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倾；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其中“锦鳞游泳”这句话，有人译为“鳞片闪光的大鱼，游来游去”，有的人译为“五光十色的鱼儿，游来游去”，总之，都是把“游泳”译为“游来游去”了。从译文我们可以看出翻译者对“锦鳞游泳”这句话的理解了。我们说这样阅读，这样理解“游泳”二字是不准确的，也是不正确的，是以现代汉语的“游泳”来理解古代汉语的“游泳”。如果我们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这几个句子是对仗对得很工的对偶句。上句的“翔集”与下句的“游泳”相对。“翔集”在上句里是由“翔”和“集”组成的一个并列词组。“翔”即起飞，飞翔，与《国策·楚策四》“飞翔乎天地之间”的“翔”一样。“集”的本义是群鸟停留在树上，即《诗经·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的“集”。以后引申为“停留”的意思，与《离骚》“欲远集而无所止兮”的“集”一样。所以，“沙鸥翔集”这句话是说洞庭湖上的鸥鸟，时而飞翔，时而停留。根据“对文”修辞手法，与“翔集”相对应的“游泳”也应是一个词组，也是由“游”和“泳”组成的一个并列词组，并不是一个词，因而不能理解为现代汉语的“游泳”这个词。查《说文》：“泳，潜行水中也。”《经典释文》：“浮水曰游。”“游”的本字为“汙”，《说文》：“汗，浮行水上也。”所以，“锦鳞游泳”的翻译，应该是“色彩鲜艳的鱼儿，时而浮游水面，时而潜行水中”才对，“游泳”不能说成现代汉语的“游泳”是“游来游去”。同是这篇文章，在“浮光跃金，静影沉璧”里，中学语文教材把前一句就解释为“浮动的光闪着金色”，如此理解这一句子，显然是不正确的。假如我们能以修辞的眼光看待这两个句子，就会发现这两句不仅是对偶句，存在着“对文”关系，而且这两句也都是比喻句。“浮光”对“静影”（名词对名词），“跃”对“沉”（动词对动词），“金”对“璧”（名词对名词）。“跃”作动词是“跳跃”而不是“闪耀”，“金”为名词，是“金块”而不是“金光”。前句作为比喻句，是以“跳跃的金块”来比喻水面的浮光，是说在洞庭湖上浮在水面的月光，就如同跳跃的金块，这一句是写洞庭水的动态；月亮的影子静静地，如同沉在水底的一块璧玉，这一句是写静态。“跃金”和“沉璧”都是喻体。从修辞眼光来阅读，对文句这样理解，显然正确得多了。再如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胡云翼《宋词选》对“惊涛”的注释是“惊人的巨浪”，这样讲好像也讲得通，但王力先生在《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这篇文章里，从“惊”字的本义指出，这样解释是望文生义。原来“惊”字的繁体是“驚”，“驚”的本义是指“马因害怕而狂奔起来”，也就是指“马受驚”。《说文》：“驚，马骇也。”《国策。赵策一》“襄子至桥而马驚”的“驚”，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再从修辞的观点看来，“驚涛”又是一个偏正结构的修饰性暗喻，偏的部分是喻体，正的部分是本体，即以“驚”比“涛”，“驚涛”就是“像受驚而狂奔的马那样汹涌的波涛”，这样理解“驚涛”才比较确切一些，也更加形象了。
其三，用修辞眼光去阅读文言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原文，可以把文言作品的言外之意、话外之音分析出来，把文言的底蕴揭示出来，而更加有效地提高、增强我们的文言阅读能力。
高中《语文》教材中《促织》一篇，选自蒲松龄《聊斋志异》。这篇课文的主旨究竟是什么？《语文》（第五册）教材的“预习提示”对课文的主题思想是这样引导的：“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交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命运，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反动本质”。显然，教材认为课文的主旨是揭露统治者荒淫无道、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是批判封建制度的了。也许大多数语文老师也是按“预习提示”理解认识的。然而《聊斋志异》在有些篇后加“异史氏曰”进行评论，常常传达作者的写作题旨。读《聊斋》不可不注意“异史氏曰”，《促织》一篇之后也是有“异史氏曰”的，其文如下：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第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这段话所传达的作者议论，并非为教材提示所说，是揭露统治者的。当然其中也讲到了“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但这只是泛泛告戒统治者：“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接着笔锋一转说：“第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可以说这几句话道出了作者的写作主旨，是需要我们在阅读时认真注意的。《语文》教材对“以蠹贫”的注释是这样的：“因胥吏侵耗而贫穷。蠹，这里用来比喻侵耗财物的胥吏。”教材从修辞角度看到这里运用了比喻，认为“蠹”是一个喻体，这是对的。可是用什么比喻什么呢？用“蠹”来比喻什么呢？说是用“蠹”来比喻“胥吏”却就错了。“蠹”是蛀虫，用蛀虫比喻“胥吏”就有些比喻不当了。因为蛀虫的特点不过是蛀蚀，损害而已，而结合《促织》原文，其中“胥吏”则猾黠而奸诈，强取而豪夺，致成名薄业累尽。《辞源》释“蠹”为蛀虫，其实这里的“蠹”是“蠹鱼”，“蠹鱼”是蛀虫的一种，“蛀蚀衣服书籍，体小，有银白色细鳞，形似鱼，故名”，更确切地说，这个“蠹”是“蠹书虫”，“比喻埋头苦读的人。含有食古不化，不合时宜之意”。韩愈《杂诗》：“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就是用蛀书虫来比喻读书人的。《促织》前文有“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久不售”，是说成名是一个读书人而未能中举。因此，“蠹”这个喻体是用来比喻成名的啃书本的，不是比喻“胥吏”的侵夺。再看“以蠹贫，以促织富”又是对偶对比句，是说成名因为啃书本而贫穷，因为养促织而致富。“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数，一出门，裘马过世家。”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联系蒲松林读书科举而终生不第的辛酸遭遇，这两个对比句的潜台词实际是说“读书无用，科举误人”。
从上边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修辞对这篇小说主旨认识起到重要作用。教材把比喻的本体搞错了，说用蛀虫比喻胥吏，就自然会认为小说主旨是揭露胥吏横征暴敛，皇帝荒淫无道，“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谴责和讽刺”，“是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其实这样阅读、理解是一种肤浅，也是不正确的理解。因为蒲松林对封建统治阶级并无谴责讽刺之意，他只是看到“官贪吏虐”而向统治者发出忠告：“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他写《促织》展示成名一家悲剧遭遇，最终又成为喜剧。看起来“以蠹贫，以促织富”是造成悲剧喜剧的原因，其实作者的用意是针对科举制度的，只不过他不便公开批判科举制度，而通过成名因为啃书本，“操童子业，久不售”而贫穷，因为养促织而致富以致“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在这种强烈对比中，我们才体会到言外之意是对科举制度的谴责和讽刺。
《严先生祠堂记》一文，是范仲淹知严州时，建子陵祠后所为。题为严先生祠堂，则是对严子陵的祭祀和赞扬，应当主要写严子陵才是。然而这篇二百字的短文，却处处把光武帝拉上，比并相连，几乎平分秋色，这是为什么呢？金圣叹曰：“题目是严先生，却以光武对讲，说得光武大，愈显得先生高。此水涨船高法。”这种笔法，如果我们用修辞的眼光看，可以叫做“衬托法”。严于陵是被衬托者，光武帝是衬托者。选光武帝衬托严于陵是因为二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所以才能够“水涨船高”，“说得光武大，愈显得先生高”。杜牧《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题为“桃花夫人庙”，则知这诗是写息夫人的，楚文王灭息国而掳息夫人，息夫人生两子但不开口说话。这诗前三句都是息夫人事，而末句是绿珠事。绿珠为石崇爱妾，为孙秀所逼，跳楼自杀，是以绿珠衬托息夫人。为什么以绿珠作衬？两人有相同的处境，均为强暴所迫；两人又有不同的结局，绿珠尚可徇情，而息夫人不得反抗楚文王而苟且偷生。知道反衬用法，这首诗用意自明。
三、修辞与鉴赏
人们常常说“阅读欣赏”，这是把“阅读”与“鉴赏”混为一谈了。确实，“阅读”与“鉴赏”有很多相通之处，有一些共性。比如它们都是一种读书活动，都要用眼睛去看、去观察，都要用脑筋去思索、去认识、去理解。然而毕竟“阅读”与“鉴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就书面语言来说。阅读的范围要比鉴赏的范围大得多。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部长篇小说固然是阅读的对象，而一封书信、一则新闻报道、一个通知何尝不是阅读的对象呢？但鉴赏的对象恐怕只限于书面语言中具有文学艺术性质的作品。其次，阅读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无论你是做工务农，还是经商从政；不管你是教书求学，还是从事研究工作，你都必须经过阅读，完成言语交际，进行交流学习，从而认识了解事物，获取知识信息，增强自身素养，方能融入社会生活。因此，阅读是人们谋求生存不可或缺的手段，是现代社会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活动。但鉴赏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无直接关系，并不是人们谋求衣食住行的方式手段，而只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精神活动。鉴赏者能否鉴赏以及鉴赏水平如何，取决于鉴赏者的学识、文学修养，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事这种精神活动。其三，阅读是言语交际中与“编码”程序相反，密切相关的“解码”过程。它以准确获取信息，正确理解原意为目的，是言语交际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鉴赏”并非言语交际过程的一个环节，也不同于“解码”，不是对语言的还原。霍松林先生曾经指出：“文艺鉴赏，乃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而不是对作品内容的刻板复述。”因此，它不以获取单纯个别的知识信息为目的，而追求更高层次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那么，究竟什么是鉴赏呢？鉴赏就是玩味，赏玩，品味。是领略趣味，愉悦耳目；是阐释言辞，感受情景；是纳绎文彩，捕捉形象；是驰骋想象，寻觅意境；是掘发隐曲，品藻蕴藉；更是激荡心灵，陶冶情志。文学鉴赏，是针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审美活动，是一个审美过程。鉴赏者以文学作品为依据，从文本实际出发，凭借自己的审美敏感和生活经验，运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和文学才能，去感悟体验，去想象联想，鉴赏者的知觉、情感、心灵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感染和陶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形象、意象和意境。因此，文学鉴赏有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诸因素，这是客体；二是鉴赏者的思想、认识、修养和能力诸因素，这是主体。而联系主客体，使之融而为一的，就是修辞。
首先，在文学鉴赏中，鉴赏者可运用修辞手法进行形象思惟，生成意象，捕捉形象，去把握意境。文学创作需要形象思惟，方能创作出文学形象供我们鉴赏。文学鉴赏既然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再创造，也必然需要形象思惟。鉴赏者的形象思惟并非，也不可能是创作者形象思惟的复制或刻板。鉴赏者只是从自己的社会阅历、生活经验、文化教养、思想认识出发去进行形象思惟，并且只有借助修辞手法才可以去捕捉、寻觅、领略作品中的形象。
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毕竟主要还是作品中一个个的寻常词语生成的。因此，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还应从词语的运用人手。单独一个词，它往往是多义的，词的形象是模糊的。只有当这个词语被运用，进入语言环境，与其他词语相配合的时候，这个词语才能生成形象，才能谈到这个词语是否准确、鲜明、生动。古人作诗重视炼字，就是根据作诗的“题旨情境”，以及诗句中词与词配合的需要，选用最恰当词语的过程。这是诗人苦心琢磨、反复推敲的过程，也是形象思惟的过程。前人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说法，这一字之“安”，则可使形象鲜明、生动。前人把这样经过精心选择，并与作诗的“题旨情境”适切的词语叫“响字”“活字”。鉴赏者也要仔细揣摩，用心感悟诗家选词造语的过程，就是把寻常词语生成的形象，放在语言环境里去体会、领略，方能感到它是否生动、鲜明。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论及作诗用语工巧自然时曾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沧，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子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具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
叶梦得所举杜甫《水槛遣兴》之一，与《曲江》之二，诗中“细”与“出”，“微”与“斜”，“穿”与“深深”，“点”与“款款”诸词均为寻常词语，未见其工巧精微，它的意义是模糊的，比如“细”是说什么细，有多细？说“出”，什么“出”，从哪里“出”？都不明确，所以这些寻常词语还不能给鉴赏者提供形象。可是当这些词语进入诗句，当着“细”与“雨”搭配为“细雨”，“微”与“风”搭配为“微风”，形象就逐渐生成了。然后“细雨”与“鱼儿出”配合，“微风”与“燕子斜”组合，“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形象就更加清晰了，鲜明了，是自然界的一种景象。假如我们把这一联诗再放到《水槛遣兴》全诗和背景中去领略，就感受到一幅生动的画面：在一个春天，杜甫离开成都，在锦江边上的亭子里，凭槛眺望：但见细雨洒落江面，使鱼儿受惊跃出水来，微风吹拂，使轻盈的燕子斜飞。正是细雨使鱼儿受惊，你才可以感受成都城外锦江边上的这份安静；正是微风竟可使燕子斜飞，你可以想见燕子飘忽轻捷的飞动体态。“深深”是幽深的样子，“款款”是徐缓的样子，虽然有一些形象，但还是不明确。当着“穿花蛱蝶”与“深深见”配合，“点水蜻蜓”与“款款飞”配合，形象就生动了。再联系《曲江》诗，这是诗人的伤春之作，游赏之余，诗人看到了在幽深的花丛之中穿飞的蛱蝶，时时轻点水面、自由自在、徐徐缓飞的蜻蜓。从“穿飞”的动作，去体会花丛的幽深，从轻点水面，更能够看清蜻蜓时飞时停，而似乎悠闲自得的体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