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没有等到局长，快到下班的时候告辞先走了。
此后几天，他每天早早赶来，穿戴得整整齐齐，背着个黑包，坐在沙发上等消息。沙发上那本几天前还崭新如初的杂志，几天被他翻得卷了边。
终于有一天，局长安排他写了两个小稿子。接下来他便正式来上班，真正成了匪兵十一。
中午，我请十一到一个小饭店吃饭，算是接风。他简单谈了一下他的处境和来这儿的目的，接着便开始谈对诗歌的抱负。谈着谈着又说起了诗歌界那位可敬的人物，像教子一样赞美他，佩服他。我想我以后也得留意一下这个人物。
为了表示对这个人物的敬意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用“卡卡”来称呼这个人物。望着十一青黑的胡子茬和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眼神，我小心翼翼地给他讲了一下匪兵们的故事，还顺便提醒他这儿用人可是什么都没有。他满不在乎地说：“有三个月时间还不行？我能撑得住。”他的希望确实也不是算高，希望单位领导能和县里说说，给他正式安排个工作，有个安稳的生活保障。这个要求从用人才的角度讲，确实不难。他们那个据说很有文化的县现在绝对没有一个他这么出色和有眼光的诗人，但从另一方面讲，问题还不小，十一中专毕业十几年，县里领导换了几茬，没有出现过一个伯乐。他现在是到市里找伯乐来了，而且看迹象，应该是找到了，我们领导一向以爱才出名，喜欢收罗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才。
十一和所有可敬的知识分子一样，喜欢谈“民间”、“地下”这些词。我问他在哪里发过作品，他说他只管写，不投稿。我实在想不明白，一个坚持民间立场的地下诗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谋取一份稳定的工作？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人应该去流浪，去漂泊，诗意地去栖居。现在，或许是生活逼得他不得不这样。我不好再说什么，希望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他和我毕竟不一样，我还有原来单位发工资，他除了诗歌，一无所有。
没有来我们单位之前，任何一个搞文字的人都不会知道写材料有多么恐怖。十一自然也不知道，不管他在县里给各种单位写过很多东西。十一参与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材料，是给上级单位一个十分钟汇报稿。开会前一星期任务布置下来，他和我各自承担一部分内容。他一天就写好了，毕竟是很短的一个东西。他写好后，满怀信心。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也认为这是个好材料，但知道肯定过不了关。果然，领导一看，推倒重来。单位上其他两个年长些，已经洗了一半手的文秘也出手，四个人晨昏颠倒，不分昼夜，每天晚上熬到两三点，弄好推倒，推倒重来，不停地反复锤炼，精益求精，在开会前一个小时，终于定稿了。
望着薄薄的五六页材料，十一揉着发红的眼睛说：“简直要崩溃了，现在躺下来就能睡着。一看这个材料，我就觉得三千只苍蝇扑面而来。”
自从十一报道之后，每天总是第一个来，来了之后扫地、浇花、擦桌子，然后坐在沙发上等任务。
机关后面有一个灶，私人承包了。一天只需十元钱，可以尽管吃。但因为饭菜太难吃，除了几个通讯员和保安，单位去的人们很少。十一吃过之后，很满足，对老板感激不尽，觉得照顾他，让他放开肚子吃。每次吃完，他都眉飞色舞地和我讲这顿吃啥了，他吃了多少碗。其实，灶上的饭一点悬念也没有，我曾经吃过半年，再也吃不下去了。
十一说完吃饭，就谈诗歌和伟大的卡卡。我从他口中知道卡卡是一个大家，有一个很爱他的老婆，以前诗名比他都大，结婚后为了照顾他，放弃写诗，经营着一个文化公司。
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拿着一封介绍信，让我找主任盖章，证明他是单位的通讯员，为了中午和晚饭可以省一元钱。我觉得心酸，把那张纸复印了一份，保存起来，记录一个在路上的诗人。
十一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中午吃完饭，便在文印室的椅子上歇一会儿。 我说：“你和单位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给你安排个住处。”他说：“刚来，怎么好意思呢？再说，我现在连个办公地方也没有，每天上班坐在沙发上，觉得自己像一个外人。要能解决，先解决办公地方吧。”看着他，我好像看到刚来时的自己。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拍完，很吃惊。一向很反感在别人身上拍拍打打，怎么自己也这样？这时看见十一一只手在肩上挠痒痒，不知道怎么就传染上他这个毛病？
我一直没有留意查找过卡卡，因为从十一口中，我知道的太详细了。他一只耳朵聋了，出过车祸，写过一封很有名的《致XX诗人的信》在网上广为流传，夏天长脚气，喜欢吃油炸小馒头……现在，只要十一和我说话，就必然要说起卡卡。从来没有这么一个陌生人，短短几天，能让我从另一个人口中知道的这么详细。
我们相处快一月了，他和我只说三件事，吃饭、诗歌、卡卡。我对卡卡从神秘到仰慕、熟悉，终于厌烦了。我不想一天到晚听一个人总是讲另一个遥远如冥王星一样的人，我的生活被他搞乱了。有一天，十一又对我说起卡卡时，我说：“我再也不想听到卡卡了，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好吗？”十一呆了一下，摆摆手说：“不说了。”我看到他眼睛里狂热的光芒黯淡了，他重重叹了一口气，这是我见他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