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也更加激烈，一些伊斯主义者的宣传非常具有挑衅性。例如萨姆松的代表哈桑·于斯道格鲁于1952年10月3日在土耳其的保守派期刊《BuYukcihad》上发文说：“国家感谢阿塔图尔克革命是不正确的……国家必须从古兰经中寻求拯救之道。”有些伊玛姆开始提供吐尔班（穆斯林头巾）并反对在宣教中使用电台和其它西方发明。50年代，一些极端的宗教组织甚至采取暴力行为。蒂简尼亚和努尔科斯是当时极为活跃的两个宗教极端组织。前者以伊斯兰教不拜偶像为名到处破坏凯末尔的塑像。1955年11月12日，著名记者阿哈迈德·亚尔曼因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场土耳其妇女的选美太赛而受到进攻。民主党为制止宗教极端势力而采取了一些措施，逮捕了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将于斯道格鲁开除出党，一些宗教期刊被停刊，伊斯兰主义者的编辑们受到了审判，许多阿拉伯语的宗教手册被查收。早在1946年民主党的纲领就曾宣布，宗教不应成为在不同信仰的公民间制造不和的借口，思想自由不应受到狂热分子的进攻。1953年7月24日政府又颁法律对刑法进行补充：“为政治、个人或商业目的利用宗教将被判处1—5年的劳役。这类商业案件应加倍判刑。”这表明民主党是一个世俗主义的政党，但它没有意识到一旦对反对派做出让步，形势就会失去控制。反对党当时就指出了民主党政府的这种错误，指责曼德列斯对民众的宗教倾向太宽容。但民主党是以世俗主义的精神、通过对民众的宗教精神的利用登上权力宝座的。曼德列斯在农村和小城镇颇受欢迎。1960年1月13日，安塔基亚的群众欢迎曼德列斯访问他们的城市时举着这样的标语：“我们相信真主，然后相信你，曼德列斯！”为获得民众的支持，曼德列斯在1956年1月甚至说，由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宗教不能和珊世分开。但随后他又说他们相信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但他尊敬思想自由。曼德列斯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但他对世俗主义的理解与伊诺努是不同的；他反对极左和极右势力并和他们作斗争，反对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而在实践中他却不自觉地利用了民众的宗教情感，他在1953年3月4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关闭了极左派的报纸和杂志后，我们也停止了极右派的期刊……因为任何信仰都没有在我国衰退，所以所有政党都必须同意不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如果政党在政治竞争中利用宗教，国家将会走向灾难。我们必须警惕政党再次犯这个错误。”
共和人民党是坚持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政党，伊诺努批评民主党为政治目的利用了宗教。1955年7月他在共和人民党的一次会议上说：
“选举期间我们的主要不满是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新旧法律都禁止这样做，并多次重申了它的重要性。但可悲的是，宗教被广泛地、不公正地、野蛮地用来对待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的共和人民党。”
按费罗兹·阿哈迈德的说法，伊诺努在1950—1960年任反对党领袖时并没有利用宗教，而民主党总是和伊斯兰复兴保持一致。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在宗教问题上的相互攻击一直持续到1960年政变为止。
如果说民主党只是为了政治目的利用宗教，那么1954年1月成立的农民党则完全是一个具有保守性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它的纲领要求宪法保证宗教权利和公民权利，攻击世俗主义。民族党也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它于1948年由从民主党内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组成，50年代，这个党日益右倾且反对凯末尔主义，1953年被政府解散。1954年奥斯曼·伯吕克巴舍将其重建为共和民族党。这两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对50年代伊斯兰复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民主党在其执政的九年中，一直与共和人民党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为了赢得选票，它标榜自己当选是一场政治革命，处处反对共和人民党的政策，只顾讨好选民，捞取选票，不顾共和人民党的反对意见而一意孤行。前面分析过，共和人民党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精英中有着深厚的基础，这些人拥护凯末尔主义。因此民主党必须在其它社会阶层中获得支持才能赢得政治上的胜利。50年代，土耳其的农村人口还占绝大多数，而且广大农民都对共和人民党的过分世俗化政策不满。民主党提倡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思想信仰自由。为了获得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选民的选票，它放松了宗教方面的限制，并利用宗教。在安那托利亚的偏远乡村和城镇的一些宗教活动，共和人民党认为是落后现象，而在民主党势力强大的科尼亚省，有些民主党人竟然提出恢复妇女面纱，并用阿拉伯语作祈祷。共和人民党把这一点作为攻击民主党的证据之一。而曼德列斯则认为，应坚持凯末尔改革的精神，按凯末尔生前的愿望，将土耳其建成一个西方式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只是三十年代国内和国际形势不允许这样做，所以采取了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应使土耳其经济自由化，帮助私人资本发展经济。民主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50年代初期农业丰收，赢得了大量的农村选票。1951年9月16日的地方选举中，农民又投了民主党的票，民主党在十七个省的选举中在十五个省获得了胜利。1954年和1957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同样依靠农村的选票击败了共和人民党。但城市工人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极少投它的票。“经过几年的考验，土耳其人民对这两个党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民主党是一个比较接近群众而具有浓厚农民色彩的政党。而共和人民党是一些社会名流、适应城市人脾味而为知识分子所支持的政党。”（1）从民主党的纲领看，它完全是一个坚持世俗化的政党，它甚至采取了许多措施限制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但它倡导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它的竞选策略却使它具有保守色彩。
1954年选举之后，土耳其的经济形势已经开始恶化，不断出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消费品缺乏、黑市猖獗等现象，加上农业歉收，经济问题更为严重。曼德列斯曾采取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1955年9月7日，伊斯坦布尔发生示威活动，事态的发展给民主党的威望带来打击。同样的情况在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也发生了。民主党政府立即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个城市戒严，在本党内部加强控制，清除党内反对派。这导致许多人退出民主党，另组自由党，削弱了民主党的势力。共和人民党也在议会中激烈抨击民主党。1957年9月4日，曼德列斯宣布将在10月27日举行大选，给反对党以措手不及的打击。当时反对党各自为政，缺乏联合，给民主党造成了获胜的机会。竞选中，曼德列斯为了拉拢农民的选票，宣布他的政府允许农民延期偿还农业贷款，对农产品用高价收购，政府增加宗教学校和清真寺的经费。民主党还利用国营电台吹嘘政绩，如他执政期间兴修了15000座清真寺等。当时，塞浦路斯的局势紧张，苏联支持塞岛和叙利亚，曼德列斯要求人民拥护他以御外侮，借以掩饰他经济政策的失败。结果民主党再次取得大选胜利，获得424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席位178个。但选举结果也表明，民主党已在走下坡路，共和人民党上届选举中只有31席，这次选举却赢得了178席。大选中，许多选民因失望而不投票，1950年大选时，参加投票的人数占选民的89．6％，而这次选举中参加投票的只占77．5％。投民主党票的下降到47．9％，而过去两届大选中，它都获得50％以上的选票。共和人民党由于议席增多而斗争信心大增。
民主党虽然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局势却更不安宁。大选期间就发生了一些暴乱事件。共和人民党在大选后的第三天在加济安特普市举行“共和纪念日”活动，形成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政府调动军队强行解散了游行队伍。为对付反对派，民主党越来越借助于反民主的手段。它关闭了200多个共和人民党的分支机构。1957年12月27日政府通过了“议会禁止议员将议会中进行争论的情况泄露于人民群众之间”的法令，其目的是限制反对党的宣传活动。此举显然违反了宪法，取消了人民的言论自由。由于政局的动荡和经济形势的紧张，军队中也存在着对民主党的反感。1958年1月17日，伊斯坦布尔军区逮捕了九名军人，因为他们有反政府言论。同时，政府机关中的公务人员、新闻界、司法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也和民主党对立，采取各种办法消极抵抗。1959年4月，伊诺努到土耳其各地搞竞选活动，在乌沙克被民主党的支持者用石头打得头破血流。1959年4月18日，民主党又成立“调查共和人民党活动和部分报刊十五人委员会”，成员都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曼德列斯曾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经济，但不见成效。共和人民党乘机展开宣传攻势。1959年成为民主党灾难深重的一年。许多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反对民主党的专制和压迫，但遭到民主党的迫害，报刊被封，一些新闻记者被捕。知识界一致拥护伊诺努，共和人民党的活动更积极起来。1960年4月，大学生们率先走上街头，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最后导致军事政变发生，民主党政府下台。总的来说，导致民主党下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形势的恶化，其次是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和民主党对自由的压制引起的不满，这期间虽有许多宗教极端分子极为活跃，但共和人民党基本上没有利用宗教反对民主党。
三、1960年的军事政变及其后果
1960年5月26日和27日夜间，军队接管了政权，结束了民主党统治，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军人干政。阿尔帕斯兰·突尔克斯在广播中宣布：
“尊敬的公民们！由于我们的民主已经陷入了危机，由于最近发生的悲惨事件，为了阻止进一步的冲突，军队已接管了政府……这种行为不针对任何个人和组织。”
议会被解散，总理、内阁成员和所有民主党代表被捕。在古塞尔将军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民族统一委员会”作为立法和行政机构。有进步思想的法学教授被邀请准备一个更适合多党制的新宪法，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被禁止。
这次政变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政变，它的目的是将国家重新引上民主之路并将政权交给民选的文人政府。政变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推动，他们由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和学生、一部分军人尤其是一些年轻军官构成。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军人政权很快还政于文人政府。
民族统一委员会没有破坏伊斯兰原则，且采取了一些支持伊斯兰教的态度。1960年6月2日，民族统一委员会的一个发言人说：“真主啊，你从没有夺去那些热爱他们的祖国、民族和人类的人的伟大和无私，你激励高贵的土耳其民族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当然，民族统一委员会中对宗教的意见并不一致。阿尔帕斯兰为首的一个小组坚持以严格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以伊斯兰教作为在教育和宣传中灌输的思想。为此他组织了一个“理想与文化联合会”。但由于他于9日退出总理职务，这个组织便没有发挥作用。大多数人的态度从古塞尔领导的民族联合政府的纲领中反映出来。下面我们看看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
“1960年5月27日革命中成立的民族统一委员会的成员已消除了一个因破坏宪法、人权和土耳其公民的自由而变得非法的政府……我们开明的和英雄的军队为了研究当前的形势和执行现在已经采取的那些措施而成立了政府。”
“1960年5月27日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尽快建立民主秩序，为此新宪法正在准备之中。公民的平等、思想自由以及所有其它自由应予保障。任何人不会因其观点而受到压制和进攻。”
民族统一委员会还声称，政府将努力使军队强大，土耳其将继续留在北约和中央条约组织中，并继续努力加人欧共体；解决财政赤字，通过提高内部储蓄增加投资而不依赖已经很高的外债；提供土地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尽可能提高农村人口的福利，工人工资将会提高，教育的发展将受到更大的重视，公民将不受限制地享受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但禁止利用宗教。
民族统一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为了阻止保守利益集团和党派利用宗教，伊斯兰教应成为一种国家工具。古塞尔想使伊斯兰教有一种民族的和进步的象征。他在安那托利亚旅行时说：“伊斯兰教令我们为完美工作、向完美进步。”他接着说：
“那些谴责宗教带来落后的人是错误的。我们落后的原因不是我们的宗教，而是那些向我们误导宗教的人。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具动力、最强大的宗教。它要求信仰它的人具有进步的高智慧。但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被错误地和不恰当地解释着。这就是我们落后的原因。”
民族统一委员会是坚持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立场的，但他们认识到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文化的重要因素，反对伊斯兰教将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为了阻止反动派利用宗教，国家控制宗教是明智的。民族统一委员会接受了曼德列斯时期的一些制度方面的变化，如保留伊玛姆学校和高级伊斯兰学校。但这些学校的课程中加进了经济学、天文学、民法、社会学等世俗化的课程。
统一委员会执政只有一年多，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审判民主党领导人和起草新宪法两件大事上。当时建立的高级调查委员会和最高法庭调查了前民主党政府的部长、议员以及主要负责人的罪行并进行了审讯，曼德列斯被处以绞刑，拜亚尔为终身监禁，其他政府要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统一委员会之内，存在着古塞尔为首的温和派和以阿尔帕斯兰为首的激进派两派。1960年11月13日，古塞尔免除了统一委员会中14名激进派委员的职务。12月，统一委员会通过了恢复制宪会议及选任制宪会议委员的法令。1961年5月27日新宪法诞生，7月经公民投票后宪法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