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没人管我们该读什么，长大了，有孩子或孩子家长请教，问今天的孩子应该读什么书，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前些日子在东莞搞讲座，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孩子非常认真，说大人让他们读的书，根本就不想读，读不进去，是不是真的要读完。
答案当然是否定，我说不想读就不读，就把书扔了。这孩子乐了，又问该读什么，回答说不知道，这让他很失望。我也很失望，而且有歉意，因为确实不知道今天的孩子想读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利·波特之类的畅销书，我一点都不喜欢。
事后才想到了外国的房龙，想到了中国的林汉达，都是我童年时喜欢的。当然，我童年的背景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当年能喜欢，不等于今天还会喜欢。记得曾推荐女儿看房龙，翻了没几页，她就不耐烦，又还回了书橱。总算很知趣地没继续推荐林汉达，女孩子通常没兴趣学历史，《上下五千年》这样的读物她肯定不愿意接受。
当年读《春秋故事》，读《战国故事》，读《西汉故事》，仿佛看金庸小说，那个兴致勃勃，那个废寝忘食。我多年不改的历史兴趣，很可能就是这几本书引起的。记得有一次，伯母跟父亲聊林汉达，说什么记不清楚，只记得话题由一架钢琴引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关系很近，就好像在说隔壁邻居。我能够记住这次谈话，是因为正在读林汉达写的书，心里觉得很好奇，想不到作者竟然是他们熟悉的一个人。
林汉达当过教育部副部长，说起这教育部，我也有些朦胧记忆。六岁时，祖父曾带我去过好几次，当时部里有位神通广大的医生，可以通过针灸医治小孩尿床。弄不清楚是不是那位医生妙手回春，更不清楚是否见过能写一手漂亮文章的林汉达，有一点不会有疑问，他的办公室就在祖父隔壁。
我见过一份国务院公文，撤销五名副部级官员的职务，五个人分别是监察部副部长王翰、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黄琪翔、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费孝通，口气很严厉，理由很简单，五个人全是大“右派”。
林汉达当了“右派”，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写和修改他的历史故事。《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写于解放前，繁体字，竖排本，不适合孩子阅读。新写的三个故事，也就是“春秋”、“战国”和“西汉”，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来的《上下五千年》，是在遗稿的基础上由别人续写完成。
林汉达生于一九○○年，比林语堂小五岁，感觉上远比想象的要年轻。他是浙江慈溪人，与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同乡，天生是搞教育的。小学、中学、大学，都当过老师。二十八岁，进世界书局当编辑、英文部主任、出版部主任。
在出版社干事，最大好处是知道怎样能挣银子。商务的《英文模范读本》和开明的《开明英文读本》大赚特赚，世界书局没理由不编一本类似的东西出来抢钱。 这差事便落到年轻气盛又聪明过人的林汉达身上，大学毕业不久的他胆子也大，脑子里根本没什么版权意识，天下文章反正一大抄，大胆引用参考，很快把一套《标准英语课本》倒腾出来。
那年头编教材并不难，林语堂花了三个月，周越然那本时间也不长。商务和开明赚大钱，是始料未及，世界书局直接奔钱而去，有些不择手段。结果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打起了官司，林汉达很被动地卷入其中。说起这段掌故也有意思，先告上法庭的不是开明，反倒是不太占理的世界书局。
开明一开始只是抗议，指责它抄袭，拿出了种种证据。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不省事，不认错，告开明诽谤，花大价钱雇了律师，竟然告赢了。开明不服，以理力争反复申告，最后调解结案，开明事实上完胜，世界书局不得不销毁了《标准英语课本》的纸型。
林汉达经此挫折，便跑到美国去读了两年书，获得硕士学位，读完博士学分。有没有博士学位，存疑，据说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最强的专业是畜牧，排名在美国大学中不算靠前，两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含金量恐怕也有问题。好在只要留洋归来，也不会有人较真儿，毕竟有本事更重要。
抗战胜利，受美国的民主熏陶，林汉达突然有了强烈的参政意识，拉党结派，成为民进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相比较而言，民进在各民主党派中思想并不太激烈，国民党却很不喜欢，称马叙伦为“失意政客”，称林汉达为“青年贩子”，恨不能取缔了才好。
民进早期的领导，林汉达最为活跃，是积极分子，因为激进，甚至还被通缉。新中国成立，民进的一号人物马叙伦，成为首任教育部长，林汉达也进入官场，官至教育部副部长，致力于文字改革和语文教育，推广普通话。平心而论，如果不打成“右派”，这职务不算小，待遇也不算差，可惜一旦成为“右派”，虎落了平阳，情况完全不一样。
林汉达成为大“右派”，是级别高，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点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