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谈的是，20世纪经济学对理解国家的体制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从信息的角度来理解人们的经济活动。一种经济体制就代表一种通信方式，代表一种信息的传递方式，这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10年前柏林墙倒塌，不但是一种体制的倒塌，而且是一种通信方式的倒台：纵向的、等级制的信息处理方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需要更有效率的、横向的、网络式的信息处理方式。实践已经表明，并且将来还会表明，这样的处理方式会对人类经济活动、福利水平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互联网首先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今天我想先谈谈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另外，我想用两个案例来讨论中国发展互联网经济最要紧的条件到底是什么。
我一共准备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体制和通信模式；第二个问题是对互联网已有的统计和预测做一些预测，做一些我自己的评价；第三我们要讨论从互联网正在向互联网经济的转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第四个问题是我的重点，即讨论在中国发展互联网经济需要很多制度的条件，要做非常重要的政策选择和体制选择；最后我试图从福州的IP电话案例以及最近关于外资能否进入中国互联网经济两个案例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中央计划体制纵向等级所能够处理的信息量是非常少的，这导致了社会无法有效地协调越来越复杂的经济活动。我想至少50年前，哈耶克在批评计划体制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当时苏联经济还非常强大，是当时所谓反法西斯的主流，所以哈耶克的见解在当时，即使在西方的知识分子里也没有很多人同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哈耶克对中央计划体制的批评，特别是对中央计划体制的信息传递模式、通信方式的批评，点到了体制的要害。我们中国非常有幸从1978年以后，开始了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这个转型同时就是通信模式的转型，计划体制下只要把中央的信息向下传达，指挥底下的活动就可以了，而现在是成千上万个企业和上亿的家庭要做经济决策、要获取信息、要互相交流。所以在纵向通信体制向横向的、网络式的通信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自然会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1978年以来，通信产业在各个产业中一直是发展最快的，2001年上半年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通信还在高速地增长。而这种增长是在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所谓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社会的失业量增加的条件下取得的。对于这个发展，我的看法是，它不单单是纯技术的原因，它首先是由巨大的社会需求造就的：如果没有中国经济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不可能有通信产业这样的发展，这是我想阐述的第一点。
对于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现在还很难准确地讲。首先它是一个新的信息沟通模式，这种通信模式在中国刚刚起步。从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经济的两个特点。首先，它的发展现在还处于非常初始的阶段。从上网人数看，1998年底是210万，今年（2001年）到6月底是400万，到年底有几个估计，可能是600万，有的估计还将多一点，这个数占我们国家的人口的比例是非常之少的。另外，我国个人电脑的保有量也是非常小的，个人电脑里上网或联网的机器也很少。而且，整个互联网经济的收入在1998年，估计一共也就4亿美元，这是起点的水平，说明整个产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表现出它的高速成长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作为互联网基础的通信产业一直在高速增长，过去9年的平均数据是每年增长将近50%，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是翻番的增长，超过100%的增长率。在通信的结构里非常有意思的是，随着原来的固线到后来的移动电话，数据的传输会越来越成为主导的形式，发达国家已经看到了这种未来的趋势。那么对于中国通信未来的估计，结构也是一样的。从1998年到2003年做5年的估计，数据传输将是成长最快的，因为这个行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被估计为7.5%，而数据传输每年平均增长高达25%。所谓数据传输就是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一种基础设施，一方面数据传输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的需求刺激起来的，另一方面它也给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
据统计，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增长速度非常快，现在眼看就要达到1 000万户这个门槛了。根据对未来5年的估计，2003年中国互联网的用户可能达到3 000万户的水平。很多专家认为，3 000万户对于互联网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临界点，突破了它就会形成规模经济，进而造就一个产业。关于收入也有一个估计，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目前的收入主要是接入费，其次是网上的广告，电子商务目前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如果拿中国和美国比较，互联网收入差很多数量级。但是，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的整个互联网收入成长年平均要达到90%，将近每年都要翻番，而美国是 39%，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更快，这是很多权威的数据预测机构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相信，成长最快的可能是中间这一块，即所谓电子商务。这是因为互联网正越来越从一种通信手段变成一种交易手段，同时又通过交易手段的改进，即所谓交易平台的提供，成为所有其他产业的基础设施，从而可以改组其他的传统产业。比如，它可以改组传统的通信，后面将要讨论到的IP电话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它还可以改组传统的媒体，互联网是一个全新的媒体，美国大概有500~600个原来的纸质媒体争先在网上开网上媒体版。由于互联网可以互动，读者不仅被动地接受过滤的消息，还可以提供新闻，参与评论，它的出现已经为整个社会成员分享信息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而且必将对未来人类媒体的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另外，它对娱乐，对原来的商业、教育、医疗、科学研究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现在很多专家对互联网的看法不是简单地讲通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互联网经济，它包含着新的通信手段、新的交易手段，甚至包括新的生活方式。这件事情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递。这个潮流虽然在中国刚刚开始，但是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
下面我用些资料对亚洲和中国的电子商务来做一些估计。第一，整个亚洲，除日本以外，包括太平洋地区，将是电子商务网上商业活动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个数据是著名的IDC公司提供的。IDC同时估计了全球其他地区的成长，美国的情况我刚才讲了，它的绝对量很大，但是它的成长性不会像亚洲和中国这么快。另外一个成长很快的地区将是拉丁美洲。在亚洲估计成长最快的是印度（246%），熟悉软件业的专家应该知道，印度的软件业与发达国家的软件业联结在一起，现在成长得非常蓬勃，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当中增加就业和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其次就是中国，对中国预测的数据与印度差不多（后边要讲，预测就是预测，还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在亚太地区，到2003年最大的市场可能是澳大利亚，网上的交易将达90亿美元，韩国会有49亿，中国会达38亿，整个互联网的收入到2003年是100亿美元，那么其中大中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会成为网上交易非常重要的市场。
我们看到，到了2003年，亚太地区的网上经济，即互联网经济还是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就中国而言，它当时能够预测达到的规模等于1998年美国金融、零售以及旅行这几个产业网上交易额的10%。2003年，我们经过每年240%的增长率能达到的绝对规模还是非常小的。就这些分国家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成长是非常快的，高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澳大利亚绝对量已经比较大了，它的成长率会低一点儿。这些预测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测位而来的，我想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对这些预测做一个评估。按照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这个成长我们是按照每年6%~7%的速度计算的，假设汇率不变，那么目前中国大概是1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03年我们可能会有12万亿，到时候如果互联网经济能达到所谓总共是100亿美元，其网上交易是38亿或4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是非常之小，占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1%。所以我说，这些估计从目前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势头来看，从世界提供的技术可能性和经济可能性来看，在这个发展空间来看绝不能说是过头的。2003年有100亿美元的收入来自于互联网，其中40亿美元来自于网上交易，这不是一个很离谱的估计。
下面我们转到讨论互联网。互联网并不是高科技本身，我们知道高科技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要有行为，要有预期，要在给定的体制下了解未来和现在的关系，这跟所有产业领域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中国为了发展和适应市场经济的通信模式，也为了适应互联网，体制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其中主要是两部分，第一，中国从80年代前期开始，就做了一些准备，真正的政策和体制上的突破是在90年代的前期，突破了中国电信的独家行政垄断，这对于互联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首先是1993年，国务院决定向社会开放9项电信业务。这是1993年一个很有名的文件，包括寻呼、计算机信息服务、电子信箱、电子数据传输等9项业务，第一次放给非邮电部门的企业来经营，即面向社会开放。1994年，中国成立联通，主动用政策法令搭起了一个中国电信的竞争者。1997年，中国电信（香港）在境外上市（我在后面将要讲到，中国基础电信业外资已经进来了，因为已经投资在里头了），当时融资45亿美元，在香港和全球上市45亿美元都是外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是中国电信对外开放的一个准备。1999年国务院决定分解中国电信，把它独家垄断的架构从根本上、体制上打破，先是邮、电分开，然后是政、企分开，最后把庞大无比的中国电信按照纵向、横向分拆。同时，1999年4月份，国务院又批准美国著名的长途电话公司AT&T在浦东经营电信增值业务，这也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准备。当然这些变化都不能估计得太高，因为现在仅仅是做了一个体制框架，从经济流量来看，中国还是一个独家垄断的体制，电信业95%的收入还是归中国电信。中国实际上还没有达到所谓寡头垄断、双头垄断竞争的局面，因为通常双头垄断竞争，第二家应该分享市场的10%，而中国联通到目前还远远达不到这个市场份额。
第二，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奠定了发展互联网经济的一些法规框架。1996年、1997年和1998年，国务院连续发了三部行政性法规，我下面还将要介绍这个内容，对互联网经济怎么来管理，用什么样的体制来运作，做了一些尝试的、暂行的规定，并且国务院和人大正在做中国电信法的立法，准备提供一部正式的法律，规范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经济领域的行为。同时中国已经确定了所谓分层管理的互联网模式，就是用户与接入网签约，所有用户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是通过接入网接通全国的互联网，再由全国的互联网与国际联网，这个体制是基本确定下来了。在这个多环节当中，全国互联网不是一个，不是中国电信办的China.net一个。它是目前最大的一个，同时还有原电子工业部主管的、吉通公司主办的中国金桥网，另外还有北京大学所在教育部主管的教育与科研网，第四个是由国家科委主管的科技网，所以中国一共有四个网。最近，以新成立的宽带为基础的中国网通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第五个互联网。总之，在中国多网并存的框架已经确定了。同时，有了这四五个全国互联网，中国还有一个政策是大量发展接入网络的服务，这跟最近讨论的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有重要的关系，都是在这个环节里发生的，这是中国已经定下的体制。另外中国政府已经颁布了怎么来从事整个网络行为的规范，颁布了若干项法规，对互联网所涉及的信息安全、社会稳定和道德等诸多问题都做了规定，公安部还专门做了对互联网的规定，接通国际社会，这是对中国长期的中央体制非常重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社会在适应这个变化，所有上网的人都可以看到，都可以跟国际联网，这个体制已经确定。最后，特别是今年夏季，高科技、互联网的投资机制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已经把包括引进风险创业基金、资本市场适应高科技都提上了政府决策的日程。
但是，所有这些准备现在看来远远不够，远远无法适应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这里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互联网有很多新的经济行为，它会带来新的互相的影响，包括在美国、欧洲，关于互联网有大量的讨论，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给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还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到底怎么平衡，怎么能够存利去弊，对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挑战。这是互联网经济要解决的一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新的通信手段和交易手段、新的平台、新的基础设施，它会对传统的产业带来竞争的压力，它跟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产业部门存在一段时间，它都有它的既得利益）会形成冲突。这个冲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来解决，那么新的东西就不容易发展起来。这里头存在着两种危险，新的技术可能被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也可能受到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制，而不能够把它内在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我的看法是我们的互联网经济同时要面对这两类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两类问题会交织在一起。由于互联网经济带来新的问题，同时它触动原来的既得利益，那么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就会以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种种这类名义，达到抑制竞争、抑制新技术、抑制新的生产方式发展的目的，这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