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护法运动的特点在于，孙中山是这场斗争的直接领导者。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筹备成立时，孙中山即委派于右任主持陕西讨袁事宜。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孙中山委派宋元恺为该党陕西支部长。袁世凯正式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孙中山预测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必将形成高潮，为不失时机地在全国掀起武装讨袁运动，决定派人组建中华革命党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于右任受命赴陕西三原筹建西北军，后以道路阻滞未能实现。但是曹世英、胡景翼、史宗法等人在日本或加人中华革命党，或接受了孙中山指示，回陕后即积极投身于护国斗争。陕西护国运动中的革命宣传也往往突出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参加陕西护国运动是邓宝珊民主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的阶段。富平起义前他和真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董振武长期在一起，谈论时事，互相砥砺，得益匪浅。富平战役前后，邓宝珊和董振武一起投入胡景翼部队，此后胡部由营扩编为团，他即成为胡景翼的“十大连”连长之一。他在陕军中的活动，从此正式开始。
胡景翼（1892—1925），陕西富平人，字笠僧（又作励生、丽生、立生）。少时有反清复明之志，“慕中山王徐达为人”，一号“中山”，“出身寒微，幼颖悟，读书过目不忘”。早年人西安健本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后参加陕西辛亥革命，起义于耀州（今耀县），后任秦陇复汉军第一标统带。民国成立后，以19岁之龄赴日留学学习军事。1914年初参加东京中国革命党人士组织的浩然社。数月后归国。归前谒孙中山，“孙公属以西事（西北反袁之事），曰：‘它日当给若数万金’。景翼笑曰：‘数万金无益我。有精神，无不济也。’孙公奇之。”他取道京津，邀刘守中入山西，“结三晋民党讨袁，未成，归陕”。人陕西陆军第三旅（旅长陈树藩），编为备补营营长。他曾是民国时期北方最有影响的军人之一，在邓宝珊早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起过重大的影响。
四 参加陕西靖国军的护法斗争
北赴燕赵再会孙岳
袁世凯死后第二天，陈树藩便通电取消了陕西的“独立”，通电中寡廉鲜耻地称袁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之后，陈树藩投靠继承袁世凯势力的段祺瑞，以此成了皖系军阀的附庸。政治上他极力排除异己，强迫省长李根源通电拥段反黎遭到拒绝后，将李软禁七个月，不久逼李离开陕西。又杀害了民党康毅如等。军事上，他极力扩大自己的基本力量——刘世珑、曾继贤的部队。而对于曾真正反袁护国的武装则严加限制并加强控制，曹世英部只编为骑兵一营、高峻只给团副名义，而以李天佑为团长控制之。郭坚所部仅给“游击军”名义（后改为“警备军”），不属正式部队，军饷、武器皆不足，有意造成其纪律散漫，“不堪驱使”的状态。并令胡景翼部开往陕南龙驹寨（今丹凤县），使其离开陕西的政治中心西安，以防祸起肘腋。当然，为防胡的势力坐大，仍派人暗中监视。
在进行“逐陆”的斗争中，刘守中曾扮作游医郎中，邓宝珊扮为仆从，活动在关中各县，特别是渭北一带，从而结识了许多揭竿而起的“群雄”和“刀客”。邓亦渐有人望。后来在多次战斗中，邓宝珊协助胡景翼规划部署，所战皆胜，当时部队中称邓为“小诸葛”。这些都为陈树藩所忌，恐其助胡反己。当初，胡景翼受命扩营为团时，曾举荐岳维峻、张义安和邓宝珊分别担任一、二、三营营长，陈树藩认为，如依其所请，恰如虎添翼，只批准岳维峻为第三营营长，调升田玉洁为第一营营长，并将所部陈式玉营拨归胡团为第二营。1917年4月，邓宝珊随胡景翼团在陕南龙驹寨整训，陈树藩忽给胡来电：“调邓宝珊来省，面授机宜。”胡景翼认为此去凶多吉少，便决定让邓宝珊去直隶大名府镇守使孙岳处暂避。同时，要求邓了解孙岳对时局的态度，函告陕西。为此，胡景翼找了一个借口：数天前，龙驹寨举行每年农历三月的龙王庙会。庙中道士养有一条涂金小蛇，先一夜偷送给河上船户，准备第二天由会首率领群众迎来供奉，伪称“龙王显灵”，可保一年风调雨顺。碰巧邓宝珊带几个随从正在河边散步，看到了道土和船户的诡秘行动，挡住盘问。道士抵赖不过，只得实说了养蛇骗人的把戏。第二天，邓宝珊勒令道士、船户和会首在庙会上当众自白，并把小蛇烧死。不料，当时群众缺乏科学知识，对此半信半疑，街头巷尾，窃窃私语。胡景翼以此上报说：“接电三天前，因邓宝珊妄为滋事，招致民怨，已革职驱逐出境了”。果不出胡所料，后来，西安方面传来消息说，陈树藩的确要诱杀邓宝珊，并已下了通缉令。
邓宝珊的突然来到河北，使孙岳十分高兴。当年参加“华山聚义”时，这个年轻人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邓宝珊“天分很高，勤于修习，意志坚定，勇于任事”，后来听闻邓在陕军中已崭露头角，颇以自己的善于识人而窃喜。孙岳当时J正着迷于他的“曲线革命”计划，极力网罗人才，遂安置邓宝珊于府中，朝夕相处，共议时局。
孙岳（1878—1928），字禹行，河北高阳人。为明代抗清名臣孙承宗之后，故清季中“代代读书无猎官者”。早岁在保定结识谷钟秀、吴樾、吴禄贞等，后入保定北洋陆军学堂，在此秘密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的管带，时曹锟为该镇统制。武昌起义后，与吴禄贞、蓝天蔚等联系，谋于北方发动起义。计划失败，即南下参加南方革命政权的北伐部队，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第十九师师长兼苏松宁扬镇五路总司令，督师讨伐徐州张勋。袁世凯上台后免孙岳职。“二次革命”时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领导下的北伐第一军司令。失败后流亡朝鲜。数月后返，顾忌袁氏之追捕，往陕西大荔投何遂军中，何遂安排他暂住华山一土屋内。孙岳在华山因缘结识陕西民党人士，并邀何遂参加“聚义”。旋赴南方活动反袁，护国运动后居住上海。孙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次受挫，皆因革命的武力太弱小，打算走一“曲线革命”道路。恰曹锟以私人关系招他去保定，遂北上任曹锟的军官教导团团长、卫队旅旅长，后任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
孙岳的“曲线革命”主张，代表了护国运动后北方一部分原革命党人的思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比南方受到更大的压抑，因为北洋军阀的势力长期在这里发展，盘根错节，爪牙遍布。况且，辛亥革命留有“运动军队”的传统，对他们不无影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已越过了它的峰巅，他们的活动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领导，往往流于盲目和分散。当他们不得不在军阀的营垒中苦闷地存身时，只好以古人“忍辱负重”的精神来宽慰自己。孙岳、胡景翼是这方面的两个典型。
1917年6月，“辫帅”张勋率十营军队、约三千余人由徐州北上，借口调解北京政权内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交恶”，经天津到北京策划清帝溥仪复辟。孙岳等分析北京政局与张勋动向，认为将有大事发生。7月初，“丁巳复辟”事出，把11岁的溥仪又捧上了皇帝宝座，张勋踌躇满志地当了“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孙岳、邓宝珊深恨张勋之倒行逆施，计议推翻复辟政权。孙岳派邓宝珊赴天津联系冯玉祥。时冯玉祥部队正与“辫军”战于万庄、黄村之间，邓宝珊在万庄车站追上了冯玉祥的部队，冯在一棵大树下的破庙中接见了他。冯玉祥告诉邓宝珊，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已经在通州挂起了龙旗拥护复辟，讨逆军进攻北京将遇到障碍。邓宝珊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去说服张锡元，使其反正，共举义旗。冯玉祥很高兴，立刻写了一封信，交邓宝珊带给张锡元，并派骑兵护送邓宝珊一行去通州。邓宝珊在通州说服了张锡元，约定共同进攻北京，届时冯军攻右安门，张锡元攻左安门。张锡元的反正，影响了驻南苑的陈光远，陈原也挂了龙旗，此时写信向冯表示忏悔，请冯原谅，并说等冯军进入黄村，他的部队即向永安门进袭。12日，讨逆军于凌晨向北京发起进攻，接连克服重要据点。下午1时，枪声戛然停止，大势已去的张勋乘汽车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退位，逃往英国使馆，民国史上又一出复辟丑剧，仅仅12天便宣告结束。
事后冯玉祥见到张锡元，问张为什么转变那样快。张锡元说，多亏邓宝珊向我点破玄机，向我说明段祺瑞耍的把戏。原来，邓宝珊见到张锡元后对他说：“段芝泉和黎总统为了解散国会的事闹别扭，赌气出了北京，不好回去，只能耍个手段，把张勋这个傻子弄出来复辟，他再把张打下去，就好以‘三造共和’（一指废除清帝，二指推倒洪宪，三指这次讨平张勋复辟，段在这些活动中都进行政治投机得到成功）的名义回北京独揽军政大权。你也不想想，张勋不过两万来人，没有‘背景’，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在全国一片‘讨逆’、‘护国’之声，你如不立即反正，很快就身败名裂了！”张锡元昕了这番话，马上表态反对张勋。
孙岳夫人崔雪琴，渐对邓宝珊有所了解，知其眼下并无妻室，适其妹崔锦琴文君新寡，便一心要撮合邓宝珊与崔锦琴订婚。孙岳对此事亦十分赞成。经孙岳夫妇介绍，二人遂订秦晋之好。崔雪琴长于交际，在当时京、津权要的“夫人圈”中很有人缘，是孙岳的得力助手。在北京政变中，她亦出了内助之力：政变之夜，她与曹锟之妻等彻夜打牌，用以麻痹曹锟等人。由于受其姐姐影响，崔锦琴也十分支持邓宝珊的政治活动，后来全力帮助邓宝珊成就事业。邓宝珊的这次“政治联姻”进一步密切了他和孙岳的关系。邓、崔后于1922年正式结婚。
协同张义安发动三原起义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借反对张勋复辟，捞到了“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再次组阁。当时的国务由段氏独裁，加强了北洋军阀的军事专政，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此，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起了“护法”旗帜，和北洋军阀展开了斗争。
陕西民党人士不满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又深受其走狗陈树藩的压迫，密议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当时陈树藩凶顽毕露，他在陕西压迫剥削人民的一套办法，比陆建章有过之而无不及，广大群众的不满，冲天载道。这样，一场“反段倒陈”的斗争，又在陕西掀起。当年12月3日，高峻、焦子静在白水宣布独立；10日，耿直在西安发难，结果失败；同月中旬，郭坚、耿直在周至县树起了“靖国军”旗帜。郭、耿分别任正、副司令。
陈树藩调动大军扑灭各处起义。其主力部队是曾继贤、刘世珑两个旅。因穷于应付，陈树藩又调胡景翼团北上参加“进剿”。当陈树藩调兵西向，进攻郭坚、耿直的靖国军时，反陈民军因装备很差、缺乏训练，作战一再失利。这时，陕西进步力量把希望寄托在胡景翼身上。1918年1月，张义安、董振武、邓宝珊策划发动的三原起义，为促进胡景翼公开反陈及“陕西靖国军”的正式建立，创造了条件。
在“倒段反陈”斗争的酝酿阶段，胡景翼已去函要邓宝珊尽快归陕。1917年冬，邓宝珊经过绥蒙、陕北回到胡部。胡即把他安排在三原的张义安备补营当教练。
胡景翼思想深沉、处事谨慎，不愿贸然举事反陈。其时驻在凤翔的郭坚，被陈树藩进攻甚急，便给胡景翼写信，内容只有16个字：“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不免。”郭坚出身“刀客”，此信颇反映其放荡不羁的性格。胡接郭信，便放松了军事行动。耿直、郭坚相继由胡景翼的防区向蒲城、富平方向撤走，从而引起陈树藩对胡景翼的疑忌。一面扣留已允诺发给的枪械弹药，一面严令其向蒲、富追剿耿、郭二部。陈树藩的心腹旅长曾继贤率该旅最能战斗的严锡龙团进驻三原。
陈树藩早认定张义安、董振武、邓宝珊“亦民党健者”，多方打击，此时欲去不能，乃嘱曾继贤、严锡龙对他们严加监视。张义安等就是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发动三原起义的。
张义安（1888～1918），名养诚，以字行。陕西富平到贤镇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他幼年时家庭贫寒，曾为人佣工。清末，应募人陕西新军，始乘暇读书，后转赴省会入学校习农，得与胡景翼、李仲山诸人结纳，加入同盟会。陕西辛亥起义，张义安时在三原，闻讯只身入西安参加战斗。民国初年，辞军职偕胡景翼等赴日留学。值俄蒙协约消息传出，留日学生组织“征蒙军”回国，张义安毅然加入返沪。由于袁世凯的镇压，“征蒙军”被迫解散，张义安乃人北京大学半工半读。旋归里，后任胡景翼部学生连连长，三原起义前擢备补营营长。张义安富有爱国思想与革命精神，常以亲身感受激发士兵热情。在训练中，他身体力行，自作榜样；生活上与部下同甘共苦，待之如兄弟。由于士兵对他的信任与爱戴，所部成了胡景翼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单位。
董振武（1893—1919），又作振五，名威，以字行。陕西扶风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曹寅侯所率的敢死队。1911年年底于保卫凤翔的战斗中率众勇敢追击敌军，直奔二十多里，消灭清军三百多，革命军中一时有“人人争识董振武”之况。其在反袁护国斗争中的事迹，多与邓宝珊有关，前已述及。他也是陕西近代民主革命的烈士。
当时，三原城中张义安的部队只有四百多人，而曾、严兵力超过千数。曾、严一到三原，就勒令张义安部移交城门的防务。张与董振武、邓宝珊商议后立即将东、南、北三个城门的防务交给了曾部，不使其有所疑忌。仅要求保留西门。
起义前约四五天，曾继贤迫令张义安刻日出发往富平会合本团，不得迟滞。张义安又以开拔需作准备，要求宽限几天。俟后张义安与邓宝珊、董振武、王诚斋在营部附近某染房内一间小屋里密议。起义迫在眉睫，这是张义安与董、邓诸人的一致看法。分析具体情况，他们认为一旦开拔，就失去了消灭曾旅、取得武装的机会（当时张义安营只有快枪百余支），而陈树藩取得三原这个据点，对“反段倒陈”的各部力量威胁更大。以全国形势看，护法运动已掀起半年，而陕西护法斗争尚未形成声势，只有先将曾继贤、严锡龙的部队迅速消灭，建立三原根据地，统一陕西各路护法力量，斗争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
议定之后，立即作了缜密的战斗准备：
第一，以拉运辎重为由，呈请曾继贤下令，向三原县征骡马大车十辆，把打扫驻地环境卫生的杂物尘土填满车厢，停在街道要隘，以备战斗时作为路障之用。
第二，张贴布告，令本营官兵在三日内送还借用商民物品，清理商号欠款。从即日起购买物品，一律现款交易，不准拖欠，做出积极开拔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使其疏于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