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陈氏兄弟，如果没有福州的姓许的法官，没有新闻的报道，我认为中国的IP电话还得拖。因为它恰恰与传统电话之间有利益冲突，它比传统电话便宜。我们的社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倾向，就是非常痛恨便宜的东西。它认为便宜的东西是不好的，我们很多政府部门去管价格，通货膨胀时去管高的价格，通货紧缩时去管低的价格，它去设一个最低价，你不能卖得比它便宜，卖得比它便宜它说你是不正当手段、是牟取暴利，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论据。但是在商业活动中，便宜的东西就是杀伤力非常大，因为消费者对于同样的质量就是喜欢便宜的东西。因此一个更便宜的、功能上可以替代的业务出来以后，会对传统的电信业务构成很大的挑战。传统的电信业务，它的投资已经放进去了，成本已经在里头了，它的经营模式已经形成了，它要进一步紧缩成本的压力是非常大、非常难的，因此它势必倾向于用非经济的手段把这个新产生的竞争对手杀死，来保护原来的既得利益。这个问题对于经济增长可不是小事情。互联网经济，包括我们讲的IP电话，我们说将来有100亿美元，但它在行为上会产生极大的冲击波，会对我们原来的文化、教育产生冲击，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社会要做一个权衡，是让传统的既得利益压制住新的可能性，还是构筑法律框架，使新的东西比较健康、平稳地成长起来，从这个角度思考福州的案例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近，比福州案例影响还要大的是在8月份开始的，中国信息产业部的高级官员，从部长到司长，都讲ISP和ICP在中国属于不开放的领域，外资不能够进入、不能够投资、不能够参与经营。在会见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时，官员们第一次提出这个规定，同样的话，吴基传部长在国内的新闻发布会上又谈了一次。第二天，有名的刚刚上市成功的China.com股价就下挫30%，香港原来很多准备参与内地投资的企业，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也下跌，引起了整个产业界很大的动荡。上海财富论坛开幕第一场就讨论信息产业，吴部长又重申这个立场，说ISP和ICP都是不准开放的。后面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司的司长张春江后来又发表谈话，他的谈话有三个意思，就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讲这个领域可以开放，谁进来谁自己负责任，承担后果。这句话的分量是非常重的，因此前不久中国在处理中国联通的“中中外”融资模式上已经引起了世界上很大的反响。所谓“中中外”，已经成为中国现在所有元首出国必定要谈的一个问题，因为好多国家的电信公司已经进入到中国联通，进入的模式是由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先成立一个合营公司，由这家合营公司再以一种服务协定的方式，加入到中国联通的投资活动当中来，尽管还没有直接营运，只是签了服务协定，但是资本进来了，这个模式叫作“中中外”。但是你站在中国电信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一家中国和外国的公司进来，外国的公司藏在后头。
2000年开始也是信息产业部首先发文件、发表讲话，认为“中中外”是非法的，然后中国政府就开始清理“中中外”案例，做出了从几月几日起，所有投资的回报停止，已经投资在联通的资本加15%拿走。我所知道的9家里面，大概有5家是非常强硬的，因为当时也有批件，也有政府高级领导人员的讲话，而且是在联通最困难的时代它进来的，现在你加15%叫我走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公司已经聘了律师，准备司法解决，这也会成为中国电信业中一个很大的案例。所以张司长这句话使得产业界很多人想起这个案例，因为它说明外资已经进来了，我后边还要讲到，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外资进来，中国的ISP和ICP要发展，要走很长的路，对中国发展互联网经济是不合算的。事实上，企业界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新浪总裁王志东的讲话新闻界已经谈了，他说他不愿意让他的股权，但是没有办法。互联网大量的投资，在一个看得到的时间内不会有利润回报，这一点我们后边要讨论到，互联网对规模经济非常敏感，你不跨过临界点，不可能有回报。而在达到临界点之前，现在看来各种策略中还是免费的策略最好。因为免费可以吸收大量的人先成为你的客户，然后才有潜在广告市场，才可能有潜在电子商务的前景。
但是从现在起到跨过临界点，资金从什么地方来？王志东曾经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申请了一笔国家技术改造贷款，1400万人民币，这一笔钱要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去批，据王志东发表的谈话，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官员说：“搞软件怎么要这么多钱？”到现在这笔钱还没下来。王志东怎么办，这么多客户要进来，设备、投资、软件、人才，他也不愿意出让股权，因为外资进来是让股的，股本的投资可不是我们所讲的低成本扩张，他要分享未来的所有利润，如果看好自己的业务，创业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走这一步，但有什么办法呢？银行贷款不可能，因为你没有资产可以抵押，中国银行、商业银行现在必须有资产抵押，网络公司拿什么抵押，他主要是人、软件，主要是对客户的影响，这些东西怎么抵押？技改的贷款拿不到，怎么办，他只好去走股权融资的办法。确实有外资看好，包括早期的风险创业资本在北京的活动人员，他们利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你的东西更早敏感，否则人家怎么敢投资呢？包括China.com，看它的招股书，讲得清清楚楚，本公司在看得到的未来是不会赢利的，既然如此，人家为什么往里放钱，为什么往里投资，他就是看到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潜力。而我们信息产业部的官员这一番话，所有都叫停，使得政策空间模糊了一片。张司长第一句话是说，过去不准你来，谁来谁负责任。这个责任会有多大呢？人们会想到联通、会想到“中中外”，我相信现在外资对中国政府这个信任还有，你不会太胡来，但是很可能给你加15%要你走人，而且现在这15%从哪里来，作为经济学家我想不出这个解。
新浪拿什么去归还它原来的几笔投资，它哪有这个现金？中国政府出吗？信息产业部出吗？吴部长出吗？张司长出吗？他不出，但是他说，“不行”，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张司长讲，“将来网络经济是要逐步开放”，过去是不行的，将来是要开放，但现在怎么办？我从《南华早报》看到的消息讲，他说现在欢迎你们到信息产业部来谈。这件事情我看是一个经典案例。因为这是个案例，还没有变成官司，还没有网站可以查，我就去看所有的有关文件，我把这些文件在这里列一列。信息产业部的官员论据是什么呢？说国务院1993年关于电信业开放经营的规定只是把九大业务向国有和集体经济开放，其中不包括外资。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看，1996年以来国务院就互联网一共有三个文件，这些文件中所规定的从事计算机网络业务的条件与1993年的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是国务院195号文件，它后来经过修改变成了1997年国务院总理218号令，这份文件确定了网络服务分级管理的体制，同时明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都可以向客户提供接入网服务，没有所有制歧视。
第二份文件即国务院218号令，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份文件的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当时的邮电部在落实第一份文件时，试图把他们的China.net变成中国唯一的接入网。这直接侵害了其他经营接入网的国家部委的利益，并导致了218号令的出台。218号令明确了中国有四个接入网，并且成立了跨部委的国务院信息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管理互联网的有关政策，实际上剥夺了邮电部在这方面的垄断权力，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文件对什么样的主体可以参与网络服务所做的规定与第一个文件是一样的。
第三份文件是国务院1998年3月公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规定国家鼓励公平竞争，并没提到限制外资。所以，国务院关于互联网的三部法规在不限制外资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真正引起混乱的是另外三份文件，它们是邮电部的493号文件、邮电部政策法规司的文件以及信息产业部1998年733号文件，它们规定了互联网服务视同1993年提出的向社会开放的服务项目，即必须符合所有制的限制。这次吴部长的谈话引起的冲击就是根据这三份文件来的。但是，邮电部的493号文件只是针对利用国际联网从事网络服务的企业，而且它做出的规定也不允许与国务院195号文件不一致。邮电部的法规司文件是专门关于China.net的，提法是中国多媒体网，是规范China.net行为的，也不能规范全部互联网的行为。1998年的733号文件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根据这些我个人得到的判断是，所谓不准外资进入ISP和ICP没有法律根据。我想对这件事最好进行正式的司法审查，看它是否合乎法律规定。
那么整个案例的经济意义何在呢？互联网是在1995年才广泛发展起来的，怎么能用1993年的法规来约束呢？而且对所有制做出限制，既不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而且也与宪法规定的其他所有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抵触。接入服务不是基础设施，不涉及所谓国家的命脉，而且基础设施我们实际上也已经开放了，那么为什么ISP和ICP却阻力重重呢？还是让我们看看美国市场上互联网的融资情况吧。就在我们为是否引入外资争论不休的同时，截至1999年9月份，一共有192个与互联网有关的企业在美国上市，融资总额达到140亿美元，其中包China.com。China.com在美国的融资向我们指出了一条路线，即如何在中国这样起点低的国家发展有效的互联网经济，怎样筹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美国在线的主席为了对China.com融资、了解中国对发展互联网的态度，专门来中国访问。据参与会见的人士讲，会见时中国总理的回答是“我来接你了”，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最后，美国在线完成了对China.com的融资，China.com在美国顺利上市，整个融资将近1亿美元。互联网定价方式是对你的收入和成长率进行定价。China.com按2000年预期的收入定了34倍的价，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
当然，这种定价方式有可能形成泡沫，但是泡沫并不总是坏事，从西方历史上看当年的航海、远征，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泡沫的推动，否则钱从哪儿来呢？这就是说，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资金集中可能把新的技术变成新的现实中的产业。如果都要像我国商业银行所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有财产抵押，一定要有过去3年的赢利，那么对于短期内看不到赢利的互联网从哪里获得资源呢？就在China.com完成融资的背景下，信息产业部的官员也不发文件，也没有制定法规，而是与记者谈话反对向国外融资。3月份人代会通过的宪法说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做商业的人怎么能根据某位官员向记者的谈话确定自己的策略呢，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环境呢？如果真有什么道理，你可以制定文件、行政法规，你可以说嘛！就算你制定了文件也不能与国务院的法规相抵触，现在关于互联网的国务院法规都没有讲禁止外资，信息产业部的官员就可以这么来宣布吗？社会是如何形成这样大的权力，导致权力在一些部门、一些人身上集中，使得信息产业部某位官员的讲话可以把整个产业搞得人仰马翻？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不缺人才、不缺市场，就缺资金。世贸组织就要签约了，在这个当口如果能拿到钱，互联网也许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我要问的是，中国人大量的精力放到哪里？硅谷的人可以专心致志地想技术上的问题，我们还很不行，还有各个方面的干扰。应该问一问发展互联网也好、发展新经济也好，关键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制度条件、法制条件，特别是这种新兴经济的发展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没有一个可靠的清楚的法律保障行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会非常困难。
这两个案例还相对简单，只是和通信、外资有关，互联网继续发展就要跟金融、媒体、娱乐和教育结合，它所带来的问题将会更复杂。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到底有没有做好迎接网络经济的准备？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电信可以上市，而中国联通的融资就有如此大的风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公平的东西，是否有传统的既得利益在影响这个事业？为什么基础设施可以进入，而ISP就不能进入呢？ISP是非常难做的业务，由于垄断定价太高，还没有形成规模，这时让外资进入到底会怎样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呢，我不懂。至于内容提供等方面，都可以管理，这与内资外资无关。我希望我们碰到了发展中国互联网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叫作法制。中国经济到了这个场面和规模，仅靠政策是不够的，需要有清楚的规则和远景，才能做决策。这样固有的做法显然是不适用的，事实上互联网本身很难就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手段去管理，必须适应这种新生事物的新特点。所以说，法制是非常重要的。而法制中程序的合理性处于极为核心的位置，谁来决定一件事情是否合法，要由一个程序来解决，我们对于程序的合理性、权威性、合法性关注得不够。一个官员说的话就起到了法律的作用，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应该明确，官员说的话也要以法律为根据，法律是经程序出来；而且对法制国家来说，官员本身也是要被法管制的，我们的行政官员离这一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这里对商人也有一个批评，很多商人对普遍性的东西不感兴趣，总是热衷于与官员搞关系。这实际上是给别人的进入设置障碍，这是与法制精神的普遍性原则相违背的。我们的法制还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我们应追求普遍性原则，即商业领域要么对大家都开放，要么对大家都封闭。如果商人世界里奉行的是另一种原则，都想寻找特殊解，大家使出各种办法搞个别关系，普遍性原则处在一个低的水平，那么互联网发展不起来，顶多作为一种点缀。实际上，这种法制的原则不但适用于今天所谈到的高科技，也适用于中科技、低科技，适用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法制原则、没有普遍性原则、没有整个社会，包括立法人员、商业界，达成的最低限度的普遍共识，那么进一步的发展很难。我希望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果看好这个市场就要对市场规则的形成做一点贡献，对合乎市场经济规则的法制建设做一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