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航运业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谁掌握的资金多，谁就可能领导群雄。因此，“航运四子”虽各逞其能，其实都是一个目的，尽可能赚取更多的资本，谋求更大发展。但以经营促发展未免缓慢滞后，聪明的办法是上市，利用资本市场的机制，“以小钱控大钱”。
包玉刚再一次走在前列，而他进入资本市场的手段，亦不同凡俗。
1960年代，通过收购股权，包玉刚控制了会德丰洋行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一个是1963年上市的隆丰国际，一个是1948年上市的亚洲航业。利用这两个融资平台，包玉刚在1973年前后建成一个拥有57艘轮船，总吨位达960万吨级的“航运帝国”，与董浩云的东方海外不相上下，顾盼称雄。
通观包玉刚的航运手笔，带有浓郁的银行家风格，而他的背后，从一开始就有汇丰银行的支持。
从1956年包玉刚从汇丰获得第一笔贷款开始，汇丰银行便将其作为扶持对象，深度参与其航运事业。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随即对其赏识的包玉刚敞开大门，仅仅一年后，由汇丰银行牵头，会德丰与包玉刚三方联合组建两家境外航业公司，包玉刚以私人身份与这两家英资巨头三分股权。包玉刚控股会德丰旗下隆丰国际、亚洲航业，正是发生在此前后。1970年，包玉刚与汇丰银行再组合资公司，包玉刚占股55%。一年后，包玉刚更以华人身份进入汇丰董事会，成为这家世界性银行的首位华人董事。这在汇丰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包玉刚与汇丰的关系既是他在航运业长袖起舞的后台，也为几年后“弃舟登陆”埋下伏笔。无论财势雄厚的会德丰，还是李嘉诚求之不得的九龙仓，最后均落于包玉刚囊中，从而免遭航运业大萧条摧折，其中最重要的玄机，自然离不开汇丰银行幕后策应，包氏因此总是占得先机。
包玉刚领先了大约十年时间。到了1970年代，香港航运界才掀起上市热潮。
1972年，曹文锦旗下万邦航业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同一年，赵从衍家族的新世纪航业在香港公开上市。一年后的1973年，赵从衍将旗下另一主力华光航业送入香港资本市场。与此同时，董浩云旗下的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也登陆香港股市，募集1.2亿港元。
幸运的是，他们都赶在航业萧条降临前完成了上市。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引发全球石油危机，石油运输一落千丈，世界航运业哀鸿遍野。反观香港航运界，各大公司从资本市场募集到过冬资金，为随后的航运复兴做足了准备。
石油危机消退后，经过几年的恢复，董浩云、赵从衍、包玉刚、曹文锦在1980年代先后进入各自航运事业的巅峰。1980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控制了200余家子公司，拥有200余艘货轮，总吨位达2000余万，几乎与前苏联商船总吨位不相上下；这时候，董氏旗下分公司遍及全球各地，被誉为“世界最大独立船东”，但轮船数量仅为125艘轮船，总吨位不过1100余万吨，实力已然不及包玉刚。赵从衍与曹文锦规模较小，旗下船只分别增加到70艘、40余艘。至此，上海帮已经牢牢把控香港航运界。时人称他们四人为“香港航运四子”。
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的辉煌。这一波航运大发展过后，这个古老的行业终于走入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