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主营油轮租赁，赵从衍则以散装货轮为主，只有少量小型油轮，这是因为油轮所涉风险较大，倘若搁浅或泄漏，将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动辄赔偿成百上千万美元。包玉刚通过租赁，将这一风险转嫁给壳牌、德士古这样的石油公司，而赵从衍认为，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最好不做，所以一直以散装货轮为发展重点，通过改善经营、节约成本等方式，获取利润。
赵从衍既谨慎又精明，很少做无谓的冒险，而一旦计划成熟，又从来不怕冒险。
60年代初，赵从衍得知亚丁湾停靠着300余艘旧船，价格低廉，只需6万美元即可购入一艘货轮，其中4万可从银行贷款，因此每艘轮船实际只需2万美元现金。赵从衍派遣刚从欧洲造船厂实习归来的长子赵世彭前去采购旧船，并在当地采购一批紧俏物资，用这批旧船顺势运回香港，然后根据船只的成色、性能，或者拆卸卖废钢铁，或者编入船队继续使用。
港英政府规定，所有船只必须进行年检，每艘轮船从检查到维修通常为期两周。赵从衍精打细算，事先对船只进行维护，将年检周期缩短到一半，比同行节约一周时间，等于多赚了钱。
曹文锦也主营散装货轮。他的船队旧船比例很高，船龄多在三十年以上，“偶有一两条20年左右船龄的船，就算是很了不起的了”。到了1960年代初，这批船故障频繁，维修率极高，每跑几个来回，就要送到日本维修，然后还要验船，耗资巨大。那时候资金有限，一分钱要当两分钱花，根本无力制造新船，为求得分期付款优惠，曹文锦不得不请客送礼，讨好日本修船厂，久而久之和日立船厂和山下汽船公司的驻港代表相熟起来。有一次，山下汽船公司的粟林二郎问曹文锦：“你总是做旧船，怎么做得起来呢？为什么不造新船？”[ 引自《华人时刊》杂志2002年第6期P30-P32节选曹文锦回忆录《我的经历与航运五十载》一书《我的五洲四海航运生涯》，作者曹文锦。]
这一问问到了曹文锦的痛处。
当时香港航运界只有包玉刚、董浩云两人有能力开造新船，其他人均是购买旧船。他们何尝不想使用新船？只是没有汇丰银行、台湾政府那样有力的后台罢了。造船需要资金实力和银行贷款，当时香港银行界除了汇丰、渣打等几家外资银行，都不懂航运业务，但外资银行对华商格外谨慎，手续费高、利息更高，而且还得有资格申请贷款，仅此一条就将大多数华商挡在了门外。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日立船厂驻港代表森冈决定助曹文锦一臂之力，向总部打报告为其申请分期付款优惠。在报告中，森冈写道：“若现在能帮帮他，将来曹先生站起来后，将会是日立造船很好的长期客户……”最终，日立船厂同意为曹文锦的大南轮船公司建造一艘排水量1.2万吨的货轮，造价300万美元，只需预付两成定金，即60万美元。这已经是很大的优惠了。
唯一的条件是，大南轮船公司必须将此船长期租借给日本客户，以确保分期付款能力。
曹文锦随即与日立汽船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将这艘即将建造的新船长租5年。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南轮船公司可动用的资金刚够偿付积欠日立船厂的修船费，如果偿还了这笔债务，曹文锦就拿不出60万美元订金。幸运的是，日本造船业不景气，几经周旋，日立船厂同意曹文锦先交纳这笔订金，延期5年支付修船费。不过，新船的八成贷款还需要一家银行作保。曹文锦找到在曼谷银行任股东的好友陈弼臣，这个问题终于迎刃而解。
曹文锦成为继包玉刚之后，第二个全凭一己之力定造新船的船主。这对资金有限的香港船商来说，不能不算一个突破。包玉刚逢人便说：“只要看曹文锦的路怎么走，你就怎么走”。
年轻一代披荆斩棘，大肆扩张时，“老船王”许爱周却开始收缩航运战线，将资金投向地产、矿业领域，形成航运、地产、矿业三足鼎立的布局。
这是在为分家做准备。
1966年，许爱周去世，时年86岁。随后，许爱周的三个儿子联合接班，长子许歧伯主管航运，次子徐士芬主管矿务，三子许世勋执掌地产生意。三人热衷赛马之外，并不喜抛头露面，埋头低调发展，但这并未影响许家在香港商界的地位。1973年许世勋紧随包玉刚之后，成为进入汇丰董事局的第二位华人。汇丰有一项培植华商势力的政策，而许世勋能入其法眼，势力可见一斑。不过，许爱周家族在香港航运界的地位，逐渐被董浩云、包玉刚取代。
许世勋膝下独子许晋亨是香港有名的花花公子。许公子年轻时，与女星刘嘉玲传出婚讯，不久告吹，随后迎娶“赌王”何鸿燊爱女何超琼，婚礼极尽排场，仅鲜花一项就耗资300万港币。
可惜，这段婚姻未得善终。许晋亨离婚后与李嘉欣拍拖，最终喜结良缘。有意思的是，两人大婚当日，许晋亨前岳父何鸿燊、李嘉欣前男友刘銮雄均口出讥讽，并不看好二人的结合。但两人婚后不久便喜得爱子，李嘉欣生下许氏家族第三代传人，借此巩固了在这个家族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