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因素更是古诗文中修辞处处用得着的。据说，欧阳修写了《相州昼锦堂记》，开头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文稿送出之后，他感到句子里应加两个“而”字，作“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为好，于是派人飞骑追回修改。为什么欧阳修认为开头这两句加上“而”字才好呢？乍看起来“而”字不过是一个虚词，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只有一些语法意义，加不加“而”字句义似无多大改变。但古人为文大家其实是很看重虚词的，说“虚字其情性”，有些言外之意就是通过虚词的使用传达出来的。原来欧阳修这篇文章开头一段，是要形容描摹当时人们对富贵荣华与困窘穷厄的心态观念的，认为一旦富贵得志，就该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这两句不加“而”宇，句子显得紧凑严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从正面说来，同意这种“人情之所荣”似的。其实恰好相反，这篇文章正是要讲这种“夸一时而荣一乡”的微不足道。加上“而”字，文气就缓和舒展得多了。“而”又是一个转折连词，转折之中又包含了作者很多意思，需要我们去揣摸领会，似乎有一些讽意，把那些一朝发迹，位及将相而衣锦荣归人得意忘形的神态传达了出来。欧阳修给文章加“而”的过程，不就是他运用语言固有因素的修辞过程吗？
第四，文言修辞具有文学的性质。文言修辞现象主要是古诗文里边的修辞现象，而古代诗文就是地地道道的文学作品，古诗文的语言就是文学作品语言，文言修辞现象也就是文学语言现象。
文学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文论家和语言学家都缠夹不清的一个问题。文论家总是过多地从文学方面理解文学语言，而忽视了文学语言作为一般语言的本质；语言学家却又从语言方面认识文学语言，如从语义学、语用学方面，而不注意从文学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作为社会审美意识的载体，这种特殊方面的本质去认识文学语言。文言修辞的边缘性、文学性就是建立在文学语言的文学与语言的不可分、不可偏废之上。《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古人说解“六义”的，都是把修辞与文学结合着说的。即就是今天，如果我们简单地说“风雅颂”是诗体，“赋比兴”是修辞，比如把“比”当作比喻，就不免肤浅简单了。要真正理解“六艺”必须从古代文化通观、社会情境、社会通观的修辞眼光去认识，不能简单地像分析句子、辞格那样。因为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符号，而是一种积淀着人们社会意识与审美意识的有趣味的符号系统。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论“雄浑、“纤铱”、“含蓄”、“豪放”、“绮丽”、“洗炼”、“自然”、“典雅”等等，就不能简单地说这是诗歌语言风格问题。这是一些内涵混沌不清而又极其丰富复杂的概念，有时确实与语言的使用有关，有一些修辞手法在里面，但更多的是文学创作、文学鉴赏，很难分清，也不必分清。
文学语言本质特征是形象，所以也是形象语言。形象语言是能引起人想象、联想，使语言所描摹的事物、环境、人物在头脑中产生了形象的一种语言。中国古代诗论讲究“意境”，“意境”是由“意象”组合的，而“意象”就是用形象语言描述的。运用修辞手法，可以使不具意象的事物或抽象概念具有意象。“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李煜《相见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诗句文句里讲的是一些抽象事物，或者是一种道理。若用普通语言说明这些事物和道理，就成了议论语言不是文学语言，失去了形象。
二、修辞与阅读
修辞的涵义有三：修辞现象、修辞活动和修辞学。就修辞活动和修辞学来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修辞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对这个问题，目下流行的修辞著作都有回答。有的说是用来“修饰文辞”、“调整或适用语辞”的，有的说是为了“说话或作文章”的，有的说是“指导人们取得好的表达效果”的，也有的说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还有的说修辞“将告诉我们如何调整或修饰语言，才能把语言运用得更清楚，更明白，更生动，更有力”。所有这些回答大同小异，就是都着眼于“说话”“写文章”，都是从“表达”这一方面来认识说明修辞的目的或功用的。当然，这些说法不能说不对，但我觉得只对了一半。其实修辞不仅仅是为了“说话”“写文章”，它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听话”“阅读文章”，我们不仅要从“表达”这一方面认识修辞，更要从“理解”这一方面认识修辞。如果说认为现代汉语修辞以“说话”“写文章”为目的是只对了一半的话，认为文言修辞也是为了“说话”“写文章”，就全然不对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不拿文言这种书面形式写文章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学习、语文教学以至语文研究似乎有一些失误，或者是一个偏颇吧。什么失误？什么偏颇？这就是重表达而轻理解，重写作而轻阅读，重说话而轻听话。比如我们对写作是比较重视的，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就进行作文训练，中学语文课也往往偏重从写作角度进行教学，有各种形式的写作训练、作文竞赛，辩论会、演讲会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阅读却重视不够，中小学生为沉重的课业负担所累，没有精力和时间课外阅读，阅读范围越来越窄，阅读的质量越来越差。语文教学不能从学生阅读心理、阅读视角、阅读特征进行教学，往往以死板的知识讲解，代替了学生的阅读。阅读与写作有哪些对应关系，阅读有些什么规律，阅读对于素质教育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我们的语文研究、语文教学还涉及不深。
从写作到阅读，从说话到听话，从表达到理解，这是一个语言交际过程，是信息传递过程。据语言学家法捷尔《修辞分析标准》一文所说，这个过程是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即信息编码、解码与传递的过程。写说者用语言把信息代码编成话语，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表达过程。然后通过信道（文字或语音）发送给听读者；听读者通过解码接收送来的信息。编码与解码在这一过程同等重要。说写者用语法规则组词造句，也运用各种修辞手段、修辞方式组织话语，传达信息（主旨、意思、知识），听读者也会利用语法规则、修辞手段，语言环境分析语言，理解话语，接收信息。《红楼梦》三十回叫“宝钗借扇机带双敲”，“双敲”就是修辞上的“双关”。这回是说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关系微妙，先是宝黛二人因为“金玉”之事各自臆测误会而斗嘴使气，后来宝玉上门赔不是而言归于好。对此，宝钗看在眼里，心怀醋意。恰好宝玉无意中以杨玉环比宝钗，惹得宝钗发火，又见黛玉有得意之态，于是借黛玉问“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反击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而贾宝玉还没有悟出宝钗语中机锋，说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出戏的名儿都不知道，这叫‘负荆请罪’。”宝钗正好借机使用了“双关”说：“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叫‘负荆请罪’。”一句话说出，宝玉、黛玉二人早把脸羞红了。“凤姐这些上虽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故意说：“这么大热的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还说“没有人吃生姜”，凤姐用手摸着腮说：“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呢？”“别人总没解过他们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宝钗话里的讥讽之意，使宝黛二人“把脸羞红了”，这正是宝钗运用修辞收到了效果。凤姐虽然也“看出三人的形景，便知其意”，但终究不明宝钗所言其旨。至于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总没解过他们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这些人虽然也置身于言语环境中，或因文化素养，不明“负荆请罪”的来龙去脉，或因并未关注宝、黛、钗三人的语境关系，连“形景”也未看出，只能付之莫名其妙的陪笑。这说明，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对于同样的修辞，并不是人人都能正确解码，懂得其中奧妙的。人们在语言环境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宝、黛、钗三人是语言运用的当事人，其余各人只不过是语言环境中的听话人。即就是言语活动的当事人，在交际中如果不运用修辞方式分析话语，也往往不能正确解码，有效理解语言。理解是一门学问，修辞学的研究和发展，应当对语言理解，即对阅读和听话这块处女地进行开拓和耕耘。
一个人的一生，用来写文章的时间毕竟有限，而读书学习却是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以至终生致力的事情。在人之中，拿笔写文章的人毕竟为数不多，而在现代文明社会阅读文章或阅读文字信息的人却是绝大多数。当今之世，知识充盈，信息横溢。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应付社会生活，投身工作事业，就必须获取、运用知识信息。这是人们社会生存的本能，也将是自我发展的必然手段。然而，无论获取还是运用知识信息，都依赖于对知识信息的理解。从阅读的角度研究修辞，就是要认识、掌握、解决知识信息在交际传输过程中所出现的模糊、隐曲、微妙、复杂等种种困难，培养、发掘并增强理解的感知性、想象性、综合性能力。
胡适在《为什么要读书》这篇文章里曾经说：“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文言也即是古人知识学问和经验的载体，阅读文言也即是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文言文中有着丰富的修辞现象，其中有的修辞现象古今一脉相承，修辞原理与现代汉语并无二致。但终究因为时代不同，有一些差异。或是文言常用而现代不用少用，有一些修辞现象却是现代汉语里没有的。如果我们不学习、认识掌握这些修辞现象，就不能理解文言文，就会成为我们文言阅读的障碍、难关。
从文言阅读角度看来，文言修辞的功用，至少有以下方面：
其一，文言修辞可以帮助我们读通读懂古书。文言文中由于修辞现象所造成的模糊、隐曲。以致使我们对文言的理解产生的疑惑、障碍，同样可以借助文言修辞去训释疏解，弄通弄懂文义。《墨子·经·下》：“一与二，广与循。”“广与循”不可理解，其义难明。俞樾《诸子平议》曰：“循乃‘脩’字之误。盖‘广’与‘脩’相对成文，隶书循与脩相似，古书二字互误者不可枚举。”经俞樾指出，“循”字是“脩”字之误，则应为“广与脩”为是，“广与脩”的意思就是“宽与长”。那么俞樾何以得知“循”字是“脩”字之误呢？俞樾正是根据文言修辞“对文”。即结构相似相同的词组、句子，相对应的词语，在意义上也相对应，成为反义或同义关系。《诗经·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契阔”二字历来不得其解，很难讲通。如《毛传》：“契阔，勤苦也。”朱熹注：“契阔，隔远之意。”《韩诗》云：“契阔，约束也。”直到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契，当读为契合之契，阔，读为疏阔之阔。‘契阔’与死生对文，犹云离合聚散耳。”马瑞辰也就是从“相对成文”的修辞手法、行文方式，根据“死生”对应的“契阔”，于是把“契阔”分拆开来解释，才能讲通。《诗经·卫风·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其中“贰”字很不好讲，郑笺根据“贰”的一般意义解释为“二意”。王引之《经义述闻》则认为“贰”是“忒”字的借字，本字应为“忒”。《尔雅》：“爽，差也，爽，忒也。”“爽”与“忒”同训为“差”，“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是说此女没有过失差错，士的行为有过失差错。王引之说：“‘贰与二通’，既言‘士贰其行’，又言‘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文义重沓，非其原本也。”王引之没有把“贰”训释为“二”，而是当作“忒”的借字，也是从修辞着眼，把“贰”解为“二”就犯了“贰”“二”重复的毛病，应当避复才是。《诗经·豳风·七月》：“一之日瓣发，二之日栗烈。”其“一之日”“二之日”向来认为难解，有人于是错觱以为这是古人呼月为日之证。王引之据“省略”修辞，认为“一之日”即“一月之日”，“二之日”即“二月之日”，“月”字承前“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再如《诗经·魏风·伐檀》：“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億兮”，“胡取禾三百困兮”，其中的“廛”、“億”、“困”曾经有过不同的训释。毛传：“一夫之居曰廛。”郑笺：“十万日億，禾秉之数。”孔疏：“方者为仓，故圆者为困。”可见汉唐注家都是把这三个字当作量词解释的。可是俞樾觉得“三百廛”为“三百夫之田，其数太多”，于是说“廛”“億”“困”分别为“缠”“绪”“梱”的借字，是“束”的意思。对于这种滥用通假、穿凿附会的说法，王力先生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正是从修辞的“夸张”手法去认识理解的，他说：“既然甚言其多，不妨夸张一些，俞氏所谓‘三百夫之田其数太多’不能成为理由。”从而肯定了汉唐注家的正确训释。
其二，运用文言修辞，可以帮助我们在阅读文言作品时正确地、准确地理解文义，而不仅仅是读通读懂。现代人在阅读文言文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受现代汉语影响，以今义解古义。这样倒是能把古书读通，而且读通以后自己以为是懂了。其实读通了并不就等于读对了。如果我们能掌握运用文言修辞，倒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一种做学问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