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失去了淡定？为什么失去了东方逸士之风？昔日，庄夫人故去，老庄击盆而歌。魏晋逸士喝醉了对来访朋友道：“你怎么进到我裤子里来了？”这可不是恶搞或作秀，这是宣道，这是天地人三合一的境界。古人是有范儿的，岂不淡定？只是范儿有庄谐之分罢了。
鲁迅、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人家是有国学根底再西化的。我们什么根底也没有，穷喊现代化。这就是现在中国人浮躁不淡定的根源。
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中国全民大反思。地铁停运，东京人纷纷改乘巴士，排队井然有序。几年前，一位国家领导人访日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说，日本国民的公共意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接着他话锋一转摇摇头叹道，我们中国人呐……
中国速度震惊世界，中国也成了急之国。中国人插队，中国人急，中国人像难民，因为社会没有规则。所以不用大地震，一包盐就搅乱天下了。我们每天都像在投胎。
问题首先出在制定规则的人不守规则。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公平，社会公平规则被漠视，失去了改革开放之初群龙过江的热闹场面，人们不再有预期，社会板结了。
社会失范，一是没有了规矩，二是失去了范儿。问题不出在弱势者，恰恰出在强势者。如果这里不挑明这一点，去嘲笑哪位搏出位者是不近情理的。
前央视台长杨伟光让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提意见，道长说央视广告太多了：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好东西不用多说，坏东西才说，牛奶广告多了，就出三聚氰胺。
商界、官场以至社会，都在劣币逐良币。人都有避险心理机制。其直接结果就是麻木，就是沦为橡皮人。
弱势群体在赢家通吃剩下的资源中，去抢，去拼，去搏出位，急功近利是必然的。他们谁愿意用失去尊严的方式去讨生活呢？好比旧时马戏团的小丑，用失去自尊的方式去博得他人的欢笑，“都是为了混碗饭吃”。
我在德国小城斯图加特看到这样的场景：晚上古典音乐会，人们晚礼服盛装出席。他们都是普通市民，站在街边喝啤酒吃烤鱼的人们，却会为了一场音乐会精心打扮。我还看到柏林的美术馆里，一些老头老太拿着解说耳机，一步一看，极为认真。什么叫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这就是吧。让人民有尊严，让打工者有一份体面的待遇，有一份体面的情致，这是中国要努力的方向。到那时，中国人再来谈如何淡定吧。
生活，就像屎一样真实
艺术家就是这个社会的痛感神经，直面真实的痛感神经。假如没有敏感神经，虫牙不痛不痒就会烂掉，直至整个牙床溃败。
坦然面对真实，需要勇气。艺术家是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痛感神经。
中国的经济状况如何？你不要去看数据，只要坐上出租车，问一下的哥的年收入即知形势大不如前。A股还有救吗？你只要去看看10多年前吴敬琏有关“中国股市是赌场”的论述就会明白。赌场还讲赌规呢。不要信什么股评家。民主自由是举世追求的普世价值？但“嫉妒是民主的基础”（罗素在80多年前的《幸福之路》上早就说过）。假如一个社会连好好说话、贫富对话、乱插队都搞不定，还谈什么民主自由？
可见，我们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公知和股民都不敢面对真实。传媒制造假相，新闻每天画大饼，时尚杂志们制造着虚幻的富裕生活，微博上真相挟裹着流言，每个人都想见到自己希望见到的。
我不知道为何这个时代那么喜欢涂脂抹粉的东西。我们不能坦然面对真实的原因，是真实带来痛感，而假相带来甜美。
但艺术家不能不求真实。艺术家就是这个社会的痛感神经，直面真实的痛感神经。假如没有敏感神经，虫牙不痛不痒就会烂掉，直至整个牙床溃败。
无论是当红画家的“玩世”与“波普”，还是新生代艺术家的玄幻与虚拟，都是在逃避，逃避真实。我们的画家，不复有敏感与疼痛，也就不复有震撼，不复有反思。他们娴熟地玩弄笔法，创作出一幅幅复制符合市场口味的符号化作品，一麻袋一麻袋地收钱。
由此，刘小东这样直面真实的画家就有了特别价值。
中国文化可以求仁，可以求和，但就是不讲求真。我们欢笑着，麻木着。当开发商的挖掘机驱赶走所有诗意，当富士康的流水线逼人跳楼，当某些人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遗产兑换成钱，我们仍欢笑着，麻木着。
这是个应该出《人间喜剧》的时代，我们却出不来巴尔扎克；这是个应该出《百年孤独》的时代，我们却还没有马尔克斯。
同样，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虽屡创新高，但又有几件作品提出
了沉重的时代命题？
真实是简单的，是赤裸裸的。越简单、越赤裸裸的越有力量。
热衷画“裸山系列”的云南艺术家罗建华提问，人们为什么一到云南就去西双版纳，去大理、丽江，去腾冲，而不愿去昭通？因为人们都喜欢追求甜美的东西。昭通的壮烈、严酷是人们想刻意回避的，因为它带来痛苦。我问他为什么要画“裸山系列”，他说因为它们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的纠结与痛苦。
罗说，假如你画画时心里想着张老板、李老板，想着能卖多少钱，你肯定画不好。刘小东同样说过：“今天富起来，有的人脑子全被钱给洗干净了。”画画就是到自然面前，与她面对面地交流。所以罗建华佩服刘小东这样还在勤劳地去写生的艺术家。
刘小东之所以成为画界一个现象，原因有三：一是简单直白，越简单越有力量；二是实地写生，田野调查；三是有坚持，不走潮流。其中，第二点尤其值得新生代画家参考。
看刘小东的作画纪录片，我就想这个拿着相机、皱着眉头满世界乱转的男人在干什么。原来他在作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田野调查的结果。邓小平“文革”时下放江西也是在作田野调查，那段经历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方针有重大影响。台湾首富王永庆少年时卖米，能统计出谁家的米缸快没米了，他比那家主妇更知道他们家的实情。李小东就是用勤劳的双腿和艺术家的直觉在作田野调查。这是接近真实最好的方式。
“任何时代的艺术家都跟这个时代有关系。艺术家介于媒体工作者和思想家之间。社会上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媒体可能是第一个冲到现场的，这是你们的工作。艺术家可能是稍后的，他不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他通过回味一点点地呈现……用艺术去凝固这件事。”（刘小东）阿城说，刘小东“每到一个地方就能很快抓住那个地方的质感，这就是一种艺术家身上的动物性—直觉”。
2008年刘小东在甘肃天水混迹于马贩子之间，之前是与三峡民工，与新疆采玉工打成一片—他说他喜欢劳动的人。因为这些人真实，不装。
穿透表象，凝固真实，需要勤劳、直觉，还需要一定的社会学想象力。在刘的《易马图卷》上，有“共产党宣言”、“控制论”、“熵”、“诗经”等字样。我靠，这哥们在干吗呢。我只能说，他在作社会学研究，用画笔、用汗水。
生命力永远是生活的主题。“你瞧小朱，他一脱衣服，他的生命力是掩盖不住的，就像树一样自由生长。”刘喜欢画抡大锤的民工，虽然他们不知道更大范围的悲哀，但他们特有生命力。这赋予他的油画饱满、激情和青春。
在甘肃，刘与马贩子席地而坐。马贩子告诉他：“马，是有灵魂的。”肉体与灵魂，人类与动物，这是他的主题。他的为人就一个词—“简单”。交朋友最看重的也是诚实。诚实就是让生活简单的最好办法。诚实也是一种力量。
“刘小东突然把他生猛的作品朝我们扔过来，生活在他笔下就好像一坨屎，真实极了。”（陈丹青）
“我只是跟着这个社会一起纠结，一起想不通，于是奔赴现场。”
刘小东把自己扔进中国现实，痛其痛，爽其爽，无奈其无奈。但他绝不叽叽歪歪，作文艺青年状。“我只是跟着这个社会一起纠结，一起想不通，于是奔赴现场。”他不逃避，他选择与时代一起纠结。
艾未未评价刘小东的作品以极大的力量表现“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伤口和一个艺术家的无言的立场”。他对于时代的变迁阵痛如此敏感，抛却形式的浮华与宏大的叙事，将个体的真实与时代的荒谬紧密衔接，每一个普通人物在他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形成对生命的深意凝视。
虽身价暴涨，他仍旧等闲视之，潜心作画。他经常说：“画画和生命过程一样是个‘熬’字。”
刘无奈时感慨该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得了。“我哥就心情特好，做点小买卖，也在单位上班。他的心情好是天生的，天生就乐哈哈的，我挺羡慕这样的人。他就在一个小地方生活，他只要活得比别人好一点儿就高兴得要命了。”事实上，把自己扔到现实人群中，不只是收获焦虑，有时是获得一种坦然。“好多被画的人，不管把他画成什么样子，他都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喜欢这样的人。”
画笔是刘小东的救赎之道。解脱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表达。艺术家和文人一样，自由惯了，既不受命，也不能令。“这么多人焦虑社会的发展，很多知识分子的很多言谈似乎都在想参与到改变这个社会的进程里，但是真的到实践中去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没有一个村长有力量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文化人的使命就是找到问题，找到痛苦的根源。解决方案让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去想吧。
“你他妈能不能活得更像你自己，找到你血液里向往的那种状态，别活得像别人。”刘小东说，到一定年龄就特别欣赏北魏的雕像，与年轻时看的大卫呀啥的罗马雕像完全不是一个趣味了。
“人到40多岁就担当起社会的主要责任了，大到社会，小到家庭，都躲不开了。我也是这个年龄，这个年龄应该学会减法，再不减会承担不住了。”
要直面真实，又不被真实击垮，必须有解脱之道。刘小东喜欢打打拳，罗建华喜欢做做菜，他们的生活观还是健康的积极的，向往美好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否则早被击垮了。一位作深度调查的记者朋友称，这些年要不是凭内心的信念，早就被压垮了。
找到这个时代的正、反命题，须下到现实的最底层，直面真实。我们都生活在传媒缔造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之中。“现实”有3个层次：一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媒加工后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
在新浪微博你就忧国忧民，在腾讯微博你就HAPPY，在天涯论坛就天天看着要闹事……乱花渐欲迷人眼，真实往往被纷繁世相所遮蔽—请问，你的现实在第几层（现实生活中的盗梦空间）？
通常，我们如此沉迷于人类制造的拟态环境，以至于都不想面对硬邦邦的现实。
这个时代有真相也有假相。看似假相，背后有真相；貌似真相，背后是假相。你不能不相信这个时代，又不能不对一切持有怀疑。
这个时代有正题与反题：中国崛起论与中国崩溃论，西方稳定论（所谓历史的终结）与西方衰退论，全球化与本土化，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城市竞争力与幸福指数，阶层高级化与阶层板结，成功主义与慢生活，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爱情永恒与婚姻速配……
我们纠结在时代的正题与反题之间。找到这个时代的正、反命题，须潜入到现实的最底层，赶赴现场，直面真实，体验纠结。
真实必须直面，是逃避不了的。生活就像屎一样真实。假如你对真实视而不见，早晚有一天它会糊在你脸上。
打好这手烂牌
我们没有追求，是因为我们吃得太饱，过早发福，直接从少年进入中年，进入一种世俗的、算计的、攀比的交易。要找回本该有的纯真，本该有的傻傻的青涩时光，保持单纯、保持饥饿吧。
在该死的“被时代”，有一种“被”是温暖的：“被爱”，或者“被需要”。
一位常年出差在外的朋友有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从女儿3岁开始，他就每晚准时给一个电话，无他，就为道一个“晚安！Byebye！”那一个小电话，让我朋友深感被需要的压力与幸福。女儿是男人前世的情人，是来索情债的。
那一声“晚安！Byebye！”比微博上1 000个粉丝向你欢呼都来得实在亲切。
假如谈爱情就是被需要，那么情人是跟情人谈恋爱，夫妻是跟家庭谈恋爱，艺人是跟大众谈恋爱。
冯小刚、王朔借《非诚勿扰2》袒露中年危机：“人五人六，中流砥柱，其实内心的寂寞掉根针都能听得见。”我说那是晒寂寞。冯氏说抓在手里的竟是一把“十三不靠”的烂牌。我说别得便宜还卖乖，啥都占了，还装穷。你得想想还有手里没牌的呢，还有连上牌桌资格都没有的呢。
有言道，年轻时比长短，年老了比硬软。现在还比寂寞。招惹得多少“大叔控”唏嘘不已。
是啊，生活水平提高了，50后、60后仍龙精生猛，退而不休，情场上且折腾呢。
被需要，被一个人需要是真实的，被一万个人需要是虚幻的。不被需要就是被抛弃。“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张楚这话修道者肯定不同意。道人一旦上电视、接受传媒追捧，就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比如李一。
爱情政治学
改革开放30多年，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商品供给从短缺到过剩；同样，爱情也从一男一女的计划经济，到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三角恋、四角恋以至多角恋，情爱过剩，可爱情却短缺了。
性的数量增加了，爱的质量却下降了。
政府号召，有房住不是有住房。但在强大的“丈母娘需求”面前，这显得苍白无力。丈母娘代表强大的、坚硬的现实。德国人平均42岁才有第一套房，中国人24岁就想有婚房。其结果是，24岁的女人只有找42岁有房的二手男了。高房价把多少未婚少女推向二手男怀里，于是史上不断上演的光棍起义在网上发生了……
“大叔控”与“爱无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双生现象。《中国青年报》报道，如今，不少人一门心思地希望借助“捷径”实现个人目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类人被称为“傍傍族”，67.7%的人认为那么多人喜欢傍的原因是“靠自己的能力难以实现梦想”。于是，想迅速上位的民企要傍财大气粗的垄断国企；想一步成功的物质女要傍成功人士，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在单车后座上笑……
2010年贺岁档是“五叔闹春”：当时葛大叔53岁，姜文大叔47岁，润发大叔55岁，德华大叔50岁，本山大叔53岁。奶油小生们只能当配角。电影是现实的隐喻。
在微博上，我挑起过一场关于青春问题的争论。一位当过兵的50后讲了自己欲求而不得的经历。我说，比起现在想要就能得到的80后—Just Do It！（做就是了！）50后岂不是可怜？另一位50后断然道，错！没了压抑哪来的美？网上的80后则反驳说，我们哪有想要就能得到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50后、60后要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可80后被剥夺的青春找谁来补？
50后先天匮乏，80后赶上高房价。冯小刚、王朔在电影里哂寂寞。情场是战场，请别灌迷魂汤，谈谈残酷的现实吧。今天的所谓爱情，分明是代际战争，50后、60后抢70后的，70后抢80后的，80后再去抢90后的……一直抢下去。谁有资源谁抢。这么说，学生时代的爱情才是对等的，管他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爱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