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里曼在位早期，多次与伊朗的沙哈发生冲突。虽然谢里姆一世击败过伊斯马仪，并消灭了安那托利亚数以千计的异端者，但小亚细亚东部边境的酋长们常常摇摆不定，见风使舵，时而效忠伊斯坦布尔，时而又倒向大不里士。这是苏里曼不能容忍的。1534年他亲率大军东征，占领、洗劫并烧毁了大不里士，然后挥戈南下，攻取了巴格达。1548年苏里曼的大军又洗劫了大不里士。但奥斯曼人认为保持东部的征服地没什么用处，于是和沙哈订立了一项和约，奥斯曼人保留了伊拉克和波斯湾上的一个港口。苏里曼也很注意向红海和阿拉伯海地区的发展。奥斯曼军队在1525年掠夺了也门和亚丁，十三年后在这两个地区任命了总督，控制了红海、亚丁、也门和波斯湾。
谢里姆一世把势力扩大到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和埃及后。紧接着就是苏里曼对塞尔维亚、匈牙利、北非和伊拉克的征服，其间没有喘息的机会。结果是帝国的财富和权力不仅有了惊人的增长，而且国家的责任也大大地加重。领土不断地扩大，总督、法官、税吏、书吏的数目也相应增加，禁卫军扩大了一倍，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到伊斯坦布尔；朝廷的高官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每一个大臣都有富丽堂皇的公馆。苏里曼的首相阿亚斯帕生活豪华，有一个时候他的公馆中竟有四十张婴儿摇篮，他的子女竟达一百二十个。
苏里曼的岁入大于当时欧洲的任何帝王。什一税、人头税、非穆斯林土地的特种税、贸易、牲畜、农产品、采矿、没收充公和掠夺每年差不多为苏里曼带来一千二百万杜卡托。
由于苏里曼颁布了许多新法律，修订和整理了旧法律，试图以此调整日益复杂的政府行政工作，苏里曼因此有了立法者的称号。这些立法虽然没有完全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却加强了苏里曼的权力。通过这些立法，苏里曼将一切采地的授予权从贝勒贝伊之手转到素丹之手，一个西帕希可以从贝勒贝伊手中得到通知书，但必须到奥斯曼政府领取批准书。
苏里曼于1566年9月第七次出征匈牙利得胜之后去世了。其子谢里姆二世在位八年，国事平稳。他从热那亚人手里夺得了开俄斯岛，同匈牙利、波兰和莫斯科签订了和约，又于1571年攻下了塞浦路斯。1574年谢里姆二世酒醉摔倒导致脑震荡而死。
从穆罕默德二世到谢里姆二世的一百多年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中最辉煌灿烂的时期，这一时期，帝国的扩张和它的光荣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谢里姆二世去世之后，强大而光荣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迅速走向了衰退和腐朽，开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历史的另一个时期。
三、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全面衰落，经济崩溃，国家机关腐败，各省不再听从中央命令，军队纪律涣散而失去战斗力，文化生活走向衰朽。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原因，学者们进行了许多分析，综合起来包括这几个方面：军事进攻的不断失利；国家政治生活的腐败；包括采邑制在内的军事制度的瓦解；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保守趋向；内外因素导致的经济衰退；官僚机构的日益庞大和财体政系的破坏。
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达到了极限。在东部战线上，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遇到了沙法维王朝的强大抵抗，不得不在伊朗边境上停顿下来；在东方海洋上，他们碰上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在克里米亚及其外围，他们受到俄罗斯人的阻挠；在非洲，沙漠和山脉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欧洲，奥斯曼人于1683年第三次进攻维也纳，遇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勇猛还击，此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到了只能后撤而不能向前推进的地步。对奥斯曼帝国打击最大的还是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多年对奥地利、俄国、波兰、威尼斯的战争于1699年经缔结《卡尔洛维茨和约》而结束。结果导致亚速割让给了俄国，波多利亚给了波兰，中匈牙利、德兰斯瓦尼亚、巴契卡和斯洛文尼亚割让给奥地利，摩利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某些岛屿让给威尼斯。从此，帝国开始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屈辱条约，开始了不断割让领土的历史。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它的维持与强大依赖于在对外扩张中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有更多的土地和战利品来推动帝国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边疆和前线是奥斯曼国家得以存在的理由所在，边疆和前线为官僚、军队和教士都提供了工作和报酬。15世纪中期，这个国家已经由一个行军战士的公国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而边疆的传统却始终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奥斯曼人的军事、社会和宗教生活之中，这样，在边疆完全被封闭以致无法进一步实行扩张和殖民的时候，就不可能不影响到那些固有的传统。所有奥斯曼人的军事组织、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等，都是配合征服和殖民而不断向异教者的地方实行扩张这个需要来制定的。这个制度无法适应一个在固定的或后退中的各种不同的迫切要求了。所以，军事上的失败必然会动摇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军事与社会制度基础，导致帝国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割让领土给外国侵略者既是衰弱的表现，也是进一步衰弱的原因，因为这意味着大量的人口、岁收和资源的丧失。
朝廷的腐败也是奥斯曼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苏里曼在世的最后二十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治腐败就已经蔓延开来。官员们升级时，往往把丰厚的款项进献给素丹。穆拉德在世时，素丹委派官职也往往接受贿赂。易卜拉欣时代，政府内已经公开地进行着卖官鬻爵的活动。这样的腐败行为迅速地渗透到了下面最低一级的官员中。除卖官鬻爵，素丹还把高位和实权授予他的宠臣。这些人非但不称职，而且为所欲为，严重地破坏了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素丹们的左右，经常是一些专事奉承的大臣和官吏、屈从讨好的妇女和奴隶、逗笑取乐的丑角和侏儒，另外还有占星者、占卜者和奴颜婢膝的文人。素丹骄奢淫逸、不理朝政，致使后宫弄权。穆拉德三世在位时，他母亲是国家实际的统治者，穆拉德还对他的王妃赛菲亚·巴福惟命是从，引起了他妹妹和母亲的不满，因而进献了一批美女来分散穆拉德的注意力。易卜拉欣喜怒无常，又往往分不出大事和小事，有一次他打断国务会议把首相呼唤出来，要首相为他的后宫厨房购买几车烧火用柴；他喜欢皮毛，寝室的墙上和地上都铺满了黑貂皮。他喜欢美女，曾派后宫中他信任的一位妇女到伊斯坦布尔各浴室巡视，物色美女到后宫供他淫乐。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朝臣和军官们热衷于钱袋和厚礼，阴谋诡计、流言蜚语、伪造伪证、截取信札成为朝臣们争权夺利的必备技俩。贪赃枉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最高波尔特、禁卫军、蒂玛制度都被严重地腐蚀，国家迅速走向纲纪废弛、号令不行的境地。
奥斯曼人观念的日趋保守加大了帝国与欧洲的差距。对阿拉伯帝国时期的穆斯林来说，西欧地区是一个野蛮的、黑暗的、无宗教信仰的化外地区。伊斯兰世界从那里既没有什么可学的，也不认为它有什么可怕，中古时期的穆斯林把这种看法传给了奥斯曼人，并且由于奥斯曼军把他们的对手屡次打败而得到了加强。伊斯兰各族人民，在强大的奥斯曼军事威力的掩蔽下，始终认为自己的文明比其它所有的文明都优越得多，并且永远如此。帝国境内的穆斯林是不从事工商业的，他们认为这是非穆斯林属民的事。非穆斯林世代相传地干着这些行业，这些行业也就被打上了异教徒的烙印。西方人以及当地的工商业者都受到歧视，这样就使得奥斯曼穆斯林把源出于基督教的各种思想和发明全都不放在眼里，也不愿去过问那些属于匠人和下贱的技工们的事情。“正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处于那种领先地位，它对于曾经导致16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那种挑战，对于这些国家商业和技术的大发展，竟然置之不闻不问。”军事上的失利导致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更加困难。15世纪的奥斯曼人曾采用了欧洲人的加农炮，但现在扩张被阻，伊斯兰文化便转而采取守势。哲人贤士更是坚决拥护伊斯兰的优越感，对外部世界冷嘲热讽，革新遭到憎恨，任何对伊斯兰惯例的偏离都要根除，因为这些惯例是以先知及其同伴们的实践为基础而确立的。伊斯兰千年（公元1591—1592年）纪念后，这种看法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到处传播着世界将发生大混乱而末日来临的可怕预言，当这些预言并未实现时，奥斯曼人便认为这是真主的意旨，证明奥斯曼帝国是完善的国家，奥斯曼人也没有什么可以向别人学习的。这种思想封闭恰好发生在欧洲进行极其重要的科学与技术革命的时期，欧洲与奥斯曼人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地方骑兵和蒂玛制度的衰落，加速了帝国的衰落过程。这个制度是帝国早期及其后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和健全内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度之一。从16世纪最后若干年开始，蒂玛制度在各地所起的作用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效率。蒂玛持有者受到从美洲流入欧洲和近东廉价白银的严重影响，他们从领地上获得的阿斯帕尔（Asper）的购买力日益下降，政府无法增加他们收入的价值。这导致了两个恶果，一是蒂玛持有者不再能够参加战斗。于是蒂玛就被收回，有些人索性放弃蒂玛。他们心怀不满，或流入城市或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收回的和被放弃的蒂玛落人禁卫军头目、政府中有权势的奴隶和宫廷宠儿手中。有些平民甚至通过贿赂，非法取得蒂玛。从此，开始了把蒂玛授予封建骑兵以外的人的倾向。另外，新的蒂玛持有者尽可能地以高额税榨取民众，同时又逃避兵役。地方骑兵的规模和战斗力都大为下降，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国库出现日益增长的赤字，西帕希在军队系统中的作用被日益剥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己也日益失去对军事的兴趣，而被商业和农业吸引。由于蒂玛持有者日益失去其军事和行政价值，政府开始任命地方乡绅和阿扬（Ayan）为农村征税者。
由于地方骑兵的衰落，政府只好靠扩大禁卫军来加强军事力量。1527年禁卫军步兵约有八千人，1609年几乎增加到三万八千人。骑兵则从五千人增加到两万一千人。增加的人大多来自奴隶们的儿子。有些平民也进人了军人阶层，因为这样就可以逃避纳税义务。谢里姆一世和苏里曼大帝放宽了禁止禁卫军结婚的限制，且允许他们的儿子进入军团，政府的其他奴隶也效仿这种行动。一旦禁卫军的生活掺杂了其他考虑时，例如关心他们自己的家庭等情况，那么他们对素丹的效忠精神就开始消失。禁卫军变得不大愿意前往遥远的地方去经受长期作战的严峻考验，而只是想在商业和贸易方面钻营。他们逐渐有钱有势，也更独立，不受管束，军团的训练和军事行动都蒙受损失。奴隶已经变成了主人，最初他们依附于神秘的阿里教派后来又依附于贝克塔希教团，这种联系使他们变成了穆斯林社会的一种自由民，并日益获得独立的团体地位。18世纪晚期“一度成为欧洲的恐怖的奥斯曼军队，除了对于他们自己的君主和平民以外，已经不再能吓唬任何人，他们并且接连可耻地败在一度为自己所看不起的敌人手下”。由于素丹们的频繁替换和软弱，禁卫军往往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1618—1730年，至少有六位素丹被禁卫军赶下台。其实，素丹和禁卫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很早就存在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才变得日益明显。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就镇压过禁卫军叛乱，1514和1522年禁卫军有两次叛乱。王子们争夺王位的斗争往往使禁卫军卷进来。马基雅维利在16世纪初指出：“土耳其国家极难征服，但倘若有过于强大的势力将其征服了，那么保有这块领土不再受侵犯却是件易事，因为征服之后那里不会有皇帝以外的任何抵抗中心。”其实土耳其帝国的衰败不仅来自外部的打击，同时也来自内部制度的衰朽。帝国要生存，就必须拥有一支技术上更有效率、政治上更可靠的军队，对这种需要的思考，引发了帝国军事现代化改革的开始。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走向衰退的一百多年之中，以上各方面交替发挥着作用，而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期间虽然在柯普吕吕家族的努力下使帝国出现了一些复兴的迹象，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不能挽回它走向衰退和灭亡的大趋势。
四、伊期兰教在帝国制度结构中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在帝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与历史上其它伊斯兰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独特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奥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方向与特点。
1．军事与行政机构
奥斯曼人征战的早期，只有一套军事指挥体系。后来随着征服地的不断扩大，政府才在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开始形成，时间大概是穆拉德一世时期；巴耶济德时期，政府机构已经非常完善并得以扩大。政府成员来自布尔萨（布鲁萨）和伊兹尼克宗教领袖和神学院毕业生，也有一部分是素丹的奴隶。西·费希尔将帝国政府机构分为统治机构和穆斯林机构。实际上统治机构管理着行政、军事和财政方面的事务，穆斯林机构则负责宗教、司法和教育。
位居奥斯曼帝国顶端和社会各阶层最高峰的是素丹。素丹的权威来自他的家族，来自他对帝国军事力量的控制，来自他的臣民对他的尊敬和服从，以及谢里姆一世征服埃及后拥有的哈里发职位，另外还来自悠久的加齐传统。素丹是帝国的元首、护教者和神法的执行者。所有的军事力量都归他指挥，不论是禁卫军、封建骑兵还是非正规的步兵和水兵，都要服从他的命令。穆斯林要服从他，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也要服从他。
素丹的政府被西方称为“最高波尔特”（The Sublime Porte）。素丹之下设有国务会议，由数名大臣、大法官和国务秘书组成。大臣称为“维齐尔”，首席大臣为大维齐，他是素丹处理政务的代表。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国务会议同素丹议事几小时，讨论和决定帝国的各项事务。它类似现在的内阁会议和最高法院。早期的素丹们亲自主持国务会议，穆罕默德二世晚期，开始把日常政务交给大维齐处理。国务会议通常在皇宫会议厅举行，17世纪下半叶，大维齐则经常在他自己的官邸召开国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