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这个人——抗战爆发，奉蒋介石之召赴南京——陪蒋百里返山东视察抗战防务——一赴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巡视敌后抗日游击区纪略——中国民主同盟之创建及赴香港创办《光明报》
问：梁先生在山东主持乡村建设研究院七年之久，其间得到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和资助。梁先生同韩复榘有何交往，对他评价如何？
答：对韩复榘这个历史人物，我先说两点：一是韩复榘确是旧中国的一名军阀，但他的实际情况并不像社会上流传的一些笑话说的那样粗俗不堪；一是关于我同他之间的交往，他在很早之前已认识我，而我却并不认识他。
先说第一点。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字向方。幼时在家乡初级小学就读，后又念过五六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还练就一手好字，曾为县衙“司书”。入伍后，一直追随冯玉祥将军，也曾当过“司书生”。正因为韩复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善战，又比较有文化，才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重用，一步步提拔他而成为冯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他离冯投蒋，在山东省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直至抗战爆发，被蒋介石杀了头。上述简略史实，足以说明韩复榘并不是斗大字不识两担的粗人，以至于闹出诸如相声中所说的“关公战秦琼”一类的笑话。当然，如同旧中国的各式军阀一样，韩复榘政有劣迹，流弊甚多，错捕错杀无辜之举均有，自不待言。对于民间流传的关于韩复榘的种种笑话，不止是我，如韩的老友张钫（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闻承烈（冯玉祥军队的兵站总监）等，都认为许多不合事实。如果说旧中国的老百姓，出于对拥兵自重、混战不已的军阀深为不满，进而编出一些笑话来加以讽刺、挖苦，以讹传讹，广为流传，那倒可以理解，但毕竟不是史实。
第二点，为什么说很早之前，韩复榘已认识我，而我却不认识他呢？这得从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的往事谈起。这年正是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第六年。自这年始，我主动实践自己在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提出的“求友”与“讲学”的主张。我与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一起，复兴古人讲学之风，把讲学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朋友团体之间，虽没有什么会章，但志同道合，一起相处，一起读书，一起讲学，以人生向上来共同策励。就在这一年，我应邀到北京南苑冯玉祥部给部队官佐讲学，宣传我的主张，主要是儒家哲学。当时冯玉祥将军的官职是陆军检阅使，手下有五个旅的军队，有近三万人马。五个旅长的名字我还记得，叫张之口、鹿钟麟、宋哲元、刘玉芬、李鸣钟。因为是五个旅，我的讲学一共进行了五次，是连续进行的。每次一个旅，由旅长带着全旅的官佐前来听讲，地点在当时南苑的基督教青年会讲堂，会场很大。因为冯玉样本人信奉基督教，十分虔诚，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当时冯玉祥部办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是余心清先生，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文革”中故去。那次我在冯部讲学，韩复榘只是团营长一级的官职，他坐在讲堂下听讲，当然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后来他先后在河南省政府和山东省政府任主席，我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特别在山东为时达七年之久，与他才有直接的接触和交往。在言谈中，他曾提过那次在南苑听过我讲学，可见我同他的关系最早是从那次讲学开始的。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我在河南村治学院，其时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但实权在冯玉祥手中。冯这时有二十万部队，大部驻河南。冯玉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大军撤向潼关以西，韩复榘提出异议，认为西北太苦，军队不宜西撤。冯这人历来治军很严，且以家长自居，当场训斥韩复榘，命令韩滚出去，并罚跪于会场外的墙根下。散会后，冯怒气未消，又去找韩，给了一个耳光，才说：“起来吧！”韩作为由军长提升为总指挥的一员大将当然受不了这种惩罚，便带领一部分军队离冯开往山东。这个举动，最高兴的是正在与冯军混战的蒋介石，他立即下令，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认为这是对冯玉祥的一大打击。韩便开始了统治山东八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由于冯军西撤，韩复榘东走，河南村治学院也就停办了。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后，即表示欢迎梁仲华和我到山东去，于是我们这班河南村治学院的朋友就到了山东，时间是1931年1月。韩复榘在济南见了我和梁仲华，设宴以示欢迎。席间，他谈到自己在山东施政计划种种。我们对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他都表示支持。以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际工作计划、机构、规模等等，都是我们自己定的，他始终未加过问。交谈中，他提到了当年在南苑冯玉祥部听我讲学的往事。我的印象，他对儒家哲学颇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后来我在山东邹平县七年，韩复榘也曾亲自到乡村建设研究院考察过。
问：韩复榘在抗战之初对日本侵略者不战而逃，蒋介石以此论罪杀了他。这一历史公案，您觉得应当怎样评判？
答：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得把话说得长一点，讲一讲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我所知道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和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我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当然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敌，保我中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师生们同样责无旁贷。我的脑子里开始形成一种想法，即为发动广大民众抗日，应把大中小学教员疏散到乡村去，开展民众抗日救亡教育运动。通常的学校教育搞不下去了，战时的民众教育却要加强。
正在这时，“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局更紧张了。不几天，我在山东济宁接到我的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我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已成事实。作为实际上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当然其中多数成员仍是国民党人。蒋介石的电报，便是邀我参加“参议会”的。附带说一句，约在两年前，蒋介石在武汉曾托一位在山东齐鲁大学当校长的朋友给我捎口信，说蒋想约见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跑到武汉去见他。这一次局势骤变，我一接电报，便收拾行装，匆匆赶往南京。
这时候的“参议会”，正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一开始，“参议会”虽无名额限制，但人数较少，只有二三十人。蒋介石忙于军事和外交，只是名义上的召集人，主持人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七君子”这时已释放，沈钧儒也是“参议会”的成员之一。现在我记得的最早的参加者还有蒋百里、张伯苓、胡适、黄炎培、徐谦、晏阳初、马君武、施肇基、傅斯年等人；中共方面名单上毛泽东、周恩来均有，实际来的是周恩来。“参议会”每周召开座谈会二三次，由汪精卫主持。大家发言的宗旨不外为抗日救亡出谋献计，各抒己见。由于白天日本飞机轰炸，会议都在晚间举行，会场在中山陵园的丛林中，蒋介石的临时办公室也设在这里。
现在还记得，这时的“参议会”提出许多意见、建议，有些还比较具体，颇为重要。如为开展抗战外交，曾一致建议派胡适为驻美大使，派蒋百里去德国，孙科去苏联等等。这些建议后来都被政府考虑或采纳。我个人也在会上讲过不少意见，中心是抗战民众教育问题。还记得会上发生过一段插曲：由于我发言较长，先讲乡村建设，后讲抗战民众教育主张，傅斯年打断我的话，说：“别讲这些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前方的军事和国际形势。你这种讲法，太耽误时间了！”汪精卫是会议主持人，他劝阻傅斯年，说还是让梁先生把话讲完。但我则不得不勉强结束自己的发言。会后我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其要点是强调全民总动员，而当务之急是停办正规学校，大力开展全体民众的抗日救亡教育。
当时蒋介石虽没有参加会议，却常找一些人个别交谈。蒋同我的谈话，除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问题之外，较实际的一项任务，是让我陪同蒋百里先生赴山东视察抗战防务。蒋百里是国民党老一辈的军事专家，当时颇有名气。蒋介石选中我陪同，当然是因为我在山东一住七年，与韩复榘相熟之故。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临行前，蒋百里问我，胡宗南驻军在徐州，路过时是否呆留一天？我说可以。火车到徐州车站，胡宗南亲自到车站迎接，胡当时是军长。谈话，吃饭，住了一夜。胡宗南个子不高，浙江口音很浓，他对我搞的乡村建设也颇感兴趣，问得详细，并说要去看看，不久他真的去了。其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虽已停办，但并未解散，若干部门和人员尚在。胡宗南还很客气，因为我十九岁开始吃素食，至今七十余年未改，但我吃的是“餐边素”，遇上待客，在外，宴请，只要在桌边摆几样素菜就行，别人吃什么大鱼大肉我都不在乎。胡宗南为尊重我的习惯，陪我们进餐时都改用素食。不久胡宗南到山东济宁，我也热情接待了他。
第二天，我们登车去山东，胡宗南到车站送行。临走时，他避开蒋百里找我单独密谈。他说，山东防务十分重要，日本人可能在胶东沿海登陆，他是奉命帮助韩复榘省主席守卫山东，共同抗日，而决无意取韩主席在山东的地位而代之。胡宗南反复表明此意，让我转达给韩复榘，请韩一定放心。
到济南后，韩复榘先见我。他一见面就说，他已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我陪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道究竟来干什么？我答：蒋百里是军事家，蒋介石派他来山东是视察抗战防务的。韩一听就笑了，说：“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我又转述了胡宗南的话。韩听着直摇头冷笑，说：“日本人一来，还扯什么谁代替谁的地位，简直是废话！”他又提高嗓音说：“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我回到蒋百里的住处，转述了韩的话，蒋说韩的一些看法有道理，但作为中国军人，都应尽守土之责，而不能不打就撤。
在当时，据我所知，从南京的蒋介石，到类似韩复榘这样的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中，大都认为在军事上，由于经济实力弱，武器装备差，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其差别在于，有的人深明大义，为守国土、抗敌寇而不惜牺牲，有的人则为保存实力，而不敢拼命，不战而退，丧失守土之责。同样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张自忠将军则属于前者，为国捐躯，浩气长存；而韩复榘则私心重重，后来真的不战而逃，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愧对中华民族。更有甚者，如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后来投日，当了汉奸，则变成民族的败类了。
说到此，韩复榘在抗战爆发之初的作为，应作何评价，便不言而喻了。至于蒋介石借此杀了韩复榘，是杀一儆百，还是消灭异己，史家评论，都认为着重在后者，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问：抗战爆发不久，梁先生就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主席作彻夜长谈。对这桩重要的往事您能否作一回顾？
答：好，但话仍然要讲得长一些。
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上海、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我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即后来的“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汉口。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也只顾逃难，甚至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国民党政府使我十分失望，我对抗战的前途也因此很悲观。再一点，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我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曾经是我当年的挚友。但我后来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尤其是关于在中国社会里，仅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解决各种问题，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章，知道他的主张，但过去并无机会探讨这个问题。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上述两个原因，我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在客观上，国共两党已经合作，求见比较方便。由于我是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这个愿望和要求向蒋介石提出，他同意了。接着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洽，告诉了中共方面，中共表示欢迎，我便很快成行。
随我同行的有我的侄女婿和外甥，是为沿途照料我而去的。到延安后，首先见到的是张闻天，他当时是党的总书记。因他的介绍，才知道毛泽东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并说毛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见面长谈也在晚间，已作了安排。
第一次谈话自下午六点，至第二天凌晨。因为时令是冬天（1938年1月），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里的一间瓦房里，屋内没有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我，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这一次谈话，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我先讲，坦率地谈到我的失望，我的悲观，到延安是讨教来的。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水。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做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都已作古多年。他们的功过是非后人自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毛泽东这次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由于《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问世，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其作用当然比毛本人找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谈一次话，透露一些消息大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