呢，这个城里人怎么会是这种打扮呢？况且，知道他的人都叫他孙老师，在城里是个有名的画家兼书法家呢。另一个年青的就不足为奇了，他穿一身牛仔衣裤，身上套一件全是口袋的褂子，头发比妇联主任陈燕子的还长，一只耳朵还戴着一个比避孕环还大的耳环。这话是计生站的牛翠红说的，她说任何事总能和计划生育上的事挂上钩。这人是县文化局搞音乐创作的。
他们的到来，在乡上没有任何反响，乡里办公室接待人早就接待出经验，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隔着玻璃窗，一眼就知道该怎样接待。县委书记、县长的车他们是晓得的，那不用说，书记钟凯、乡长老吴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侍候在乡政府。乡长老吴对这事最敏感，他就吃过一个大亏。早些年，上面派来一个年青的县委书记，这个书记是学历史的，对文物考古很感兴趣，听说他们这里发现了一座汉墓，就叫办公室打电话，叫乡里等着汇报。那时乡里的书记刚走，上面让老吴主持着工作，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老吴为了当上书记，就狠起劲做事，在牛家寨搞一个小型水库。当时的一个副书记和他一样想当书记，暗中和他较着劲。那天这个副书记接到电话，知道是新来的县委书记要看汉墓，就使了心计。他对老吴说县里领导要来看汉墓，家里要留一个人，你留在家里接待，我去水库工地。老吴对旱墓湿墓啥的都很反感，水库是他抓的工程，正在紧口上，他说你留，你留，我在工地正忙。副书记说是怕我跟你抢功呵。老吴说你说啥呀？我俩谁跟谁。只是那玩意儿我不懂，你操点心吧。
这件事的后果可想而知，主持工作的老吴没当上乡党委书记，倒是那个副书记当上了。这事过了许多年，但老吴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上面重要的领导来，再忙，他都要让办公室告诉他，他都一定要守在乡政府。
办公室的人也练得一副火眼金睛，来乡政府的车是啥车，车上坐的是何等级别的人，他们一眼就看清楚。车和车之间也有讲究，有的是重要的部门，如组织部、县委办、政府办等；有的是有钱的部门，如财政局、教委、农开办、项目办等。有的就差了，如妇联、文联、文化局等。这些部门哈事都解决不了，还要叫你做这做那，一般他们就叫办公室的人或者妇联主任接待一下。
这两人是坐班车来的，坐班车来的他们就没有必要热情了。所以他俩在办公室连杯茶水也没喝到。听说是县文化局的工作人员，要找乡长，办公室的人说乡长没在，你们有啥事跟我说，对襟衣孙雨虹说这事要跟乡长亲自说。办公室的说那你们等吧。说完不再说一句话。牛仔服赵晓江毕竟年轻，觉得受了委屈和冷遇，早就窝了一肚子气。说等他干啥，我们走。孙雨虹年纪大一些，说等一下吧。赵晓江说要等你等。说着抬脚就走。
孙雨虹跟着赵晓江走出乡政府大门，赵晓江说这群土鳖，只认小车不认人，我好歹也创作过几支歌曲，你好歹也参加过省展。孙雨虹说我们是来工作的，好歹也要将工作讲一下，不然那个调查咋个写？二人正说着话，乡长老吴急匆匆从后面追来了，老吴从办公室得知文化局来了两个人，被挡了。老吴气得说你们硬是狗眼看人低，咋不跟我讲呢？办公室的人说你不是让我们长眼色，不要把啥人都朝你那里领么？老吴顾不上发脾气，拔脚追出来了。
中午就在乡上的“六合居”吃饭，这个餐馆是乡场上最好的餐馆，老板很会来事，外面的门面是土舂的老房子，可后面都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里面装了好些个包间，环境清雅、舒适宜人，乡里宴请重要的客人，都是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