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干部和专职人员的补贴，生产费用的浪费，不合理的开支和挥霍，上级企事业的平调以及部分干部多吃多占和贪污挪用，最后，都要由社员群众负担。这就必然增加集体经济的提留，减少社员分配。据我们调查，许多地区的社员分配（其中还包括队干部和专职人员的补贴），一般都不能占到当年总收入的60％。例如渭源县1977年农村可分配总收入22341045元，扣除生产费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社员分配的只有11831942元，仅占53％。该县1977年粮食总产131205427斤，集体提留39071826斤，占去30％，其中仅所谓“其他”一项就有1696139斤，社员分配只有76871696斤，占总产的58％。就在这不到60％的分配额中，社员的劳动所得，仍少得可怜。例如陇西县花园生产队1976年参加分配的总工分25682个，除去合同工、民请教师、大队干部补贴、饲养员工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和820个肥料工，真正参加农业劳动的社员所能分配的工分只有16392个，占63．1％。就是在这两次折扣之后剩下产品分配中，又普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人就有一份口粮，多劳不能多得。即便承认少数劳多人少户有多得的份额，也往往是一纸空文，由于大量超支户的拖欠而无法兑现。例如榆中县78年分配，全县64530农业户中，累计超支户24012户，累计分空户12790户。分空户占收益户的32％，加上超支户，不算收入相抵和仅收入几元钱的户，就有57％以上的农户劳动一年一无所得。这样劳动的结果，怎么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定西县的社员说集体劳动是：“队长乏了打转转，会计乏算盘，保管乏了数圈圈，男人乏了煨旱烟，妇女乏了作针线，年终六两半（指国家返销粮，人均一天六两半），大人娃娃都傻眼。”综上所述，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把人们绑在一起吃大锅饭，必然带来许多弊病，使广大农民丧失信心和劳动兴趣，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了，但截至1978年，甘肃省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仍只有6～0元，3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分配口粮354斤，其中：300斤以下的就有24个县。全省有7万多个生产队拖欠国家贷款，占生产队总数的80％，负债总额达5亿多元，人均31元。定西地区1971至1979年，九年中社员口粮超过300干的只有三年。1977年算好年成，全区12529个生产队中，口粮在290千以下的还有5436个队，占43．4％；其中口粮在100斤以下的有1645个队，占13％。1971年以来，仅定西地区，国家就拨救济款4423．22万元，回销粮105897万斤。但截至1979年8月底，全区集体和社员欠债总额仍达8051万元之多，平均每个生产队负债8348元，每农户平均189元，人均33元。集体经济负债累累，社员群众也债台高筑。很多社队，日分工值只有二三角钱，甚至几分钱。很多地方人均口粮在百斤以下，但每月20几斤返销粮，尽管国家补贴一半，也仍然销不出去。许多社员困难到必须卖掉部分救济粮才能买回其余救济粮的程度。一些困难地区，社员生活的困苦状况，若非亲眼所见，绝难置信。榆中县上庄公社中等水平的上庄4队，去年日分工值019元，全年人均口粮仅40斤。全队32户，179人，竟没有1床褥子。全村共有新棉被3床，旧棉被35床，烂棉被27床；平均每3人一床。全村只有旧毡13张；平均3户才有1张。有的社员土炕上连炕席都没有，铺的是包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全公社1405户，除房屋家畜外，全部家当价值30元以下的188户，占13％；15元以下的41户，平均20户中就有1户。全社7643人，竟有4371人无棉衣，裤或棉衣，裤破烂不堪，这是在海拔2400—2800米的高寒阴湿地区。难怪有些社员对负债累累的集体经济满腹牢骚，说三级所有是“三级没有”。岂止是“没有”，简直是“负数”。实际上，在许多社员劳苦一年尚不足温饱的地区，早已不是集体经济养活社员，而是社员群众用自己的劳动和所换得的饥饿养活集体，集体经济已经成为社员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累赘。
合作化以来，为了能促使农民干起来，人们在这种与生产力水平、管理水平、群众思想觉悟水平不相适应的体制中，用尽了行政、政治手段。从1957年社会主义大辩论，每年的整风整社，1964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年浩劫中的“农业学大寨”，基本路线教育，一直到冼恒汉的“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一次折腾接一次折腾，用教育、用批判、用围攻、用斗争会、用民兵专政、用对待农奴甚至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管制农民，强迫农民干。在这种“封建统治”的“淫威”下，农民虽然不得不早出晚归地干，但是他们无心干活，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用消极怠工来表示自己的不满。所以，这样“干”的结果，只能是生产率越来越低，农业生产越来越上不去，直至使国民经济两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开始用经济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逐步放宽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农业生产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但是，从评工记分到定额管理，从队为基础的小段包工到大包干的作业组，我们仍没能彻底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实行评工记分本身就只能记个“大概工”。实行小段包工，其结果又是“只要千分，不要千斤”，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实行联产作业组，虽然经济核算单位缩小了，群众利益比过去直接了，但仍有群众算不清账，仍然改变不了“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的现象。分组以后，三级所有又多了一层组长，很多地方时间一长，组长又成了“甩手掌柜”不干活，生产队的“大锅饭”又成了作业组的“二锅饭”。有些组甚至已经划到了三十几户人家的规模，也还是搞不好。
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回和扩大了自留地，有些地方另外划分了饲料田、口粮田、部分责任田，都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效果。
“私田”里的庄稼长得普遍比“公田”好，即便是同样遇到自然灾害，“私田”的抗灾能力也要比“公田”强得多。既然部分土地归社员个人使用，即能收到显著的效果，为什么不可以将大部分土地包给社员，使大面积土地同时获得增产？既然三两户的作业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为什么不能把责任制落实到户，使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部发挥出来，实践证明，在农业生产工具能够被一家一户的农民单独操纵，农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只是收获了的农作物，农业生产中的社会分工尚未像工业那样发达到劳动者只能从事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某一特定环节的程度，劳动者还完全能够独立从事农作物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一家一户完全能够计划，组织自己独立的生产活动，即完全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在这样一种生产力水平下，劳动者劳动质量的好坏，除去受自然条件影响而外，只能体现在农作物的产量上。按劳分配，也只能表现为联产计酬。要想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准确地实现联产计酬，就只能使劳动者的劳动在空间上固定起来，使劳动者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联系起来。而所有把劳动者简单集合起来的集体生产，都必然打破劳动者的劳动与产品在空间上的直接联系，所以，在这种体制中，是很难彻底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集体经济搞的略好一些的地方，也并非不存在吃大锅饭，管理、财务混乱，不合理开支，浪费以及少数干部多吃多占等痼疾，只是那些地方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这些弊病表现得不如困难地区那样突出罢了）。许多群众在谈到农业发展的出路时说：“远看六二年，近看自留田”这句话深刻地向我们揭示了：要真正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只有真正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都在思索农业落后的原因，都在寻找把农业搞上去的出路。正是在我们缩小生产队规模、小段包工、联产计酬的作业组和扩大自留地、饲料田、实行口粮田、部分责任田这一步步调整生产关系的实践中，广大劳动农民从最切身的物质利益出发，重新创造性地找到了包产到户这种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责任制形式，从而找到了目前生产条件下发展农业的一条根本出路。
二、实行包产到户效果非常显著
实行包产到户，部分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从而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大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变化。许多农村干部都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包产到户这个办法真灵，解决了多年来解决不了的许多问题。例如干部要参加劳动、不多吃多占；推广良种，科学种田；因地制宜，不误农时，随收随打，颗粒归仓等等，这些问题从合作化以后就存在，真是年年讲，月月讲，就是解决不了。一实行包产到户，有些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有些也基本解决了。我们在各地访问时，正值秋收时节，到处可见金黄的庄稼，到处充满了喜庆丰收的笑声。特别是那些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社队，庄稼长得尤其好，群众的笑声尤其响亮。通过观察，通过和干部、社员们在一起座谈、算账，我们感到包产到户好处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一些：
第一，社员当家作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包产到户最大的一条好处就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了，使社员能够自主经营农业生产，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混工分的状况。怎样才算是政策落实了？会宁县的一个老农说：什么时候公家人（指脱产干部）晚上睡得好觉了，庄稼人睡不好觉了，政策就落实了。过去干部整天忙着催种催收，社员却只能万事一个“等”字，要着急也没用。如今包产到户，干部负担减轻了，社员白天干活，晚上睡在炕上，还计划安排今后的生产。
包产到户以前，年年讲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年年讲劳力归田，但因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工值低，分配又不兑现，农民无心种田。实行了包产到户，外流的劳力回来了，退休的老人出勤了，在“后勤”的都下田了，干部也参加劳动了，现在下田的人都大大超过了在册的劳力总数。渭源县的群众说：现在是“老人年轻了，娃娃长大了，病人没病了，懒人不懒了，干部也劳动了”！
不仅出勤率大大提高，而且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过去社员干活没有积极性，早上上工，“喇叭喊了门上叫，喊了一个太阳照，社员还在门口嘹”。好不容易喊出来，也是“上工一条龙，到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现在是联产如联心，联谁谁操心，社员种田像个种田的样子了，干活真出汗了。过去锄草“剃个头”，现在锄草连根挖，锄了一遍又一遍。
实行了包产到户，把社员的劳动和产量联系起来，把发展生产同社员的收入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把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这是最根本的变化，有了这个变化，就引出了农村的一系列新变化。
第二，农民爱惜土地，农田建设好了。以前种地既不深翻，也很少施肥，耕地越种越薄。犁地时地边越留越宽，地角越种越大，方形的田块种成了圆形的田块。渭源县祁家庙公社今年实行包产到户后，社员们把地边地角都犁过了，使圆田又变成了方田。该公社仅此一项就恢复了耕地1220亩，增加了2％，我们在陇西访问时，看到有的生产队上午划了土地，下午就有社员全家下地干活。男的前面犁地，妇女小孩在后面捡草根，捡石头，有的往田里送粪。有的地要犁好几遍。社员真正爱惜土地，培养地力了。
第三，农民爱惜牲口，大牲畜增加了，农具也大量增加了。在城里时常听人说，实行包产到户，用水打破头，耕地累死牛。下来一看，全然不是如此。畜力是陇中干旱地区的主要生产资料，社员要增产，岂有不爱惜牲口的道理。包产到户以后，一般实行牲畜“公有私养，繁殖分成”或“折价到户，造册登记，私养私用，繁殖归己”两种办法。这个政策实行以后，社员可爱惜牲口了。过去集体喂养的牲口长得瘦骨嶙峋，现在个个都是膘肥体壮，油光闪亮的。过去政策不落实，母畜很少下驹，下了也不易成活。现在的母畜个个不空怀。渭源县寺头生产队12头母畜，包产到户第一年，就繁殖了13头幼畜（有头母牛生双犊）。繁殖之外，社员还攒钱买牲口。陇西县碧岩公社的大家畜多年来始终在1500头上下，今年实行包产到户，一下就增到1800多头，纯增20％。现在集市上，牛、驴的卖价高了，特别是母畜的价钱史高。
在城里还常常听说，搞包产到户，集体的生产资料都弄光了。到农村一看，情况也不是这样。集体生产资料部分固定给社员使用，社员为了搞好生产，不仅保管维修好了这些旧农具，而且大量添置新农具。渭源县祁家庙公社一年中就修好架子车811辆，新买了670辆，新买木犁1222部，木耱627盘，各种小农具2138件，差不多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第四，生产上的瞎指挥、一刀切被顶住了；农民因地制宜种庄稼、科学种田推广了。陇中地区山高沟深。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里，也有川地、山地、阴坡、阳坡，生产条件很不一样。这几年反对瞎指挥，提倡因地制宜，但常常还是免不了一刀切，该种莜麦的种了谷子，该种小麦的种了玉米，造成减产，如今农民有了自主权，真正因地制宜种植了，什么地该种什么，农民都有很好的算计，做到了地尽其力。比如前几年搞的梯田，打乱了土层，长不好庄稼。现在社员在生土那一段种豆类，在半生半熟的地段种青稞、莜麦，在熟土里种小麦，同一块地里，也做到了因地制宜。
以前年年讲推广良种，由于生产队管理混乱，社员无心种田，就是上级调来了良种，也常常搞混杂了。今年社员自己种责任田，千方百计兑换良种。有的队一年就实现良种化了。包产到户以后哪家引来个什么新品种，用了一个什么新技术，远近的社员都自动赶来参观、学习、取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