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推迟一个小时往家赶，就会舒服得多。首先阳光不会那么强，骑车会更凉快；其次可以不见那么多人，不用向每一个人都重复同一句话：我回来了。但事实却是，我在六点钟的时候就进了大街，这是我们小葫芦街的公共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坐在街两边槐树花的阴凉里摇着扇子。主要是男人和小孩。男人们三五成群扎成堆，打牌或者吹牛，小孩两腿之间夹着一根树枝相互追逐，他们在等着厨房里的老婆和妈妈喊他们回家吃晚饭。他们都看见了我大汗淋漓的样子。
“回来啦？”一个问。
“回来了。”我说。
“回来啦？”另一个问，“看热的，像从水里刚捞上来的一样。”
“回来了。”我说。
“哟，回来啦？一床被子就累成这样，”又一个说。“到底是知识分子。”
“回来了。”我笑笑说。
我把箱子上的被子扶了一把，自行车的速度放快了。这是唯一可以减少重复同一句话的方法，车子嗖地从他们身边过去，等他们看到我时我已经跑远了。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到了曹三家的小商店处我得拐弯，还是有一伙围在小商店的雨棚下打牌的人注意到了我。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说回来啦？我回头看了一眼，一个个头不高的年轻人伸着脖子站在雨棚下，为了看清我只好从人堆里侧出身来，向我举着右边的胳膊，手里的一把扑克在左右摇晃。他的样子像是斜插在人堆里。我认出了他是谁，初中时的同班同学，还是同桌，和我家隔三条巷子，可是我突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我还是十分熟悉地向他摆手：
“回来了，”我说。“有空过来玩。”
回头和他说话时，车轮子经过一块石子，差点把我给扔下来。
母亲正在院子门前的柳树底下给祖母剪头发。原先我家门前也是长着一棵大槐树，夏天我们都在树底下乘凉，满身都是槐花甜丝丝的香味。大约十年前，祖母责令父亲把槐树砍掉，她说槐树上老有吊死鬼垂下来，扭来扭去的看着心里难受。吊死鬼是槐树上常生的一种小虫子，软体动物，像蜘蛛那样顺着自己吐出的丝坠下树来，在风里像吊床似的摇荡。父亲舍不得长了多年的槐树，就说村庄里到处都是槐树，再说，砍了槐树栽什么呢？祖母说随便，只要不是槐树什么都行。父亲不得不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槐树砍了，然后栽下了这棵柳树。我们很快就发现柳树其实也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所有槐树的功能他都有，而且不生吊死鬼。祖母就更喜欢了，凡是能在树底下做的事都拿到树底下来做。比如现在，她就要母亲在柳树底下给她煎头发。剪头发的原因是天太热了，头发窝成一个大抓鬏不爽快。祖母早就抱怨天越来越热了，简直不让人活，恨不得把头皮给揭下去才凉快。今年她终于受不了了。
“再往下剪，”祖母说。
“不能再往下了，”母亲说。“再短就扎不起来了。”
“剪，剪掉的头发长了还能多卖点钱。”
“回来啦？”母亲说，喀嚓一剪子下去，祖母花白的长头发落到她的左手里。祖母的头发很多年没剪了。
“回来了。”我说，把自行车停好。“剪多了，奶奶，”我说，拿起镜子递给祖母，“你看，恐怕扎不起来了。”
母亲说：“不是说月底才回来吗？”然后看了一眼我的车子，“怎么把被子也带回来了，在学校里晒晒就行了。”
“我辞职了。”
“什么辞职？”母亲问。
“我不教书了。”我没有看着母亲，而是把镜子移到祖母的左后方，以便祖母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不干了。”
祖母突然抱着头啊地叫了起来，慢慢地哭出了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