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避实不单纯只是遣词用语的措辞修辞，它也是求致委曲蕴籍的艺术手法。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在“避实”一节下，举宋庄季裕《鸡肋篇》为例：“宋景文与兄元宪少时尝谒杨大年，坐中赋《落花》诗，元宪云：‘金谷路尘埋国艳，武陵溪水泛天香。’景文云：‘将飘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文公以兄为胜，谓景文小巧，他日富贵亦不迨其兄，且不当更用‘落’字也。”说宋景文这一联咏落花诗小巧自当别论，说“不当更用落字”则指出宋景文诗未能避实，咏落花诗，句子里出现了“飘”、“舞”、“落”这样的字就显得太直太露，因而使人感到熟习而浅俗。《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东坡《墨君堂记》只起头不合说破竹字。不然，便似《毛颖传》。”东坡《墨君堂记》，是一篇借文与可画竹，而赞颂竹的散文。此文把竹人格化，通篇用第二人称代词的尊称“君”来称呼竹，赞美了竹的节操性情，其德其贤，婉若君子，跃然纸上。通篇只有“独王子猷谓竹君”句一个竹字，此外就是文题中也没有用竹字。所以朱熹才说不应该在这个句子里用竹字而说破竹。说破了竹，就是直露浅俗，也就是未能做到“避实”，以致失去隐曲蕴籍之效。与此文相类，韩愈的《毛颖传》运用避实的修辞手法，而使文章曲径通幽，深邃婉致。文中以拟人手法写毛笔，设幻成文，另外寓意其中，然通篇不着一“笔”字。传主毛颖者，笔也。笔以免毫所制，故姓毛；笔有锋颖，故名颖。笔以中山所出为适用，故谓其中山人也。制笔须用热水洗毫锋，故日“秦皇帝使恬赐汤沐”。笔杆为竹管所为，故其号曰管城子。笔之用在纂录九流百家天人之书，记山经地志医方阴阳，通当代之务，故曰“颖为人，强记而便敏”。不仅笔不说破，就是与笔密切相关的墨、砚、纸也是隐去真名，说“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诸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又因为笔是用来书写的，所以“上尝呼为‘中书君’”。“中书君”者适于书也，又“中书君”者，“中书令”也。又因为笔用久则笔老锋秃，所以才有“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也？’”这是此文的寓意所在，借以指斥讽刺当时的“中书令”。
《乐府指迷》认为，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这正是填词避实之意，即用字不可太露。大概词以深婉为贵，浅露则乏含蓄，一览而尽，了无余味。但避实，不说出题字毕竟是从字面上求之，终非探本之论。其所谓“用事使人姓名，须委曲得不用出”，这也是避实之法，诗词文章中的典故，人名太多，这种用典毕竟太露，痕迹太显，故古人谓之“录鬼薄”。善炼字面者善灭去针线痕，使读者不得其使事用典端倪方妙。
用词过实，久而久之，就使人觉得熟习，熟习就显得俗气。因此有时为了避免因坐实太露而引起的用词习俗之病，作者往往使用甚至悖于常情的词语。杜牧《阿房宫赋》：“绿云扰扰，梳晓鬟也。”王力《古代汉语》注：“绿云，比喻女子黑润而稠密的头发。”杜牧为什么把女子的黑发比喻为绿云呢？也许这就是为了避实，因为用黑字说黑云过于太露，且当时已有以青写发者，如李白“朝如青丝暮如雪。”用“绿云”喻黑发较为新鲜，且诗中称“绿云”者，往往与其它颜色词配置，如元稹“芙蓉脂肉绿云鬟，罨正楼台青黛山。”李商隐“年颜各少壮，发绿齿尚齐。”而且李商隐诗中经常出现“苍雁”、“丹霜”、“紫梨”、“梦雨”、“灵风”这样的用词现象，为什么？正是为了避实，把习俗的词语搭配，换成新奇的词语搭配。用字有时只图色彩浓丽，意义新颖，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实际情况如何是不大管的。读者读诗，也不必坐实说死，处处求直。
（4）避亵
亵，即亵秽语。依我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和伦理道德，生活中有些事物，永远属于个人的隐晦私秘，是见不得人的，在别人面前难以启齿，更不可张扬，或者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这些亵秽词语常常被比较“雅”的或比较隐晦的词语所更换，这种词语规避现象就叫避亵。然而，即使亵秽事物暂时被一些较“雅”的词语更换了叫法；但是这些较“雅”的词语总还是要与那些亵秽的事物相联系，久而久之，这些较“雅”的词语又会变得不雅，仍然成了不便启齿的亵秽语。所以亵秽语总是在不断变更之中。比如现代汉语所说的“小便”，至少在汉代以前就称之为“尿”。《说文》：“尿，小便也。”许慎按当时的叫法把“尿”解释为“小便”，说明汉代又称为“小便”，当时“尿”已经有了别名，而且别名不止一个。“尿”又叫前溲，《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令人不得前后溲”，《索隐》：“前溲谓小便，后溲，大便也。”到了《汉书》里，前溲又更换为小遗，如《东方朔传》，“朔尝醉人殿中，小遗殿上。”有的人为了使“尿”更换更“雅”更隐晦的词语，甚至起用了古名。《左传。定公三年》：“夷射姑旋焉。”杜预注：“旋，小便。”所以唐代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就有“巡起旋”。后来又叫“解手”、“小解”等。男女生殖器从来是一种亵秽语，羞于向人称说，真正的个人隐私，所以早在汉代就称为“私”、“私处”，《史记》称“阴”，《吕不韦传》：“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黄帝内经》称“阴器”。男性生殖器，唐顾况《囝》诗谓“阳”：“闽吏得之，乃绝其阳”。汉郑玄谓之“势”，《太平御览》卷六四八：“割者，丈夫淫，割其势也已。”《宋书五行志》称“阳道”：“豫章吴人有二阳道，重累生。”宋洪迈《容斋随笔》称作“男根”：“有男根用而不生子”。性行为更是亵秽不堪的词语，历来不断变换其婉称。《吕氏春秋》谓之“房室”，《庄子·达生》雅称其为“衽席”，汉刘向《新序杂事》谓之曰“御”，《汉书·外戚传》、嵇康《答难养生论》《南史·后妃传》均谓曰“内”，唐徐公彦疏《公羊传。隐公元年》谓“行房”，《史记》、《汉书》谓帝王性生活为“御幸”或“幸”。自从宋玉《高唐赋序》之后，性爱在文学作品中有了更为高雅之称，宋晏几道《何满子》词谓“云雨”，宋陈德武《千秋岁》词谓“巫云”、“巫峡”，宋杜安世《剔银灯》词谓之“尤云瑺雨”，王实甫《西厢记》变称“握雨携云”，关汉卿《望江亭》变称“雨约云期”等。女性生殖器本为亵秽语，就是与生殖器相关的事也是亵秽语，在不断变称。晋张华《博物志》称今之妇女月经为“月水”，又《骈雅释名称》：“天癸、月客、姅变，月事也。”唐王建又雅称之谓“人月”，还写入他的《宫词》：“密奏君王知人月，换人相伴洗裙裾。”
（5）避讳
讳，本谓死者之名。《周礼·春官·小史》：“则诏君王之忌讳。”注：“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礼记·曲礼》：“入门而问讳。”注：“讳，主人祖先君名。”由此看来，讳即讳名，避称其名。讳名早在周代已成为礼俗，人人之门先要问讳，以避其名。不过起初所讳之名均为已故之尊者。但到后来讳就不仅仅是敬鬼神之名了，活着的人也是要讳名。《公羊·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于是讳名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件大事，一种严格的礼制，即在书面语言词语的运用上，不得直书与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相同的字词，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
陈垣《史讳举例》：“避讳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改字”就是用同义词或同音字代替。改字之例始见于秦。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击荆。”《正义》：“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战国策》楚国之楚，多改为荆。《说文》：“荆，楚木也。”又曰：“楚，丛木，一名荆也。”秦始皇名正，故琅邪刻石以端代正，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说文》：“端，直也。”《广雅释诂》：“端，正也。”，这是用同义词改字而避之。
汉承秦制，亦用改字之法。《隶释》引汉石经残碑《论语》：“邦君为两君之好”《尚书》“安字厥邦”皆书邦为国。邦、国同义。汉惠帝名盈，故《史记》引《左传》“万盈数也”作“满数”，盈满同义。汉文帝名恒，故《史记》“恒山”作“常山”，恒常同义。汉武帝名彻，《史记》遂改蒯彻为蒯通。彻、通同义。后汉光武帝名秀，遂改秀才为茂才，秀茂同义。晋景帝名师，改官名太师为太宰，改京师为京都或京邑。
有时，不同义的词，由于避讳而改变词义成了同义词。如“代”字在上古是朝代之代，“三代”是指夏商周三个朝代。“世”是指父子相传。由于唐太宗名世民，为避讳，改世字为代字，此后父子相传的世，改称为代了。如王维诗：“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唐以前应作“三世将门子”。
以上所避，为君上之讳。又有所谓文人避家讳者。司马迁父名谈，故《史记·赵世家》改张孟谈为张孟同，《佞幸传》改赵谈为赵同。范父名泰，故《后汉书》改郭泰为郭太。淮南王刘安父名长，故《淮南子。齐俗训》引《老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为“短脩相形”。宋司马光父名池，与持字同音，故宋史韩维国，字持国，而司马光家集则称秉国，持、秉同义。眉山苏氏讳序，故苏洵文改序为引，苏轼为人作序，改用叙字。
有因避讳而改换常用词语者，《颜氏家训·风操》：“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脩短之目。”五白本为博具，因桓公名改为五皓。《南齐书·王俭传》：“天应民顺”，因避梁武帝父顺之讳，遂作“天应民从”，陆游《老学庵笔记》：“田登作郡，自讳其名，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人州治游观，吏遂书榜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今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源于此。
又有因避讳而改变事物名称者，《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注：“雉也。吕后名雉，改雉为野鸡。”《本草纲目》廿七，“薯蓣”因唐代宗名豫，犯同音字，遂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曙，亦犯同音，改为“山药”。《隋书·刘臻传》：“臻性好瞰蚬，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
又有后世因避讳而纂改前世经传之文者，《隶释》为避汉讳，所引汉石经残碑之《论语》《尚书》中邦字，多改为国字。《梁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此为引用《论语》，因姚思廉避其家讳，遂改察为监。又《梁书·萧子恪传》：“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代”此为引用《诗经·大雅·荡》，本作“在夏后之世”，由于姚思廉修史在贞观之世，遂改世为代以避唐太宗之偏名。《北史·宇文恺传》：“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此本引《周礼·考工记》，改广为博，避隋炀帝名。唐石经《毛诗》“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无然洩洩”“是线袜也”皆避“世”旁，改“泄”作“洩”。“甿，刺时也”“甿之蚩蚩”皆避民旁，改“氓”作“忙”。宋高宗御书石经《论语》“钦事而信”、“温良恭俭逊”、“商因于夏礼”因避宋太祖曾祖敬、宋英宗父让、及宋太祖父殷之讳而改为钦、逊、商。
又有因避讳而改变干支者，如唐高祖父名晒，唐人兼讳丙，故凡丙多改景，石刻《浮图铭》“丙寅”作“景寅”，晋、梁、陈、北齐、周、隋、南、北八史，皆修于唐，丙皆作景。今本虽多复改为丙，但晋、隋、北史本纪仍作景，北齐景丙互见。《新五代史·梁本纪》开平二年三月“戊寅”注：“梁尝更戊曰武，旧史悉复为戊。”《容斋续笔六》云：“十干戊字与茂同音，俗辈呼为务，非也。吴中术者又称为武。偶阅《旧五代史》：‘梁开平元年，司天监上言：日辰内戊字，请改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原来这是因为朱温父名诚，以戊类成字，故改为武。
综上所举，避讳之例虽是古人书面语更迭名称，调换词语的一种现象，但其改换词语的目的并非为了语言文字的表达。而完全是为了遵礼守制，敬上畏法，服从于封建政治和等级制度。避讳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习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垂二千年，绵延不绝，从一个角度记录封建社会习俗，是我们了解古代文化的宝贵材料。也许避讳调整更换词语的效果在修辞上是负面的，其流弊足以淆乱古书，不过如果我们循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释古书之疑滞，辨古书之真伪，决古书之校勘。四、委婉
委婉，又称婉转、婉曲、曲语，就是不直言其事而婉转其辞，用迂回曲折，转弯抹角的方法来表情达意，造成语言表达上委婉柔和的修辞效果。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委婉，不是个别词语的婉称，而是艺术语言的方法；不是词语简单被动的更换，而是由多种因素制约的一种复杂而积极的修辞活动。
我国古来以礼仪持重，繁文缛节，无论外交辞令，君臣应对，议论陈事，有种种忌讳和规则，总是要求表达一种谦敬知礼，高雅文明，柔婉和顺的谈吐风尚。清人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中曾言：“周人尚文，君子之于言不径而致也，是以有曲写。”汪中所谓曲写，实乃委婉修辞之源渊。周礼教化之影响，及于诸侯各国，而在列侯纷争，兼并盛行的时代，这种礼貌式的曲写，就成为外交的手段，形成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的修辞风格，产生了各种曲折委婉的措辞造语手段，广泛运用于后世各体散文诗歌之中。
委婉有二原质：一是表层，是辞面；一是深层，真正的含意。深层真实意思是被表层的辞语包裹着的。因此，委婉的表层是我们可以直接感觉到，可分析的句子或句段；而它的深层意思，不是我们直接感觉到，必须借助语言环境，对曲折婉转的表达作分析揣摸才可以感觉到。如《左传·成公二年》齐晋睪之战，齐军打了败仗，晋军的韩厥追赶齐军，他赶上齐倾公的战车后，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前一句不能从表层去得出真正的含意，按辞面意思是晋国群臣替鲁国和卫国向晋国求情，请求晋国不要进攻他们。但这不合事实，了解这句话的背景，事实是搴之战前，鲁国和卫国都与齐国有战事，打了败仗，向晋国求救兵。所以这句话的深层意思是，现在晋国答应鲁卫的请求，派兵援救，抵抗齐国。后一句也不能只从辞面理解，认为是说“不要让晋军陷入齐国”，其真实意思是说晋国军队就要攻入齐国。
（重）散文的委婉
委婉之法，见于散文，由来已久。白《左传》之外交辞令，诸子散文之应对议论之辞，乃至后世书、记、序、传，各体散文广泛用运。然就其“辞”“意”特征及相互关系，大体可有如下方式：
①辞繁意简，外柔内刚
此法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语言，当时大小诸侯国之间勾心斗角，相与应付周旋，唇枪舌剑，而又彬彬有礼。其以《左传》外交辞令见称。如：
《左传·成公二年》：“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避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之。”这是齐军被打败，晋将韩厥面对齐侯，将行使职权，抓他俘虏时说的一段话。其实，韩厥所言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我要抓你的俘虏！而且这个意思彼此心照不宣，直接了当。但是这段话却说得罗索，绕的弯子很大，说我很不幸，恰巧碰上该我参军（所以才在战场上碰到了您）没法逃避，况且如果我逃避会给两国之君都带来耻辱。我当一名战士，使战士都觉得耻辱，那里还敢对你说我是一个不聪明的人呢？我代理这个军职，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只好承担这个任务。因而显得很委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