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很简单：过去的言行可以预测未来的言行。由于性格和品行一般都是恒定的事物，在某个时段的不端行为会是以后人生旅途中不端行为的一个预兆。如果你缺乏观察某人品行的指标，那就应该认真想想该怎么办。其实，解决这一问题，只需去了解那些在正式场合积极强硬却在私人场合富有同情心的人。
第七，接受忠诚转变。阿富汗就是一个忠诚转变的典型例子。在冷战时期，这个国家曾是我们敌对国家的敌人，还被美国视为盟友对抗苏联。然而，岁月如梭，到了2001年， 我们提供给阿富汗的曾用来对付苏联军队的毒刺导弹却被用来对付我们自己的士兵。而俄罗斯人现在还能对我们攻打塔利班提出建设性的策略。
企业收购、兼并、合资经营，甚至人事变动同样可以使昨天的敌人成为今天的盟友。只要看看历史悠久的摩根大通公司：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皂剧般的并购史， 在摩根的并购中涉及了相当多的重叠的竞争者。所以，在和你最大的竞争对手相处时，你更有理由去展现良好的品行，在和最轻视的对手交往时，也应该保持敬意。世界变化很快，你根本不可能预测到你的利益会和哪些难以想象的玩家重合。
第八，带着戒备心理与对手同眠共枕。在这个忠诚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总会有对手。但有机会和对手互惠合作的话，千万别怕，只需谨慎行事即可。
有些地方中情局官员根本无法前往。还记得一位理想的情报官员经常被称为是“城府极深的童子军”吗？没错，但这个世界上，“城府极深的童子军”也有许多地方不可前往。恐怖分子们在选择军事基地时就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比如奥萨马·本·拉登在选择恐怖组织总部时，就把总部选在了诸如苏丹和阿富汗等对中情局来说行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但也有许多国家对美国及其境内的恐怖分子训练营都持敌视态度。中情局依靠这些“敌对国家”中有限的合作关系，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实施抓捕、拘留，有时还对他们进行引渡。尽管两国之间的公众存在敌意，但两国还是经常在这些反恐行动中配合。
从一个（希望中的）现实的角度出发，当利益大于风险时，企业同样应该愿意与自己的“敌人”进行合作——无论那是一个竞争者，还是一个曾经有过不愉快的前同事，或是一个调查监管机构。在与他们进行合作时，保持好你的优势。同时，敞开机会之门准备和那些最不大可能的伙伴进行合作。
第九，紧急事情紧急行动。这听起来好像是句废话。然而就有一种人会把所有工作当作一种危机。在某些组织中，“有紧迫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即使实际情况除了紧急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意义。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着急只会使事情变得糟糕。
情报官员工作中另一个比较困难的方面就是其盯上的目标人员获悉了中情局的招聘目的。想想如果你是一个潜在的间谍分子，假如与你关系密切且你极其信任的一位朋友突然告诉你她有一个秘密，说她之前告诉你的很多个人情况都是假的——其实她是一位中情局情报官员，并且她还让你冒着生命危险定期向她泄露绝密信息。很显然，这样的请求很难处理。如果某位情报官员这样鲁莽地采取行动，他就会葬送与目标的亲密和信任关系，还可能会遭到目标的拒绝，甚至还会被目标举报。所以，即使间谍分子果真掌握了紧急信息，情报官员也需要谨慎行动而非仓促行事。如果仓促行事，只会适得其反。
然而，我认识的许多商界管理人员都觉得在工作中什么都可以接受，唯独不能接受没有紧迫感。他们喜欢员工随叫随到，喜欢员工提前一天干完所有的工作。这种风格的管理者一方面会赞赏那些匆忙行事，急于赶超任务的员工，另一方面还会谩骂那些完全知道本来可以晚些时日再交报告的员工，只因为管理者缺乏耐心，员工却不得不周末赶工。这种管理者做事也不懂转换优先顺序。如果你的团队成员对事情的轻重缓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真正关键的事情来临时，他们就会立即调整并重新安排事情的主次关系。
第十，尊重法律带来的意外之果。中情局官员总是在密切关注政治、经济，甚至工业领域的变化给利益目标所带来的间接结果。例如，某个地方发生的一场军事政变意味着突然会有许多被迫交出权力的前任高官，这些官员对新政权很可能充满仇恨，还急需资金。换句话说，招聘他们的时机成熟了。裙带关系对正在物色情报分子的情报案件负责官员来说也大有益处。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任命他的女婿而不是某位多年来鞠躬尽瘁渴望晋升的官员担任显赫职位时，这位失宠官员很可能会心怀不满，便会盼着友好的美国政府的代表来访。
企业界也可以利用一些意外之果。你的竞争对手也许正在考虑裁员，那现在就是吸纳他们的顶级人才的大好时机，说不定那些免遭裁员的员工也正急切地想得到更稳定的聘用；供应商遭遇繁琐的法律诉讼和不利的监管裁决可能意味着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以折扣价达成长期合约；某位高级合伙人或某家咨询公司在法律诉讼中遭到当地媒体的负面宣传，那就意味着曾经忠诚的客户突然愿意考虑更换服务商。
要特别关注当地和行业内的新闻，推算那些意外之果会给你或贵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利益。这也是你在行业里拥有广泛人脉给你带来利益的又一个实例：对于即将发生的变化，你越早看懂，就能越快采取行动。高层人事变动、法律裁决、市场环境变化及整个竞争的供应链和客户群等其他变量的变化都可以对你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是在掠夺吗？也许有点。如果你身处那些不利的环境变化中，你愿意将自己的竞争力转移给其他竞争者吗？我想当然不会。
第十一，要对整个信息供应链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取丰富信息的渠道极其广泛。有些信息准确、紧急，也极其重要。然而，有些则毫无用处。所有的情报官员都必须得学会区分精准情报和错误情报。产生错误情报有诸多原因：有时情报提供者有语言理解障碍；有时他们伪造或编造谎言，以此来骗取报酬。令人惊讶的是，中情局还经常收到一些猖狂分子编造的涉及中情局的阴谋论调。（特别的是，中情局的公共网站经常收到一些异乎寻常的电子邮件。）有位同事在和一名潜在的“情报信息提供者”交谈时，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听那人“告密”说，“奥萨马·本·拉登住在佛罗里达州，并且已经成功躲过了身份检查，因为他走到哪儿都打扮得像个小丑一样，将脸部化上浓妆，鼻子装饰成了红色橡胶鼻子。”可笑的是，那个情报信息提供者声称他能认出本·拉登是因为他有通神的能力。
幸好，中情局收集的绝大多数信息都不是那么离奇。然而，并非所有的情报信息提供者都有相同的情报收集能力，判断一份情报是否合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中情局情报官员在向情报部门汇报信息时，都得告诉情报接收者该信息哪些地方还值得怀疑。毫无疑问，一位喝得半醉、前来寻求政治避难的政客带来的情报就没有一位举止优雅、言辞有理有据的情报信息提供者带来的情报可信度高。
企业界也肩负着不断为消费者评估商品供应链来源的责任。像耐克和锐步这样的公司就吸取了教训，不再因为允许分包商雇用童工而遭到消费者谴责；企业之间看似合理的相互推诿再也逃不过企业评论家们的口舌。美泰等大型玩具公司由于中国供应商使用含铅油漆而不得不召回数百万玩具。显然，这不会提升公司的品牌声誉。本书后面将会更详细地探讨评估供应商的相关话题，但在这里我很有必要强调一点：不管是中情局，还是企业，都应不断地仔细评估自己的供应链来源。
第十二，精心用好每一笔钱。秘密世界进行的是现金交易经济。毕竟，间谍不能接受个人支票。正因为如此，中情局官员有机会接手大笔现金并有权决定如何花销。他们的很多花销在企业界人士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例如，我有位同事竟然得到了用公费给自己修眉的许可，原因是中情局卧底团队认为，有时候她那浓密独特的眉毛在化妆后还是过于显眼。
也许是因为中情局官员们挪用公款的可乘之机太多，所以，在中情局，即使是最小的经济违规行为，当事人也会立即遭到解雇。情报案件负责官员们非常清楚，他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他们不会胡乱花费他们手中的现金，也不会伪造账单。此外，这又回到了那个原则：在中情局，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道德失误也会暗示某个人性格上有缺陷或有诚信问题，也说明他（她）不适合在中情局这个对诚信要求极高的机构工作。
然而，在企业界，人们常常会遇到因不当开销而被认为诚信缺失，并被广而告之的尴尬。例如，泰科国际集团前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因挪用公司资金，2005年被判有罪。丹尼斯在泰科基金里挪用了100万美元为妻子举办生日宴会，还花了泰科基金6 000美元购买了一套浴帘，从而使自己至今都声名狼藉，这些都让媒体大跌眼镜。2008年，美国汽车行业三巨头：通用、克莱斯勒和福特公司的三位首席执行官为争取公共基金避免公司破产而使用豪华私人飞机飞往华盛顿特区，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谴责。（当然，他们并没有拼车，而是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 同年，公众又怒不可遏地得知政府拨向金融部门的数百万美元救助资金原来是用于支付给那些华尔街富有的投资银行家，而正是这些人从事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和后来的救市资助。2011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两家金融公司运转很大程度仍然依靠联邦救助，公司高管因果断行动而非突出贡献得到政府奖金的报道浮出水面后，作为纳税人的公众，又一次义愤填膺起来。
在以上各个实例中，局内人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支出却引起了纳税人和各公司股民的嘲笑和愤怒。很显然，在局外人看来，这些事件不仅仅揭露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支出行为，更揭示了一些正在侵蚀组织公信力的严重的、系统性的伦理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一家公司一丝不苟地做好财务，就不会在一夜之间凭空消失几百万美元的奢侈品购物单。所以，花销者们之所以敢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非法支出，是因为公司疏于对资金来源和用途的监管。起初动用公司几笔零钱，很快就会发展到挪用公司数百万美元。因此，公司里各部门只有坚持做好财务和金融管理，才能避免组织资金骤减。
应对道德挑战
在书中宣扬道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里别人都耍手腕时，你却坚守原则，这就非常具有挑战性了。最好的策略就是，自己抱守坚定的原则并坚持自己的永不跨越的底线。
不过，现实世界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在形势变得错综复杂时，即使是最坚定的伦理信念也会摇摆不定。比如说，“9·11”事件之前，大多数中情局官员甚至都没听说过水刑。但在“9·11”事件中遭遇4架飞机袭击后，传统的情报机构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审讯方式。这本书并不会讨论或者争论中情局的审讯方法，但可以这么说，对于许多直接参与处理“9·11”事件的人员来说，曾经一些似乎高深莫测的处理方式突然成了残酷的现实。情报官员审讯被羁押的恐怖分子时，也不得不再三考虑究竟可以采用何种程度的严酷的审问方法，或者是否应该把恐怖分子交给那些毫无人权的国家。我敢保证，从来没有人会轻视这些问题，在这些严肃的问题上，情报界内部也从来没有达成共识。
企业界可能不必去争论酷刑的定义，但在企业，许多决策却有着关乎生死的影响。例如，在商界，药物试验、环境影响研究、医疗保险方针政策、安全标准等诸多艰难议题都对人们的生活和生计有着深刻影响。
使事情更复杂的是，法律并不总是明确地规范企业行为。法律会有漏洞，还会有一些模棱两可的陈词，并会自相矛盾地处理一些法律案例。此外，法律仍有一些未知的领域需要完善。关于一些跨国交易，各国并不总是清楚应该运用哪国法律。此外，根据组织的风险承受能力、情况的紧迫性、事件的重要性、对他人的影响程度以及行业规范，你在陌生的商业环境里做决定可能会比他人更加谨慎、严肃。
想到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便会觉得辨别“正确”的路径总是很艰难，更不必说追求哪条道德路径了。连中情局官员们都十分清楚，在这样一个浑浊的世界里保持自身干净实在太难。但最重要的是，你要会辨别并遵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决定你的企业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