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汉书》卷六十三《燕王旦传》：“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告之，由是发觉。”
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指出：“同一燕仓，一叙其官名，一叙其亲属关系，亦互文也。”此类同书异卷、异传而叙及某人事，《杜延年传》称燕仓为假稻田使者，是其官名，《燕王旦传》却称其为“盖主舍人父”，两者并不矛盾，作为“互文”亦可互相补充其义，不仅知燕仓之官名，亦知其人物关系。这是我们从读者的角度，利用此类互文的作用阅读。从记事行文的角度，此类互文的作用是简省：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贾谊，洛阳人。”
又《汉书》六十四卷《贾损之传》：“贾损之，字君旁，贾谊之曾孙也。”
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指出：“《损之传》不复叙其为洛阳人，以已见《谊传》故也。”这就是说，《贾谊传》里的贾谊与《贾损之传》里的贾损之二人里籍是为“互文”，因贾损之乃贾谊曾孙故也。因此《损之传》承《贾谊传》可省“洛阳人”三字，后卷承前卷省文例。
《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霍去病，大将军青姊少儿子也。”
又卷六十八《霍光传》：“霍光，字子孟，票骑将军去病弟也。父中孺，河东平阳人也。”
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去病传》不记其邑里，以《光传》已详故也。”
霍光为霍去病弟，故二人不同传，其邑里则为“互文”。前卷《霍去病传》蒙后卷《霍光传》而省“父中孺，河东平阳人”八字。
以上所举，均为先秦两汉文献所谓“互文”用例，典籍浩繁，以管窥天，所见挂一漏万。然而毕竟是这一时期的修辞现象，以及人们对这些修辞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其中包括象郑玄、服虔当时经学家的分析，也包括象孔颖达，俞樾、杨树达后世语言学家的观点。显然，先秦两汉时期之所谓“互文”要比后来之所谓“互文”，其内容复杂广泛得多。这一时期人们对“互文”的观念主要侧重在“互”字上，即凡在文言中，无论是词义、句子结构，还是语意、语用，只要能形成对称、对应的形式，相互之间有了种种关系，如代替、包含、补充、互证、互参、互比等，能在表达效果上造成简省、避复、或使语义完整充分，语势畅通等，即可谓之“互文”。
（2）六朝以后的互文
六朝至唐宋以后，人们对语言的观察、理解、认识和运用更加深入，更加细致了。原先为“互文”所包罗的修辞观念，从“互文”里边分离出来，同时有了更科学，更合理的解释，便另立门户，产生了一些新的说法，比如“对文”“反训”“对偶”“避复”“同义连文？“校勘”“举此见彼”“参互见义”。因此“互文”概念的外延就大大缩小，“互文”这种修辞现象较为单纯，而不象先秦两汉那样复杂。
我们以为，后世“互文”这个修辞方式，就其自身的特征言可有两种：
①互补式
这一种特征的“互文”实际是从先秦“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的“互文”继承发展而来的。为什么这一特征的“互文”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的特征，最适合表达诗歌语言。六朝以后，诗歌已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中的最主要的形式，诗歌的写作越来越普及，诗歌的语言几经演变，逐渐定型，成为“五言”和“七言”两种。特别经初唐以后，一种新的诗体一一近体诗已经成为自唐以来最基本、最主要的诗歌形式。这样的诗歌形式对诗歌语言的要求是，以最少的字数，在五字、七字、二十字、二十八字或四十字、五十六字以内，表达最丰富的意思，传达最多的信息。这就要求诗歌语言极为简约精练，不断节缩凝炼。因此，六朝以后这种“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的互补式互文，主要出现在诗歌中。
北朝民歌《木兰辞》里边就多处运用了“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的互补式互文：
开我东阁门，
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
着我旧时裳。
当窗理云鬓，
对镜贴黄花。
如果不明这种互补式的互文修辞手法，细究起来，这几句诗确实会成为我们鉴赏它的疑问：为什么木兰开东阁门不坐床，而西阁门未曾言开，却已坐床了？又为什么理鬓要当窗，而贴花黄却要对镜，难道理鬓可以不对镜吗？
原来，前两句的本意，是想借木兰的动作行为描写，来表达内心感情的。木兰十年未回家，现在一回到家里，其惊喜欢愉之情难以言状，她一会儿在东阁把门打开，在床上坐坐；一会儿又跑到西阁，把门打开，又在西阁的床上坐坐；这样的动作行为描写最能反映木兰当时的心情。但这样动作行为描写是有重复的，它要在十字以内表达，就必须简省。即使在二十字以内可以表达，但上边语意必然会造成词语或句子的重复。怎样才能做到既表达了如上句意，又不会造成诗句的重复？只有“互文”这种修辞手法可以做到。前两句诗为“互文”上句字面言开门，不言坐床，然坐床之意却据下文坐床而补足；下句字面言坐床，不言开门，然开门之意蒙上句开门而补足，于是从意义上说木兰东阁西阁皆开门。皆坐床，而字面不觉重复。
后两句诗里边的“互文”是“同体式”的互文，与前稍有不同。所谓“同体”是说互文双方存在于同一空间，发生在同一时间，处在同一状态下，彼此不可分开。后两句“当窗”“对镜”同体，处在同一状态下、同一空间里是指“镜子”置于“当窗”，无论你“理云鬓”，还是“贴花黄”，只要照镜，就须“当窗”，只要“当窗”即可“对镜”，既然“同体”，那么读这两句诗，一定前后两句互补方能讲通，是说木兰久为男妆，现在要还女儿身，则当窗对镜理云鬓而贴花黄。诗的末尾，又用“互文”修辞：
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双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这两句如果不作“互文”读，则前后矛盾，不可理喻。既然雄兔的特征是脚扑朔（前后脚长短不齐的动作），雌兔的特征是眼迷离（眼神张惶不定的样子），雄与雌的特征不是很明显吗？为什么下文还有“安能辨我是雌雄”的句子？其实前边两句是互文，谓雄兔扑朔，不言其迷离，乃缘下“迷离”而省略；其文义则下补上，雄兔既脚扑朔，而又眼迷离。谓雌兔迷离，不言其扑朔，为蒙上扑朔而省略。其读法一如前，是雌兔亦然，两兔均乃扑朔而迷离，故不辨其雌雄。
到唐代，这种“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的“互文”屡屡用于绝句、律诗，且以七言为常。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照字面很容易使人误为主人送客人至江边下了马，客人登上了船；主人在岸上，客人在船上。这样下句就很难讲通，既然主客对饮，一在船，一在岸又缘何对饮？所以这句也应主客互补，一起下马，一起上船，是主人送客又送至船上。杜甫《客至》：“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这是上下否定句和肯定句的互文，即上边否定句因下句而补充了肯定，即“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为君扫”，下边的一个肯定句，承上句否定而补充了否定，意为“蓬门不曾为客开，今始为君开。”
大凡近体诗运用“互文”，还往往考虑诗句的字数、平仄和押韵等因素。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杜牧《泊秦淮》）王昌龄诗上句意思：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塞，要把这个意思压缩在七个字内，就必然省略一些词语，同时还要谐调平仄。因为下句是“万里长征人未还”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平仄平，与它相对仗的上句就应为：平平仄仄仄平平，“秦时明月汉时关”也恰好是这一平仄格式。
在诗歌里边出现更多的是“互体互补”式的修辞用法，如‘冰村山郭酒旗风”（杜牧）读诗时不能机械地把“村”和“郭”以及“水”和“山”分开来理解，“闲爱孤云静爱僧”（杜牧）也不能把“闲”和“静”以及两个“爱”字孤立理解。李白的“波摇石动水萦回”也不能说什么是“波”，什么是“水”。再如“楚水吴山道路难”的“楚水吴山”；“花南水北雨濛濛”的“花南水北”（卢纶）“半人江风半入云”的两个“半”（杜甫）等均为互文，应在意义上互补，作为一个整体。
四字格的成语中，大量存在着这种“同体互补”的互文，如“披星戴月”，你就不能说是“身披着星星，头戴着月亮”因为星星和月亮本来都在同一个天空，星月当头，谁也没办法把星光和月光分开。如“熙来攘往”《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85年版）解为“熙熙而来，攘攘而往。”又“熙熙攘攘”（同上）的解释是“熙熙，和乐的样子，攘攘，纷乱的样子。那为什么来的人都和乐，而去的人又纷纷乱乱的呢？分开来说真不好解答，原来它是从《史记·货殖列传》的一句话来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把它当一个整体理解，两者互相补充，就是说天下人们和和乐乐也好，忙忙碌碌也好，都在为利益奔走。
其余成语如：“思前想后”、“挑肥拣瘦”、“冷嘲热讽”、“吞云吐雾”、“天长地久”、“轻歌曼舞”、“星移斗转”等此类之所以均不能分析开来孤立解释，就是因为“同体互补”。
②同义式
这是文言中很实用的一种互文修辞方式，无论诗赋，或是散文都可运用，后来人们有时又叫“同义连文”或“同义对文”。
与“同义对文”相重的是，这种互文，前后两个句子、短语或词组结构相似，相对应位置上的字义相同。即使两个短语或词组隔开来了，但只要结构相似，成为相对应相对待的两方面，就是互文。“对文”着重于前者，即结构的相似，而互文则着眼于相对应，相对待。
《韩非子·五蠹》：“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离法者”与“犯禁者”互文，“离”与“犯”互文，“离”通罹，本字为罹，罹，触犯。所以“离”“犯”同义。“罪”“诛”互文，“罪”为治罪，“诛”为惩罚，“罪”“诛”同义。
《后汉书·张衡传》：“因人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
“通”“贯”是同义式互文，两句应合起来读，是说张衡精通了五经六义。用这句式和互文修辞可使句式整齐，语义完整，造成文势。
李密《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
“察”与“举”互文，且同义互补。
另一类是所谓“同义连文”，即两个意义相同的词语、短语、词组连在一起使用，从互文的角度看，这两个词语也是相对应，相对待的，意义上是相同相似关系。
王勃《滕王阁序》同义互文的用例不少：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南昌与洪都是同一地方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南昌是汉时县名，当时豫章郡郡治即在南昌。“洪都”即洪州之郡治，唐改“豫章”为“洪州”，由此“故郡”亦即“新府”，“新府”亦为“故郡”。“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序”，时序。“三秋”秋季的第三个月，亦为九月。
“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穷”与“极”同义，均为尽也。“中天”指空间，“暇日”指时间，两句互文则包括时间空间，所以因互文亦为同义。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这两句互文均谓王勃自己，言其贱微，“微命”即一命之士。古诸侯大夫有“三命”“再命”，“一命”最低微。
运用同义连用的互文，主要是为了补充句子、结构，造成对称，使音节整齐而协调，同时在表义上两个结构之间互相补充，可以使意义更为完整、丰富而充实。
六朝时期的四六骈文，不仅使用“同义对文式”的互文，也大量使用“同义连文式”的互文：
庾信《哀江南赋》：“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王子”指周灵王太子晋，据说十五岁游于洛水，“兰成”庾信小名，十五岁应考。上句言年岁不言应考，下句言应考未明年岁，上下互文互补则为同义。
潘岳《西征赋》：“垂棘反于故府，屈产服于晋舆。”此两句指同一件事，即《左传僖公二年》晋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借道伐虞。故为同义互文。
四字成语也可使用“同义连用”式互文：
“兼收并蓄”、“高谈阔论”、“高瞻远瞩”、“断壁颓垣”、“积年累月”、“推波助澜”等。
七、错文
“错”，相互交错。《诗经·小雅·楚茨》“献醻交错”，又有更迭之义，《礼记·中庸》“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又“不合，乖舛”。《汉书。五行志》谓刘向治《谷梁春秋》，“与仲舒错”注：“错，互不同也。”此之谓“错文”之“错”，兼具以上诸义。其实“错文”之谓，古已有之，杜预《春秋左传序》：“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孔疏曰：“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又杜曰：“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孔疏曰：“错经者，若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于文虽异，于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也。”此虽与后世“错文”之修辞，未必尽相同，然后世之“错文”，其源盖由此也。
《中文大辞典》：“错文，谓交错为文也。”可见“错文”是为文措语的一种方法。行文前后一致，是为整齐，通顺。然而前后完全一致过份追求整齐画一，秩序井然，就会显得死板单调，为了打破这种死板单调，人们在写文章时常常有意识使前后乖舛，上下错杂，交互更迭，这就是文言修辞里边，独异于现代汉语的“错文”。以“错文”的“文”论，约有二别，今举其例以辩之。
（1）指称的错文
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有“名称”之错综，举例甚精，分别甚细。于读古书者大有裨益。
潘岳《夏侯常侍诔》：“子之承亲，孝齐闵参；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与朋信心，虽实唱高，犹赏尔音；弱冠厉翼，羽仪初升，公弓既招，皇舆乃征；内赘两宫，外宰黎蒸。”
“闵”是闵子蹇。闵损，字子骞，春秋鲁人，孔子弟子，性孝。“参”为曾参，字子舆，春秋鲁人，孔子弟子。二人均以孝名。“孝齐闵参”这个句子，于闵子骞，称姓，然而于曾参，就不是称姓，而称了名，这就叫前姓而后名，前后不一致，有了变化，成为错文。那么，为什么这个句子是前称姓而后称名，使用错文呢？当然，在称名上形成变化是其原因，但在这篇晋人的诔文里，主要还是为了押韵。曾参的“参”字，与下文，“琴”、“心”、“音”、“升”、“征”、“蒸”押韵，“参”字为侵韵，“琴”“心”“音”均为侵韵，“蒸”“升”为蒸韵与侵韵可通押。但是曾参如果不称名，称姓，虽然与闵，二人均称姓，但“曾”与蒸韵琴下三字非一韵。
江淹《别赋》：“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
“渊”指王褒，字子渊；“云”指杨雄，字子云；“严”指严安，“乐”指徐乐，四人均为汉成帝时代的文人。渊云为称字，严乐，前称姓，后称名，是为错文，但如均称名为“安乐”易混为一词。
贾谊《新书》：“使曹勃不能制。”“曹勃”并称，“曹”为曹参，“勃”为周勃，前称姓，而后称名，错文以变。曹参，称姓不称名者，以其与萧何齐名，并称萧曹，姓显于名也。周勃，称名而不称姓者，固有瓜李之嫌，从高祖定天下者有周止、周昌、周苛、周缫等均封侯，易混淆，故称名明于姓。
班固《幽通赋》：“周贾荡而贡愤兮，齐生死与祸福。”
“周贾”并称，曹大家曰：“周，庄周，贾，贾谊也。”庄周称名，贾谊称姓、前名后宇，相乖舛，故为错文。如俱称名，则为“周谊”周易误为姓，而为一人。如同称姓，则为“庄贾”，而庄子，名响于姓；称姓者加“子”。
汉《斥彰长碑》：“丧父事母，有柴颍之行。”
杨树达指出，“柴”为高柴，“颍”为颍考叔，春秋郑人，事见隐公元年《左传》，名字不详，只知为颍谷封人，以地为氏。高柴，春秋卫人，孔子弟子。二人均性至孝。故“柴颍”是前称名而后称氏。高柴，名响于姓，称高易混；而颍考叔，名字无考。只能称氏。
马融《长笛赋》：“若垣瑟促柱，号钟高调。于是放臣逐子；弃妻离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已。”
“彭胥”并称，李善日：“彭，彭咸。胥，伍子胥。”伯奇。周尹吉甫子，孝已，据《帝王世纪》为周高宗之子。“彭胥”乃先姓，后字，故为错文。
晋夏侯湛《张平子碑》：“向若生于春秋之间，游乎阙里之常；将同贯宰贡，齐衡游夏；岂值取足于身中，垂名于一涂哉！”“宰贡”并称，“宰”指宰予，姓宰字子我，名予，孔子弟子；“贡”指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故为先称姓、后称字，于宰予称姓，是宰予名予，字我，予，我均易误作第一人称代词。于“子贡”，称字，不称姓，是因为“端木”为复姓，曰“宰端木”三个音节不好安排，和名“赐”字，亦易与动词“赐”相混。
汉《巴郡太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