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是紧接着的，不过这一次不是谈到凌晨，而是谈到天明，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亦即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我头一天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根据这种分析，我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发展。要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是开展艰巨而持久的民众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做起，因为乡村是中国最广大的领域，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全国的有识之士，都应该全力支持和从事这项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不是费力去从事其他。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而这共同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共性指的什么？就是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的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两夜长谈之后，还有若干次交谈。我又到延安各处参观，在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一样，是很深刻的。
1950年春天，我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北上北京。我认真思索了我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的一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我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我又写了《我何以终归于改良主义》等文，送给毛主席看，这些都是检讨、反省自己的。这是后话。
问：梁先生常谈起在1938年初赴延安与毛泽东长谈之后，又进行了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敌后之行。梁先生可否对此作一回顾？
答：如前所述，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我来往于南京、山东之间。这年10月，日寇入侵山东，我主持了七年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只好彻底解散。随后我在江苏徐州发表了《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我的同事、学生们大敌当前，要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特别要在乡村中以原有的乡村建设工作作基础，积极做好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密切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与日寇作战。对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我也在许多场合作了阐述和勉励。
随着局势的变化，我以国民党参政员的身份由南京到武汉，由武汉而重庆。自1938年初我赴延安访问归来之后，抗日战争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逐渐进入相持阶段。除了中国军队继续在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外，在敌后的广大地区，不断传来消息，还有着不少军队和民众抗日武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卓绝的游击战，如星星之火，不停地在敌占区燃烧，搅得日寇不得安宁，叫苦不迭。我还得知，在鲁豫苏皖地区，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人员也参与其间，做了不少工作，我心里十分欣慰。人在大后方重庆，心却常常惦记着那些我所熟悉的人和地。我决定到鲁豫苏皖地区去巡视考察一番，亲眼看看那里军民与日寇抗御的情况。从重庆到山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交通困难，而且随处可遇危险，但我想个人的安危，算不得什么。不是有许多人天天都在前方，在敌后流血流汗吗？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分别告诉国民党和共产党。我找了蒋介石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秦邦宪，对他们说，我年近半百，虽然手无缚鸡之力，自己不能打游击，但可以推动更多的同事、学生打游击，我要去敌后游击区看看，必定有所得益的。他们都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但都很支持，都答应通知那些地区的部队，在我巡视时提供方便，保障安全。蒋介石还委我以战地巡视特派员的名义，给我一个保持联络用的密码本和一万元经费。
1939年初，我率同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等人由重庆出发。为通过敌战区，我们改名换姓，自编籍贯、职业，一路还算顺利。进入敌后游击区之后，我们先见到新四军彭雪枫将军，他已接到我要去巡视的通知。彭将军对我们盛情招待，陪我们进餐，介绍部队对日作战情况，记得韦国清等将领也在座。因韦国清也是广西人，我印象较深，其他人记不住了。临走时，彭将军为我行程提供方便，还送了我一匹马。接着我们见到苏鲁游击区总司令于学忠将军，他也早接到通知了，同样是一番热情招待。从于的司令部出来，他亲自陪我们走了一程，一直到地名叫王庄的一座天主堂里，那里驻扎着一支中共的抗日游击队伍，为首的是张经武和韦玉。这时于将军要到山东地下省政府办事，便同我告别，我们则留在张经武部，住了一宿。
我们逗留时间较长的是地处沂蒙山区直属于军委会政治部的第三政治大队队部。因为这个大队的近千人中，许多人是我在山东、河南乡村工作时的同事、学生，大队长秦亦文抗战前就是一名教师。这个大队兵分四路，分散在山东境内的东南西北，既做宣传动员民众的工作，也直接开展游击战，是一支十分活跃、工作出色的抗日队伍。
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是在途经苏北砀山县时，与我在山东邹平的学生窦雪岩的相遇。其时窦是砀山县的县长，率领着一支几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在邹平时，他先是我的学生，因成绩优秀，留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总务科长和警卫科长。据窦雪岩陈述，我才知道邹平沦陷后，他即去河南潢川投奔第五战区举办的战时人员训练班受训，并兼任过教官，不久奉命回到家乡砀山任县长。在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下，他很快和当地的中共人士取得联系，协同进行抗日活动。窦雪岩告诉我，他手下本无武装，是中共人士郭影秋（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他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此事）从自己的部队中拨出几百人交给他指挥的，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中共的抗日队伍，但他有指挥权，合作得很好。窦雪岩还兴致勃勃地同我说，他们常常主动出击日寇，攻其不备；也常常日行百里，主动转移，避免挨打。他们吃、穿、住条件都极差，单说穿着，我亲眼看到的，真可以说破衣烂衫，叫花子一般，但个个都很乐观，不怕艰苦。窦雪岩对我说，没有一个人身上不长虱子，大家都管它叫“抗日虫”，不抗日还长不了这虱子呢！并当场从衣领里翻出了好几只，把我们都逗乐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这天夜里，没有房间，没有床，我就是躺在窦雪岩的宿营地的干草堆上度过的。雪岩说，他们差不多天天如此。在干草堆上睡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如果不是抗日，不是在敌后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当然也是难以想象的。第二天上午，我们上路时，雪岩执意要带领队伍护送一程，一直到将要进入鲁西南地界为止。道别时，彼此心绪激动。我对他说，看到你们这样艰苦卓绝地同日寇作斗争，我由衷的高兴、敬佩。我还勉励他继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坚持抗战，同心协力，报效国家和民族。雪岩洒下热泪，举枪向我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抗战到底，并一再关照我多加保重。其景其情，多少年后仍然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回顾这次历时八个多月的敌后抗日游击区之行，所经历的艰辛、困苦、风险，比起战斗在游击区的军民，是不足道的。我感受最深的是，正如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同我谈话中所说，无数抗日志士和广大民众这样不怕牺牲，奋起抗战，坚持到底，中华民族是一定不会亡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有着充分的根据。
在乡村建设工作中的许多同事、学生，也站在共同抗战的行列中，这更加使我感到欣慰和自豪。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后人敬仰的中华英烈。
问：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已经四十五年了。梁先生虽然后来脱离了民盟，但作为民盟最早的创建人之一，并担任领导职务有年，能否对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作一简略的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