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辞职就是不干了，就是不再当老师了，不用再去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了。这是我的表达。对母亲来说不是这样。对母亲来说，辞职是指丢到了工资和铁饭碗，好不容易从小葫芦街爬出去又自甘堕落地回来了，然后面临的问题是，为了找点事干必须整天到处乱转，就像天南那样。母亲的嘴和手一起哆嗦起来，“就是，”她的整个身子都抖起来，“就是天南那样，蹲在家里，到处去偷鸡摸狗？像条找不到屎吃的狗？”
天南，我想起来了，余天南，我的初中同班同学，我最后半年的同桌，就是刚刚拿着一把扑克和我打招呼的那个。天南的名声在小葫芦街不太好，他常会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但一点一点就把自己给坏了。母亲用她通俗的方式基本上说明了辞职的现实含义，说不定辞职以后我在小葫芦街上众多种可能的生活之一就是母亲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像天南那样。这是我没想到的。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辞职以后干什么，辞职以后生活该怎样进行下去。
祖母叫了一声之后，慢慢地哭出了声。正如母亲所说的，一剪子下去后留下的头发太短了，根本不足以重新窝出一个小鬏来，甚至扎都扎不起来。祖母一边哭一边不懈地招拢剩下的头发，企图用她用了几十年的一根头绳把它们扎起来，没能如愿。当她意识到无论怎样努力都是白费的时候，哭声更大了，眼泪从两个皱纹堆积成的眼窝里向不同方向流开去。
“扎不起来了，扎不起来了。这可怎么办理？”祖母说梦话似的蠕动着嘴，“死都不能死了。这可怎么办理？”
“死不了不更好？”母亲的声音里孝敬老人的美德明显减少，有点不耐烦。“谁让你不干了？你说。”
“我自己。”
“什么不干了？”祖母还没有从悲伤里摆脱出来，问话比刚刚更像梦话。
“你孙子要回来种地了！”母亲没好气地说，剪子掉到地上，被无数的蝉声淹没了。
祖母一下子听懂了，停止了哭泣，站起来直直地看着我，右手捂着后脑勺上走不到一块儿的头发。看了我一会儿又看看母亲，说：“我去做饭。”踮着小脚进了院门，跨过门槛时被绊了一下，幸亏扶住了门框才没有摔倒。
我没法向母亲解释辞职的原因，我辞职是因为我不想再教书了。当你不想做一件事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所以我决定不干了。我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交到了校长室，校长不在。这样最好，省得他再盘问一番。在我们学校，主动辞职这种事还是史无前例，这份辞职报告对校长来说一定是个新鲜东西，尽管我在报告上已经写得十分详细了。我说的详细是指我明确写了辞职的原因是不想再当老师了，其他的是否说清楚了我不敢肯定，我自己都不是很明白。我只是不想再看到学生整天被逼着趴在课桌上的样子，都读初中了，每天还要把单词和课文抄上五十遍，不管弄明白了和记住了没有。而我也必须这样折磨他们，如果我不这样干，学生记不住考不好，所有的责任都在我，校领导在每周两次的教师会上都要把我拎出来抖一抖。
我们的学生不可能考好，他们总是隔三差五地辍学，家里有了一点钱就来念两天书，没钱了就卷书包回家。大部分学生是出了校门就再也回不来了。期中因为交不起280块钱学费，初二年纪一次辍学48人。我的班上走了10个。我去了一个学生家里，他的父亲对我说，要我儿子去念书也可以，你替他交学费吧。我只能回来了。在我的学校里，冬天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穿着廉价的旧黄军大衣，站在僵硬的操场上像一棵棵枯死的老树，在寒冷里面无表情。他们不知道怎样展开自己的表情，枯燥的大衣抹杀了他们的性别。那个时候我就打算不干了。我觉得我不像老师，倒像个集中营的看守。现在学期快结束了，校长在会上强调，班主任必须把辍学的学生找回来考试，否则我们的试卷数量与学籍上的人数不符，这个责任谁都担当不起。我要在考试之前周游全镇，到所有辍学的孩子家跑一趟，和他们约好什么时候来到教室里考试，然后亲眼目睹他们如何随心所欲地交上一份价值3分或者5分的试卷。他们过早地从中发现了生活背面的乐趣。
我在辞职报告上说，我坚持不到考试了，我必须今天就辞职。
“那你就回家种地吧。”母亲用鼻子跟我说话。
“你还怎么出门？”
这是父亲憋了半天才说的第一句话。他的意思很明白，我好歹是小葫芦街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吃国家饭的，现在饭碗丢了，这面子怕是挂不住了。
“我觉得教书很累，”我在饭桌上作了总结发言，把饭碗推开准备去自己的房间。
“比下地干活还累？”母亲说，“不就是站着说大半个小时的话么？百灵从来不说她累。”我走到院子里又听到母亲说，“你回家种地，百灵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百灵全名何百灵，说不清是否算是我的女朋友。在村庄后面的小葫芦小学当老师，中学和我、余天南同学，坐在我们前排，和胖子年勇同桌。我那时侯很喜欢她，我猜她也喜欢我，所以我们一直有来往。做了小学教师后，没事了就来帮我父母点忙。母亲显然早把她当成儿媳妇了，尽管我们什么都没说过，也没表示过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愿意做我老婆，不过我倒是很喜欢她，越来越喜欢了。就这样。
祖母也跟着我出了门，踮着小脚送给我一块西瓜，“先吃了再说”，她说，一只手按住头上的用纱布改造成的白手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