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美洁，用于相关名词前表示敬称，如敬称对方容颜则曰玉色、玉面、玉容、玉颜。明刘基《郁离子》：“今幸得觌玉色”《公羊宣公十二年》：“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杜牧《寄沈褒秀才》：“落波飞处玉容高。”
敬称身体谓玉体，《战国策赵策》：“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
敬称他人仪态风度日玉度，梁简文帝《乐游苑》：“金锵玉度”
对方语言可谓玉音、玉声，曹植《七启》：“将敬涤耳，以听玉音。”
敬称别人脚步或脚趾则曰玉趾、玉步，《左传。僖二十六年》：“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女人行步一般敬称玉步，南梁费昶《闻捣衣》诗：“玉步依砧杵”，钱起《豹舄赋》：“花映香尘，光生玉步。”
令，美，善。可以广泛运用于相关名词称呼之前表示敬称。
称人之父敬曰令尊、令严，宋陈叔《颍川语小》：“世俗称谓多失其义。惟以令尊呼父，以内称妻，尚可道。”
称人之母，敬为令堂、令慈、令萱。
称人之妻为令阃、令阁、令正，阁为闺阁，阃为内室，均为妇女所居；正，旧以嫡妻为正。
称人之子则敬为令郎、令嗣。
敬称他人之女为令爱、令媛。称女婿为令坦，其余如令叔、令兄、令弟均是。
丁、贤明类
贤，贤明、贤能。可以直接用为第二人称代词的敬称，苏轼《醉眠亭》：“须信陶潜未若贤”，“未若贤”即不如你。此外。可以广泛用在称谓语之前表示敬称。人父敬称为贤尊，人妻敬为贤阃、贤阁、贤配、贤内等；此外为兄弟姐妹姊女孙甥叔侄等称谓前均可加贤表敬。贤府是对地方长官的敬称，贤东是敬称主人。
明，贤明、圣明、清明。用于相关名词前表示敬称，如明上敬称君王，清赵翼《陔余丛考》：“又有称君为明上者。”明公是敬称有名位的人，元稹《酬李十六》诗：“明公将有问，林下是灵龟。”明府，汉魏用于对郡守州牧的敬称，唐以后多用于对县令的敬称。《后汉书·张湛传》：“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轻。”李贤注：“郡守所居曰府。明者，尊高之称。”杜甫《北邻》：“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此明府则为县令。明侯是对王侯或地方长官的通用敬称，《魏书·张普惠传》：“普惠曰：‘明侯渊儒硕学，身负大才。’”
圣，圣明，对造诣极高、技艺超群的人的敬称。用法有二：其一是用于名词之后称“某圣”《梁书·王志传》：“常谓志为书圣”宋王观国《学林》：“古之精通一事者，亦或谓之圣。汉张芝精草书，谓之草圣；宋傅琰仕武康山阴令，咸著能名，谓之傅圣；梁王志善书，卫协、张墨皆善史书，谓之书圣；隋刘臻精两《汉书》，谓之《汉》圣；唐卫大经邃于《易》，谓之《易》圣；严于卿、马绥明皆善围棋，谓之棋圣；张衡、马忠皆善刻削，谓之木圣。”其余如酒圣、诗圣。其二是用于名词之前，称为“圣某”，如孔子字仲尼，则敬为圣尼，明高启《吴越纪游》：“圣尼畏于匡，嗟我民有尤。”孔子又称圣师。敬称君王为圣主、圣君、圣上、敬称朝代为圣朝、圣世。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谦称敬称，原本就是一个典故的运用，究其渊源，均有故事出处。因此，这些谦称和敬称虽然只是一个称呼，但这种称呼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曾经多种修辞手法的加工提炼，其中蕴含着久远而深厚的文化意义。
荆，作谦称是对自己妻子的称谓，有拙荆、贱荆、老荆、山荆、荆布、荆室、荆妻、荆妇之称。那么对自己的妻子为什么要称之为荆呢？《列女传》：“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参以《后汉书。梁鸿传》则知，孟光慕梁鸿高义而嫁之，及嫁，孟光着隐居之服，乃为荆钗布裙。荆者荆枝，即孟光以荆枝为钗，以粗布为裙。后世把妻子称为荆，即根据这一典故，在修辞上又用了借代的手法。所以把妻子称为荆，有贫贱，以荆枝为钗之义，其实又把妻子比喻为孟光，是一个贤妇。
芹曝，谦称自己的礼品菲薄。典出《列子·杨朱》：“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温麖，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噢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之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人告之曰：‘昔人有美菽、甘臬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蛰于口，惨于腹。众晒而怨之，其人大惭。’”后人对这一典故材料经截取浓缩，以曝指献曝，以芹指其中富者所谓献芹，曝与芹均可比喻自己所献礼物菲薄，所以也就演化为礼品微薄的谦称了。
马齿之所以谦称自己的年龄，是因为马的年龄要看齿的大小，其典始于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对》：“臣犬马齿衰，赐骸骨，伏陋巷。”
樗，之所以自谦无用之才，构成樗材、樗散、樗朽等谦称，典出《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规矩；立之涂，匠人不顾。”后人遂以庄子所谓樗比喻自己无用以表谦。
椽笔，敬称别人文章出众，典出《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即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殉所草。”后人又以大手笔敬称文章高手。
斤正，或曰斧正、斤削、郢斧等敬称别人对自己文章的修改匡正。其源出于“运斤成风”一典，而此典故事出于《庄子·徐无鬼》。
识荆，用作敬称自己初次相识并推重的人，是出于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乎！”
三、避变
所谓避变，是文言的一种措辞修辞。避即回避、避免，变是应变，改变。古人行文遣词间有同字、同句相重而叠床架屋者；或犯君父尊长名讳而有违礼仪者；或有瓜田李下而义涉嫌疑者；或措词直露，病于味浅意短者；或语关不幸不祥、污秽难言者，皆可变文以避之。故避乃修辞之目的、修辞之效应；变为修辞之手段，修辞之方法，这种方法也就是遣词用语的方法。
（1）避复、
复是重复、复沓。复与反复不同，反复是一种积极修辞，有意识地重复一些词语、句子，造成并追求这种重复词语、句子的某种修辞效果。如《诗经·周南·芣莒》，诗中重复使用“采采芣苜”，只更换采、有、掇、捋等几个动词造成一种重复咏叹、反复叠唱的修辞效果。而重复、复沓则是为文遣词时无意识地重复词语，被动消极地重复字句，毫无修辞作用，反而带来累赘罗索，单调贫乏的弊端。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对这种修辞上的重复曾有专门的论述：
重出者，同字相犯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刘勰这里所说的“重出”，也就是重复，他论练字认为应该“权重出”，他在《铬裁》篇还指出“一义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所谓“权重出”就是行文作诗，对于重复应该权衡利弊，不可一概而论。其实刘勰是把修辞上消极被动的“重复”，和积极主动的“反复”混为一谈，未加区分。刘勰看到《诗经》、《离骚》的文字不嫌重沓，如在《物色》篇就说“诗人感物，连类不穷。”又说“《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殊状。”如《九歌惜诵》“莫之白”、“莫察……无路”、“莫吾闻”等语积沓反复，为什么读之不觉其复沓？这是因为内心感情未能抒发，悲愤于中，口不摘言而发，所以复沓。但正如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所说“惟沓，乃愈见其衷情之真”。所以刘勰说“诗骚适会”是说《诗经》《楚辞》根据情况而适当运用重复的字。另外所谓“两字俱要”的“要”是必要，既然犯重的两字都是语言表达必要的，不可少的，那这两字相重也就不是重复的弊病。像这种重出，不得不重出，“则宁可相犯”。宋俞文豹《吹剑录》曾经对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词里的重出字作了统计，说“江”字三重、“人”字三重，“国”、“生”、“故”、“千”、“如”各二重。语意到处，他字不可代替，虽重无害，就不能叫重复，也不能相避。在散句里边，事实上要想做到不犯重出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里边的词是有限的，而语言变化是无穷的；以有限的字词，去表达无穷的变化，不重复用字当然不可能。但是在骈俪、对偶的句子里，有些重出的字，就不得不变文相避了。如《列子·汤问》：“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荀子·劝学》：“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清梁玉绳《瞥记》说：“《列子》瓠巴鼓琴，《荀子》作鼓瑟，盖因下有伯牙鼓琴，改为瑟也。”上文琴字避变为瑟，主要因为这是一个四六对仗句子，上下文重复用字是其大病。杨树达先生《汉文文言修辞学》说：“古人缀文，最忌复沓”所以古人“欲逃斯病，恒务变文。”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字相犯之弊，即没有修辞作用的重复，其变文之法大致有三：一日通假变文。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一所举“上下文异字同义例”：《孟子·公孙丑》：“有仕於此而子悦之，不告於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士，官名，名词；仕，做官，动词。“有仕于此”和“夫士也”的“仕”和“士”本应都是士，名词，官名，作动词“仕”是讲不通的。所以俞氏说“‘士’正字，“仕”睱字，是上下文用字不同而实同义也。”那么，“有仕于此”的“仕”既然讲不通为什么要用仕字呢？这正是因为下文有“夫士也”作“士”与其重复，为避重复，采用通假之法，借仕作士而避重复的。《论语卫灵公》：“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下句立为借字，本字即上句位字，之所以借立为位，是为了避免与上位字重复。二日同指变文。同指即不同称呼叫法而实指一人一事，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称繁》篇举《左传》于名字谥号错出杂乱。而杨树达认为这正是《左传》意在避复求美。《左传·襄公六年》：“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梏华弱于朝。”子荡即乐辔，变称避复。《僖公二十四年》：“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子余，赵衰之字，称字避复。《史记。齐太公世家》：“子我盟诸田于陈宗。”杨树达认为因为下文有“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彼称田宗，此则变氏称陈而避复。《尚书·盘庚》：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我并为第一人称，所以并用，是变自称而避复。《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印否，印须我友。”印我皆吾，变称相避。《左传·昭公六年》：“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女而并用，是变对称而相避。三日同义变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赋车籍马。”孔疏云：赋与籍俱是税也。下字变赋为籍是同义字避复。《左传·昭公四年》：申无宇曰：“民其居乎？民之不处，其谁堪之？”处居同义，变文相避。《论语。子罕》：“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上言曰，下言云，曰云同义而避复。《淮南子·道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变与易同义而避复。
（2）避嫌
嫌为嫌疑，指行文遣词造成歧义，易于误解者，则变文以避去嫌疑。
《汉书·贾谊传》：“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樊郦绛灌四人中，樊指樊哙，郦为郦商，灌即灌婴，三人均称姓，为何独用勃称爵为绛呢？这是因为当时功臣封侯者周姓多，如周昌、周宠、周定、周缫等，容易造成误解。所指不明，为避嫌疑则称爵。又云：“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稀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淮阴侯之所以称爵不称名，是因为与韩王信，同姓同名，若俱同时称姓称名，则易造成歧义，不知是哪一个韩信，故称爵王楚，以别于王韩之韩信。《汉书·王沂传》：“沂昭帝时代车千秋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子谭嗣，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宠。”宜春，爵名。非氏也。如称氏，则王氏，恰与莽族相涉而致成歧疑，使人不知指王沂氏还是王莽氏，于是变称氏为称爵，以避嫌疑。《汉书·王吉传》：“骏子崇徵人为御史大夫。是时，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养长信宫，坐祝诅下狱。崇奏封事，为放言。”上文安成恭侯名王崇，恰与本传之王骏之子王崇同名，所以班固行文时注意到这一点，为了避嫌，只称安成侯，而不称名。
以上所举诸例，是为文者事先注意到涉嫌致歧之处，于是变文相避。另有一些，为文者并未注意到嫌疑的弊病，经后人为之改正者，如《国语·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乃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窟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文中“弃稷”二字因弃字义别而有了歧义。弃，一为动词，去也。弃稷是弃置后稷而不用。一为后稷之名，弃稷是名号并称，两说均可通，所以造成歧解。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改易并避免了《国语》致歧的弊病，《周本纪》遂为“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茁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改弃为去，是采用同义词换用的办法避免了歧义。《史记萧相国世家》：“上大怒，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其中“何”字有二解，可以造成歧误。一是何字可解为疑问代词，一是何字指萧相国之名。正是班固看到《史记》此处嫌疑的弊病，才改何为胡，胡字也是疑问代词，与何可以通用，还可以避免使人理解为萧相国之名的错误。
语涉嫌疑，变文相避是为上，即使不能变文，则务为加字区别，不致混淆，求其次者。《春秋·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晅来归惠公仲子之帽。”此文有两处为避免嫌疑而别白。一是“天王”，据顾炎武《日知录》云：“《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因周、楚、吴等均称王，所以周王则加天字别白。《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论语》中人名前以国系之者，唯公子荆与卫公孙朝二人。此处公孙朝前加卫，是因为当时其名不仅卫国有，鲁、楚、郑亦有，所以记语者于公孙朝前系“卫”是加字区别以免混淆。
《汉书》于韩信一名别白甚为缜密。汉有二韩信，一为淮阴侯，一为韩王信。《高帝纪》：“使韩太尉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又《韩王信传》：“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又，《韩信传》：“韩信，淮阴人也。”于淮阴侯韩信，则但称韩信，于韩王信未封王之前称韩太尉信，封王之后称韩王信。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索隐》云：“武城属鲁，当时鲁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是加字以别白。”
欧阳公《归田录》：“往时学士人子不著姓，但云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并为学士，遂著姓以别之。”盛度、丁度二人之所以著姓是欲以加姓相别。
《左传·昭公十六年》：“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产赋郑之《羔裘》。”此处于《羔裘》前加“郑”字，是指《诗经·郑风》的《羔裘》篇，以别于唐《羔裘》。《诗经·唐风》亦有《羔裘》篇。
（3）避实
实，就是作诗为文上的直露浅俗。沈义父在《乐府指迷》里曾论及制词标准之一即是“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沈氏还说“炼句下语，最是要紧。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勾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筋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