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评中国社会怨气太重，谁都觉得自己亏了，都不愿检讨自己。有时我就想，假如中国人戒掉贪瞋痴，假如中国人恢复心平气和，那不是太便宜了那帮混蛋了吗？我还想，读经是另一种心灵鸡汤，凡读经者莫不在平抑内心另一种焦虑，否则这种焦虑会要人发疯。
佛道都有“由病至道”的说法，只有先有了病，才会去修炼，才会接近或得道。要想中国社会有道，光靠民众修炼是不解决问题的。相反，不耐烦倒是变革的开始。因为历史上的变革还无一例是因为某人修炼到家造就的，而是因为斗争促成的。
万物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谁都不想心理失去平衡。期待有一天我们心平气和。耐心排队是因为有规矩。安然接受现在的社会地位是因为社会还公平，人们只要努力就有奔头，就有改变的可能。
当下，我们只看到了公众场合里的插队，其实体制中的“插队”现象更加普遍。在社会场合中，我们为一些琐事不耐烦，失去了中国人传统的气定神闲、张弛有度，一些人甚至怀念起30年前阳光灿烂的日子。但人们最终会明白，选择现代化，选择民主，就是选择不耐烦，社会由此开始进步。只是不要搞错不耐烦的对象，错伤无辜者。
中国需要社会学想象力
像社会板结、拼爹、啃老、剩女等诸现象，一定源自某种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力量，这是从统计数字中分析不出来的，也是客观新闻的五W方法描述不出来的。社会的想象力帮助我们找到这个时代在历史中的定位，找到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
任何文体都承担着某种社会功能。比如知音体，其按摩功能甚于探寻真相，即符合某类人群的心理需求。那么，用什么样的文体来表述当今中国这个3 000年未遇之变局？我以为，任何一种惯用新闻文体都是不足够的。
这是一个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时代：分裂、断裂与冲突是这一过程的关键词，普适价值与“中国模式”，国际潮流与民族主义，公民维权与垄断寡头，仇富与仇腐……西方过去300年的历程正以社会戏剧的压缩形式在中国上演。
这是一个穿越的时代：中国巨龙的龙首探入信息化时代，龙身在工业化时代，可龙尾还在农业时代。中国30年，西方300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压缩了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300年的历程。社会各领域的进程是不同步的，有些与时俱进，有些滞后百年。
所有将中国划分为“若干中国”的营销实践都成功了，而用“一个中国”的注定败北。你用上海南京西路的奢侈品消费来推断中国人的购买力，陕西农民肯定不干。
这是一个速朽健忘的时代。渣打银行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提出“中国年”理论：每个人都生活在变化中，但其他人的变化速度赶不上此刻中国人的变化速度。中国是世界的“急之国”。
解构这样的时代需要穿越精神。我找到了“社会学想象力”，它是本人在《新周刊》400余篇文章里的关键词。
所谓社会学想象力，所谓社会趋势
社会学想象力（socialogical imagination），港台地区译为“社会学构造力”，指一种心智，即在微观经验材料与宏观历史之间的穿梭能力。这既要有“智”，更要有“心”，心是关怀、责任、道义，智则基于理论素养和功底。
该词源于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9年的同名书。《社会学的想象力》已成世界各地社会学教学中广受推崇的入门经典，对当下世界影响深刻，中国尤其需要借鉴。
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深感社会学研究囿限于实证，人们埋头于数据而不识庐山真面目，而社会学想象力有助于打破这种僵局。“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主动运用社会学想象力的不只社会学家，更有历史学家。比如黄仁宇、史景迁等人的大历史观将个人命运与宏大历史场景交织一处，都是娴熟运用社会学想象力的例子。“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这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同样的叙事方式还有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毫不夸张地说，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影响了一代中国传媒人。该“美国社会实录”以人间戏剧式的宏大文本，教会了中国新闻人如何写作。曼氏句法与语势在中国大有模仿者。例如凌志军对民族主义的盘点：“民族主义不同年代代表不同含义，民族英雄也拥有不同身份：20世纪第一个10年，是颠覆清朝的海外留学生；30年代是强迫老蒋抗日的军阀；40年代是反对内战的文人，50年代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60年代是红卫兵；70年代是独立自强的劳动模范；80年代是自卫反击战的战士；90年代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年轻人。”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也无不是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紧密关联。
米尔斯指出，社会学想象力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我以为，像《非诚勿扰》这类相亲节目具有社会学意义：它能激发社会学想象力，让个人能重新获得自我定位，通过男女速配演习让观众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或同理心（empathy）、换位思考能力—在个人烦恼与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经验与社会趋势之间进行穿梭。像社会板结、拼爹、啃老、剩女等诸现象，你无法从个人经验获得完整解释，一定源自某种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力量—这是从统计数字分析不出来的，也是客观新闻的五W方法描述不出来的。
社会学想象力帮助我们找到这个时代在历史中的定位，找到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
（1）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个时代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类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它用什么独特的方式来构建历史？
（2）在这一社会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阶层演进趋势是上行社会还是M型社会或下流社会？
所谓新周刊体，所谓微博体
今天，五W式的新闻写作方式已不足以解构这个时代。一方面，客观新闻是重要的，在这个假相和假话流行的年代尤其重要；另一方面，人们又深感客观新闻不足以解构全球化、城市化、社会变迁或阶层板结这些宏大命题。
杂志不是消息纸，是情调纸，更是观点纸。杂志与报纸的区别，在于杂志文体阐述观点并增长见识，沉静、有深度、带启发性，可以将读者带入某种思考状态。电视逼出新新闻主义，照相机逼出现代派绘画。
这就需要社会学想象力，其行文是夹叙夹议的（如五花肉结构），描述是多场景的，以达到1加1大于2的组合效果。
《新周刊》的文体主动运用了社会学想象力，这是这本刊物应运而生的潜在根基。
“@不加V”曾调侃：以前觉得新周刊体很难写，现在看看，也不难。基本上是分几个小标题，然后每部分里，数据+案例+名人名言+百度相关……十几年前，《新周刊》就这么做，沿袭至今。所以记不住《新周刊》记者，只记得新周刊体。
但新周刊体在各元素之间不是不需要逻辑，各元素紧密咬合靠的是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否则不会有“内容翔实，观点丰富，知性有度”的感觉。
新周刊体在微博上获得延续，“1+1”模式，即陈述+点评或陈述+提问在微博上获得全新舞台。
新周刊体在杂志上的运用还可以是“1+N”模式，类似米尔斯描述“喝咖啡”的经典案例：首先，喝咖啡并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它作为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还具有象征价值；第二，咖啡代表品味；第三，它卷入一场社会关系；第四，它推动经济发展；最后，它是全球化、国际贸易、人权和环境破坏等论题争论的焦点，牵涉到了西方的殖民史。
“1+N”的行文铺陈有了一种语势，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社会学想象力基于个人洞察力（insights），即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尤指对社会趋势的洞见能力。15年来《新周刊》聚拢了一批传媒人、策划人士和企业家读者，他们看重的正是杂志提供了趋势视角，提出概念，并引领潮流。
有人说改革开放前30年属于经济学家，后30年则属于社会学家，以解决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如此，中国各界都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只是，这已远远超出写文章的范围了。
50多年前，米尔斯写道：“（这个时代）既有高尚的追求也有自由堕落，既有剧痛也有欢欣，既有令人迷惑的残暴也有理性的芬芳……”看到这里，你是否会会心一笑？
我们是如何失去淡定的
恶搞和炒作是弱者的武器。弱者往往采取一些不符合常理的抗争方式，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他们试图获得与强者平起平坐地谈判的资格。
当《米老鼠和唐老鸭》里的那只狗布鲁托说“演出开始了”，儿童们总能度过一段快乐时光。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太需要演出了。
芙蓉姐姐也好姐夫也好，或者凤姐或者网络恶搞，都是这个粗糙时代的大声喊，就像山寨机，喧嚣而高亢，带着一种虚张声势的自夸。
有人说这是众神狂欢，也有人说这是群魔乱舞。有一条西方谚语说得好：假如把爱捣蛋的动物都一个个抓走，那笼子也就不热闹了。
当芙蓉姐姐扭成一个“S”造型时，众人欢呼，专家学者评论说这不是审美而是审丑。可别忘了，每年春晚，那些审美的歌舞出现的时候都是人们的聊天时间或上厕所时间，只有当本山大叔出来时大家才会专心看一会儿。赵氏小品几乎都是审丑。你不能光批评他是在取笑农民，是在彰显他自己的建立在弱势群体痛苦上的优越感。其实我们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当下中国是一种什么文化
我在微博上发：中国当下只有牛逼文化，剩下就是悲催文化了。同意吗？网民中一片同意声。更有人说，中国当下是没文化。他说的是否太绝了？
一说到牛逼，就想起北大社会学系郑也夫老师概括的人生三种状态：牛逼，刺激及舒服。牛逼分真牛逼和装牛逼，这要看是否有一个自信心在里面。现在多数人是装牛逼。
改革开放30年来，一些中国人新贵乍富。他们从穷困中刚走出来，还不适应自己的现有地位，或惊恐于地位不保，所以要靠牛逼或装牛逼死劲证明给别人看。好车、豪宅、美女，或阿玛尼、LV，都是新贵标志，可炫耀于世，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和存在感。
有人用低调掩饰牛逼。低调是另一种牛逼。有一位朋友，有过童年时没房住的惨淡记忆，发了之后一气儿买了十几处房，全部装修好，也不出租或出售，每次去小住或看一下，无他，“看着心里特踏实”。
那些高调牛逼者，为什么要通过炫富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而招致民众和传媒的批评呢？按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中国人自我实现的途径太少了。巨富者得不到社会声望，甚至成过街老鼠，所以只有靠物质标签了。在中国，成功者或不成功者，心底都多少有一种失败感。没钱的争有钱，有钱的背恶名。
当下中国的两种典型状态，一是跋扈，另一是恶搞。跋扈者赢家通吃，悲催者一无所有。当跋扈者吃香喝辣时，悲催者只有借恶搞来宣泄。
那些指责芙蓉姐姐是审丑的专家学者们，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我们看惯了赵忠祥老师一往情深的《动物世界》，看惯了朱军老师令人热泪盈眶的《艺术人生》，我们有权也看一点儿别的。当别的都不让看时，我们只有恶搞。
恶搞和炒作是弱者的武器。弱者往往采取一些不符合常理的抗争方式，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他们试图获得与强者平起平坐地谈判的资格。这是弱者的超限战。凤姐说，陈冠希要跟我睡觉，我要考虑一下。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将自己推到话语权的高处，引人注目。以凤姐的个人条件，要获得社会上所谓的成功是较难的。当管制方封杀她时，她说的“都是为了混碗饭吃”才是真正的大实话。
死而不亡者生，人不是靠骨灰延续的，人是靠话延续的。牛逼的话是另外一种生命力。人生无非立功、立德和立言。假如你立不了功，或境界不够立不了德，只有立言。哪怕立一时之言。“人人有权利成名15分钟”成为网民们的金科玉律。搏出位的目的，还是为了上述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有了名才能套利，以追求实现感。搏出位是弱者跻身成功社会的利器，甚至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网上的弱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当然还有更弱者，他们是发不起微博的广大弱势群体。所以当陈光标为慈善而大力作秀时，我们没资格指责。因为一想到那些更弱势者，想到慈善能改变他们的人生，“陈首善”的作秀再过火，也是不好指责的。不为别的，就因为你自己没做。
我们不能淡定是因为社会失去预期
古代中国人是淡定的，民国时期人们是淡定的。你看民国人物的照片，那种收放自如、风云淡定的气质，现在上哪儿找去。甚至，改革开放前有“单位”时的中国人也是淡定的，因为一切都有组织安排，你个人去努力也白搭。
但假如你要现在的中国人回到以上淡定的时代去，估计没人跟你走。即便是最“左愤”的人，你让他回到“文革”，过那种凭票供应的日子，他都要掂量掂量。趣味的匮乏与物质的稀缺相伴相生，人都没吃的了，哪有闲情逸致去玩趣味？人是靠利益行动的，不是靠口号。所以，时代进步了，还是现在好。
在网上，人们讨论生活在哪个朝代好。众人一致的回答是唐朝。李敖大师的回答也是回到唐朝。他说，唐朝的某个名士送别时会
下一块肉送朋友，说：“我既不能同往，就让我的一部分跟你去吧。”真是个够情够义的朝代。但，唐朝吸引我的是开放。大唐首都长安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长安有1/5的人是外籍人士，不要户口也能活得好好的，且乐不思蜀。有昆仑奴当外来工，有胡姬即洋妞为你唱歌。长安的酒肆一点儿也不比北京的三里屯的酒吧少国际化，长安是当时世界的时尚中心。
当下，“淡定”或“蛋定”成为网络热词。其实它们是个反词，你越是淡定，就越是蛋不定。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不淡定，风起云涌，出现一批批弄潮儿。彼时虽有争锋，但还是理解万岁。可现在谁理解谁呀，人家都懒得理你。现在的中国社会，一切落停，社会板结，社会不再流动，富一代二代以至三代，穷一代二代以至万代。这样，恶搞或三俗，成了某种无奈的抗争。失去共识是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