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局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土耳其陷入经济危机、社会动乱和政治不稳定的状态之中。1971年军队再次干政，不过这次他们没有直接接管政权。3月12日，军官们签署了一个备忘录，并将其分别提交苏奈总统和两院议长。备忘录指出：“由于政府和议会的顽固政策、观点和行为，使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骨肉相残、社会经济动荡。在公众的心目中，实现阿塔图尔克提出的现代文明的目标的希望已破灭。他们没有进行宪法提出的改革，已使土耳其的未来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备忘录提出了成立超党派政府的必要，要求结束无政府状态。“如果这些不能迅速实行，土耳其军队就将以全力执行保卫土耳其共和国的职责，将政权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备忘录被广播之后，德米雷尔马上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并向总统递交了辞职书。按照备忘录，总统要求尼哈特·厄立姆组织一个超党派的技术官僚内阁。厄立姆试图进行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但遭到议会中右派势力的严重打击，技术官僚内阁被迫辞职，厄立姆也在1972年4月17日辞职。5月15日总统授权费立特·梅林组织新政府。梅林组成了正义党、信任党、共和党三党联合内阁。新内阁许诺维护阿塔图尔克的改革和世俗化原则，实行无党派政策，以严格的措施恢复法律与秩序以反对专制与共产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纲领获得了议会的信任通过。共和人民党的代表费达·古莱于1973年1月在议会中说，自德米雷尔政府被迫辞职以来，后来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受到军队的怂恿和支持。
20世纪70年代宗教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宗教更进一步向政治化的方向发展。1974年9月隶属于国务院（ministry of state）的宗教事务局出版了《于特比》（Hutbe）一书，将主权定义为“古兰经和先知暗示或明示的道路”。这是对凯末尔主义世俗原则的违背。同一本书中，违反宪法的反动派被说成信仰自由的表现，“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疯子”。这种言论却没有受到政府和社会方面的任何抗议。
1973年10月14日，举行了众议院选举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如下：
党 派 得票率 国民议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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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党 33．3％ 186
正义党 29．8％ 149
救国党 11．8％ 48
民主党 11．9％ 45
共和信任党 13
民族行动党 — 3
土耳其统一党 1
共和人民党尽管没有赢得绝对多数，但它的成功还是引人注目的。具有明显伊斯兰倾向的救国党成为土耳其国民议会中的第三大党。建国以来，伊斯兰主义党派第一次以伊斯兰口号和它的社会经济、福利纲领在议会中获得了重要地位。它的领导人纳杰麦汀·埃尔巴干原是正义党人，1970年离开正义党而建立民族秩序党。1971年3月的备忘政变录后被宪法法院禁止并取消。该法院认为民族秩序党为政治目的利用了宗教。但他很快又组建了救国党，并以同样的亲伊斯兰立场参加了1973年10月的大选。这次选举中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的新土耳其党和被取消的土耳其工人党没能参加选举。
1973年10月28日。总统法赫立·科吕特尔克要求艾杰维特组织政府。由于正义党拒绝右派政党参加政府，艾杰维特便打算和救国党组织两党联合政府。1974年1月16日两党组织了联合政府，并签署了双方共同遵循的原则的协议。协议的内容有：建立一个管理所有农业合作社的合作部，促进小农的自给自足，使他们少受大地主、商人和资本家的剥削；取消所有对思想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取消1961年宪法中对民主党人的限制，因为两党都想取得前民主党人的支持；两党同意在学校开设道德必修课，主要包括基本的社会伦理、个人修养、卫生、公民义务等，而不是共和人民党不能接受的严格的宗教道德教育；两党同意外资不能垄断投资，对国家利益有害的石油法的一些条款将被取消。这是两党最容易达到一致之处，因为救国党反对大企业及其与外国资本的结合，而共和人民党则提倡经济民族主义。1974年1月26日，联合政府得到总统认可。
一开始，土耳其国内舆论就认为两党会因目标的差异而使合作困难重重，事态的发展正如人们所料。5月中旬，大赦法案被国民议会修改后通过。但20个救国党的代表却投了反对票。这对联合政府来说是一种打击，因为它破坏了两党协议中赦免所有政治犯的一致原则。第二天，艾杰维特宣布，由于政府在大赦法投票中的间接失败，政府很快会辞职。5月20日，共和人民党因为救国党在大赦法投票中的“不道德”行为而通过了退出联合政府的决议。但两党领导人都试图寻找办法解决政府危机。月底，救国党掌握的内务部宣布政府将禁止制造酒类产品。救国党还通过一项决议，将休息日由星期天改为星期五，并提交议会。这些有明显宗教倾向的行为引起了共和人民党的不满。1974年9月18日艾杰维特辞去了总理职务。
1974年11月13日，总统命沙迪·艾尔马克参议员组织政府，但艾尔马克提交的政府纲领被议会否决。12月13日，正义党、救国党、共和信任党、民族行动党四个右翼党派的集会上，一致同意四党组织“民族阵线”。总统要求德米雷尔组阁。这时的民主党的九个议员退出该党而支持民族阵线，另有四个独立派议员也表示支持民族阵线。这就使拥有228席的民族阵线在国民议会中占绝对多数。
按照四党联合协议，四党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对共产主义，阻止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建立无政党倾向的土耳其电台和电视台；给予伊玛姆学校毕业生进人大学的权利，限制在世俗学校中讲授宗教课程的权利，只有高等宗教学校和伊玛姆学校的毕业生才有权讲授宗教课程；保证建立土耳其人的分立区而维护塞浦路斯的和平，联合政府希望实现土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最近削减对土援助是严重错误，损害了两国的关系。
在民族阵线政府的统治下，民族行动党和其它一些党派不断进攻共和人民党和艾杰维特，使共和人民党处境困难。6月20日，一个游方僧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小镇格雷德鼓动人民反对“反宗教”的共和人民党和共产主义者。第二天，一伙暴徒袭击了在这里举行的共和人民党会议，之后暴徒们退到了清真寺中，试图挑起宗教事端。“各种迹象表明，暴乱是由民族阵线的一些党派组织的。”这表明民族阵线在为政治目的而利用着宗教。后来的五年中，当政府虚弱或短命而出现权力真空时，这种事件变得日益普遍。其中有两次事件造成了重大伤亡。一是1977年对伊斯坦布尔萨克希姆广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社会民主派和左派人群的袭击。罪犯虽未被抓获，但由于其目的在于破坏左派集会，所以右翼势力有重大嫌疑。另一次造成100多人死亡的事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79年12月24—25日，在东土耳其的马拉什，亲民族行动党的暴徒进攻了什叶派，造成100多什叶派穆斯林死亡。1981年审判民族行动党时，监察官指控民族行动党煽动和组织了这次暴乱。70年代后半期由于政府虚弱也导致了救国党对宗教史无前例的利用。当然救国党在右翼暴乱中并没有起直接作用。这期间正义党、民族行动党、救国党的报纸都在相互指责对方的宗教伪善，但若从党员的言论和亲救国党的政治集会判断，救国党在利用宗教方面显然走到了其它各党的前面。1980年9月7日救国党在科尼亚的集会中，攻击阿塔图尔克和世俗主义。一般认为这是导致军事政变的最后因素。
1977年土耳其大选中，共和人民党得票41．4％，获得213个下院席位。由于没有达到绝对多数，共和人民党和独立派组织了联合政府。1979年补缺选举后，德米雷尔组织了受救国党、民族行动党和独立派支持的正义党政府。这届政府被第三次军事政变推翻。
70年代末，土耳其社会面临着高通贷膨胀、社会不满和由此产生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局面再次使军人出来干预政治。整个70年代，土耳其多党政治的不成熟性充分显示出来。左右翼政党都充分利用宪法赋予的自由。右翼政党救国党由于世俗法存在只能间接地利用宗教，而民族行动党则是表现出了它的极右特征。70年代的选举中，许多党派都不能达到宪法规定的绝对多数。而几次联合政府都由于各党派不能很好合作而显得得虚弱或失败，这种权力真空使右翼政党在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利用宗教时胆大妄为。
下面谈谈这些政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正义党在早期阶段联合了大商人、大地主、大工业家，但联合政府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分裂了。这主要是经济形势的变化在政党中的反映。60年代中期，大商人和大工业家占领了大部分国内市场，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由于受到他们的竞争而境况日益恶化。正义党内原包括一些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员，这些人便从正义党退出而转向救国党。60年代末，有41个国民议会代表辞职，这些人主要是党内的地主和小资产阶段的代表。他们于1970年1月组成了民主党。这个党受到传统的大地主的支持。因为工业资本家想获得价格尽可能低的农产品作为原料，他们要求提高对地主的税收，以使他们最终能够得到政府资助、信贷或减税。另一方面，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感到，当廉价的批量生产的工业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而排挤手工产品时，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大工业的威胁。这使传统的大地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大工业家、大商人的利益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前者将资本主义和不道德、不诚实、自私自利等同起来。他们通过宗教反对这种变化便很自然。于是救国党提出破坏世俗原则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民族秩序党的建立者埃尔巴干是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他曾是正义党的积极分子，极力提倡私有经济。1969年选举之前他曾想代替德米雷尔成为党的领袖，但未能如愿，他便退出正义党而组织了民族秩序党。1970年2月8日民族秩序党的成立大会充满了倾向伊斯兰教的口号和演讲。党的纲领在强调为真正的民主做贡献的同时，也表现了强烈的伊斯兰倾向。但纲领更多地使用了间接词汇，如“道德和善行”，使它的目标已清楚地表达出来了。纲领赞成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强调宗教教育的必要性，赞扬宗教事务局和其它宗教机构的工作，并为这些机构要求全面的行动自由；纲领在表面上反对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兰多对民族秩序党纲领关于世俗主义和宗教的态度解释如下：
“当它不能够合法地反对世俗化本身时，它坚持反对对世俗化作任何不利于宗教的解释，或许同样的对伊斯兰教的肯定态度和对宗教情感利用的愿望在1945年推动了民主党的发展，在70年代推动了民族秩序党的发展。在民主党的纲领中，只是有一些比较隐蔽的宗教倾向，而救国党的纲领却有明确的伊斯兰倾向。这种倾向使该党成为一个合法的有伊斯兰特征的政党。”
1972年埃尔巴干以救国党的名称重建了民族秩序党。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认识到救国党的目标是因现代资本主义而经济受损的一部分右翼势力。这样，救国党就可以以宗教为集合点向这部分选民宣扬“伊斯兰社会主义”。救国党建立不久，埃尔巴干于1972年8月3日在议会中说：“我们认为，宪法中有关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与权力条款必须明确澄清，这样就可以在贯彻过程中消除违反宪法基本原则的事。”按照埃尔巴干的观点，没有思想和信仰自由的民主政体是不可行的。他的目的在于获得利用和传播宗教思想的完全自由。土耳其宪法规定国家的特征是民族的、民主的、世俗的。埃尔巴干说：“民族一词必须以一种对历史和传统意义的所有道德价值表示尊敬的方式给予清楚的定义。”埃尔巴干以为世俗主义可以是反对宗教对宗教的压迫，也可以是国家不干涉宗教事务。他要求取消宪法中规定的禁止为个人、政治和经济目的而利用宗教的条款，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有这种现象，宗教、信仰、思想自由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以利用宗教控告一个人有罪是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他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共体。他认为土耳其的大企业会因为和欧洲国家的联系而日益强大，从而越来越在土耳其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土耳其将会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被“四亿基督教居民”同化；共同市场是“新十字军精神”的产物。
新民主党是1969年大选之后以议长波兹贝利为首的一部分人从正义党内分裂出来而成立的。该党成立于1970年12月8日。这种分裂不仅仅是正义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它也是十年来商业和农业领域发生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迅速变化导致的，……现在又扩展到了急剧膨胀的工业领域”。这些分裂出来的人代表着地主和地方乡绅，他们反对德米雷尔通过土地改革和增加农业税收加速经济结构现代化的计划。如果德米雷尔执行了这些改革，他们就像安那托利亚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一样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些人聚集起来反对德米雷尔便很自然。波兹贝利在他的《民主权利》一书中强调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与救国党相比，新民主党在宗教方面的态度要更加温和。新民主党把宗教归入教育，救国党则把宗教抬高到了政府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上。
1973年大选中民主党获得11．9％的选票和45个议席，但1977年大选中它只获得1个席位和18％的选票。救国党日益兴盛，新民主党则衰落下去。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所有没有明确纲领的土耳其小党在参加第一次选举后都走向衰落。救国党的兴起，是因为它的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思想使它和正义党区别开来，而新民主党和正义党的思想差别却不多。另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安那托利亚的地主已日渐向现代资本主义地主的模式转变，他们已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