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的来到了一幢单元楼前，楼前没有挂任何招牌。女孩把我们领进了一间房屋，房屋里只有一张床，铺着白色的床单。她介绍说，在这里住院，既省钱又方便。我们几个人都可以住在这间房屋里。然后，她走出去了。
我们疑惑地看着这间陈设简陋的“病房”，一张靠墙站立的桌子只剩下了三条腿，墙上张贴着一张陈旧的宣传画，一个肥胖的女人身边站着一个同样肥胖的小女孩，她们看起来就像相似形，宣传画的下端是一行猩红色的字——只生一个好。
我走出去，看到对面的房屋里放着一个立式木柜，上面的方格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瓶子，瓶子里装满了药物。女孩正在里面忙碌着，一会儿看着瓶子上的标签，一会儿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我回到房间里，女孩也进来了，她拿着一张手写的病例单，微笑着说，第一个疗程的医疗费是两万八千元，全市最低价，先把钱交了吧。她笑得非常甜，一张脸像花朵一样绽放出真诚和妩媚。
阿莲拉开了手提袋，我挡住她说，我们不在这里住院了，你这里不能让人放心。我抱起娜娜，走出房门。
女孩突然拉下了脸，凶巴巴地说，我们这里怎么了，这么低的价格你到哪里还能再找到？
我一句话都懒得和她再说，就走出去了，阿莲和芳婷跟在后面。
我们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心中既愤怒又痛苦。
娜娜在我的怀中说，叔叔，我得什么病了？我住院了，还怎么上学啊。
我的眼泪差点流下来，连忙转过头去，看着别处。
后来，我去那家医院暗访，才知道，那个所谓的教授，其实是一个兽医。在牲口渐渐稀少的今天，他难以糊口，就披上白大褂，摇身一变就成了血液病专家。而那家医院的所有科室都承包给了个人。承包人可以随意从社会上聘请医生护士。医院不管他们聘请的人是否有医术，出现了医疗事故也一概不管，医院只管每月收取一定量的钱。
而那个女孩，是兽医的女儿。带着我们去的那家病房，是他们租用别人的。就在那间房屋里，先后有三名产妇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我以前只知道医疗系统里存在着黑幕，我没有想到黑幕会如此之黑，如此之深，如此之令人痛心。
我们茫然地在大街上走着，不知该往哪里去。
我想起了报社跑医疗系统的记者，打电话询问，那名记者说，最好是去福州总院。那是全福州最好的医院。
后来，娜娜就在福州总院住院治疗。她再也没有返回学校。
那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阿莲和娜娜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阿莲所有的存款只有十万元，在娜娜住院治疗的第一个月，十万元就全部送进了医院。然后，她托别人卖掉了福州和福清的房子，由于急着出手，所以卖价都非常低廉。
那些日子里，钱像积雪融化一样，很快地就变成水流走。那些维持生命的昂贵的药品，带着微薄的希望，注入娜娜的体内，与恐怖的死神抗争。阿莲每天要花费数千元。
就像白血病这样的疾病，一个富贵的家庭也难以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一个普通的家庭。我记得曾在西安一所医院见到的情景。一位来自山区的老人当听说要医治自己的疾病需要花费两万元时，就拉着儿子的手默默地走出医院，我问他为什么不治疗，老人回答说，要花费两万元，还不如让他死了好。他这次来西安的路费还是借别人的，等到秋后卖了庄稼才能还。
我经常会去医院看望娜娜，一向很活波的娜娜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像一个布娃娃。她大大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眼睛里有一个孩子不应拥有的忧伤。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患有什么病，也许知道了也不会明白这种疾病的严重。在那些日子里，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去上学啊？
有一次，医生在为她做骨穿刺手术时，她看着床边流泪的阿莲，居然安慰说，妈妈，不痛的，很快就好了。她的身上有着一般孩子所没有的坚强。每次医生在为她挂吊针时，她疼的眼泪汪汪，但是从来没有哭过一声。
阿莲说，上天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女儿，现在为什么又要把她带走？
夏天来临了，由于不断地化疗，娜娜身体变得越来越胖，头发也全部脱落了。她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为了节省每一分钱，阿莲没有给她买衣服，每天只是用浴巾包裹着病床上的她。我买了新衣服送给娜娜，娜娜接过衣服抱在怀中很开心地笑了，她说，这么漂亮的衣服，留着我上学时穿吧。我现在在病床上用不着。说得我们都留下了眼泪。孩子不知道，她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迈进校门了。
我们每天都抱着一线希望，我们同心协力，我们拿出全部的勇气来同病魔作战，我们幻想着会有奇迹发生，会挫退病魔，把娜娜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从病魔手中夺回来。
连续几个月里，阿莲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房一步，她变得形容枯槁，瘦骨嶙峋。有一天晚上，她靠在我的肩头说，我快要支持不住了，我快要不行了。我好累好累啊，从身体到心灵，都极度疲惫。我轻扶着她的腰背，安慰着她，一转头，突然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医生说，治疗这种病，需要三个疗程，然而，五个月后，第二个疗程尚未结束，阿莲已经囊空如洗。她的存款，朋友们的捐助和借款，还有出售两座房子的钱，全部送到了医院里。娜娜仍然生命垂危。
娜娜出院是在初秋的一个黄昏，那天刮着很大的风。天气预报说，本年度最大的一场台风要来了。大街小巷都张贴着鲜红色的告示，上面写着关紧门窗提早回家等等注意事项。大街上行人稀少，少有的几个行人也都步履匆匆。树叶纸屑和塑料袋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风吹打在脸上，有一种冷冷的硬硬的痛。
阿莲再也无法支付每日昂贵的医药费，她已经囊空如洗一无所有，她唯一拥有的，就是患病的娜娜。她背着一个布挎包，挎包里是她所有的家当。几件衣服，她的和娜娜的，还有娜娜的课本。我抱着娜娜，她在我的身后默默地走着。
娜娜安静地伏在我的怀中，似乎很累很累，她望着已经陌生了的街道，眼光柔软无力。没有钱，娜娜被迫出院。疗程尚未结束。
我带着阿莲和娜娜回到我租住在韭菜巷的单元房里，曾经生活在富裕与奢华中的她们已经无家可归。不知道娜娜的生命是否能够得以延续，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知道这种无家可归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许多天后，我还能记得那夜的台风。那夜，台风登陆福州。天地间一片灰暗，只有呼啸的风怒吼着从一条条街道里，从一幢幢楼房间，从一棵棵树梢上掠过，它像一个疯狂的巨人，对着阻挡它的任何东西拳打脚踢，咆哮不已。它把楼顶上的广告牌一脚踢到地上，把一路经过的树枝都扯断，把那些低矮的房屋一脚蹬翻。它跌跌撞撞地一头碰在高耸的大楼上，痛苦地厮声叫喊，它抱着高楼使劲摇撼，想让它们化为齑粉，然而无法达到目的，它就老羞成怒，把每一家窗户的玻璃都砸碎。然后，余怒未消的它继续在福州的街道上游荡，步履踉跄，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破坏着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
风力刚刚减弱，暴雨紧跟着就来了。先是一颗一颗，急速地从天而降，凶狠地砸着地面和楼顶，砸出一片爆豆般的声音。接着，雨点密集，像千军万马纷至沓来，像山洪暴发奔泻而下，像天崩地裂势不可挡。锯齿般的闪电劈开了黑沉沉的天空，将高楼和天宇连为一体，照亮了窗外惨白的雨帘，照亮了在风雨中痛苦挣扎的树木。闪电过后是雷霆万钧，雷声在天空中炸响，一幢幢楼房在恐惧中颤抖着……
我和阿莲坐在房间里，望着窗外惊天动地的风雨，窗和门都关得很紧很紧，我们力图把恐惧关在门外，然而，每一声惊雷都让我们的心缩成一团。借助着闪电，我们看见楼下那棵高大榕树被大风吹得歪歪斜斜。我们担心雷声会惊醒酣睡中的娜娜，走到床边一看，娜娜居然睁大着眼睛，她一直没有睡着。她在想什么？
那天夜晚，在风雨飘摇中的那间房屋里，我们一夜无眠。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怀着沉重的心思，坐等天亮。
天亮后，大街上人声鼎沸，到处都是被狂风刮倒的树木，一棵又一棵，歪倒在昏黄的积水中。上班的人卷起裤管，艰难地涉水而行。空中还在下着朦朦细雨。
那场台风一直肆虐了三天。三天过后，云散雾开，而福州已是一片狼藉。
三天过后，阿莲一定要搬走，她说，她不能影响我的生活，她搬倒了仓山的一间民房里。而仓山，是福州最贫穷的地方。一间间低矮的简陋的房屋环拱着一幢幢高大的厂房，那些房屋里租住着众多的打工妹。
仓山距离我上班的报社很远很远，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参与报社一些重大的策划，经常要出外采访，我们见面的次数便渐渐减少了。
阿莲离婚的消息我是听芳婷说的，倔强的阿莲从不会在我的面前表露出软弱，也从来不会轻易对我说她的痛苦和伤心。
芳婷说，就在阿莲和娜娜搬迁到仓山后的一个月，她的老公陈林峰从日本回来了，他是回来办离婚手续的。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矮小的日本女人，那个日本女人四十多岁，脸上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厚厚的脂粉也难以掩盖她的庸俗和老态。那女人浑身珠光宝气趾高气扬，看人时总是偏着头斜着眼睛，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他们手挽着手在街巷中走来走去，唧唧呱呱旁若无人地用日语交谈着，丝毫也不顾及旁边人们的侧目鄙夷。听说那女人是日本北海道一家财团董事长的女儿，她比陈林峰要大二十多岁。
陈林峰提出和阿莲离婚，就在阿莲租住的那间民房里。那个日本女人站在屋外的阳光下，斜着眼睛看着阿莲居住的陈旧低矮的房屋，脸上带着嘲弄不屑的神情。陈林峰没有坐，事实上那间房屋里连一张凳子也没有，要坐也只能坐在咯吱吱乱叫的床上。陈林峰用蹩脚的汉语对阿莲说着，还时不时地夹杂几句日语。他说，他不说汉语已经很久了，他已经忘记了汉语。
阿莲神色平静，她一直在望着陈林峰，用那种空洞的眼神。没有喜悦没有悲愤。她好像在听陈林峰说着别人的故事，她好像不认识陈林峰。陈林峰异常惊惧，她不敢与阿莲的眼神对接，他望着屋顶，用盛气凌人掩盖着自己内心的恐慌。娜娜睡在床上，她已经骨瘦如柴。
陈林峰说，我什么都不要，房子存款都给你。
阿莲一言不发。
陈林峰说，女儿也归你。
阿莲还是一言不发。
陈林峰尴尬地笑了笑，说，你只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就行了。
阿莲依旧一言不发。
陈林峰拿出一沓钱，放在床上，说，我知道你以后生活辛苦，这些钱留给你吧。
阿莲突然拿起钱，扔在陈林峰的脸，她说，钱拿走，字我签。
阿莲就这样离婚了，四年的婚姻留给阿莲的只有一个病残的孩子。婚姻是一场赌博，在这场赌博中，阿莲输光了自己的所有。
那些日子里，由于工作繁忙，我和阿莲都是用电话联系。我很少去她租住在仓山的家。每次去看到这一对患难中的母女，我都暗自落泪。娜娜越来越消瘦，头发没有再长上来，她的皮肤苍白得几乎透明。每次去她都缠着我，要我讲故事，她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膝盖支着下巴，眼睛亮晶晶地。然而，她听不到几分钟，就睡着了。我把她抱放到床上，悄悄地擦去眼泪。
阿莲很少说话，她脸颊塌陷，头发干枯，神情木然。25岁的她看起来像52岁一样苍老而疲惫。
每次去，我都会偷偷地揭开锅盖，看看这一对母女在吃什么，她们除了青菜就是土豆，连豆腐都没有。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偷偷放在娜娜枕下，然后离去。
那年的九月份，我一直在闽北采访。闽北的十万亩山林被有关部门强制拍卖给了个人，而这个人竟是当地林业部门的领导。通过采访，我还得知了这位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所谓领导伪造档案和文凭混进了公务员队伍，靠行贿而获取了显赫职位。而在他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官场利益链条。我走访了上百位知情人，记录了几万字的采访笔记。回到福州，写好稿件，准备刊登。然而，我前脚回福州，他们已经后脚跟来。他们开着一辆三菱越野车，车上放着50万元，他们把50万元放在报社领导的办公桌上，请高抬贵手。报社领导收下了钱，将我的稿件放置在垃圾箱里。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我想象过自己好多次在报社大吵大闹揭穿黑幕然后摔门而出的壮举，但是，为了生活，我只能委曲求全。我不想再去采访，不想再冒着生命危险去做那些轰动的稿件。我学会了得过且过。
有一天，我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想心思，突然接到报社电话，一位本地女子通过和一名台湾男子假结婚，想私渡去台湾，被边防派出所抓获。我不想去采访，我对这个报社已经失去了信心，我在随时等待着机会离开。可是，他们说，这种稿件只有我做才最合适，因为里面有情感的成分。推辞不过，我只好去了。
在派出所，我见到了破获此案的民警，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说，那个男子是台湾高雄人，在福州一家外企做工程师，已经50多岁了，台湾有妻子。而那个女子是福州本地人，25岁。
我说，带那个女子进来，让我见见，我想采访，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子都喜欢去外面？
门外想起拖沓而冗长的脚步声，那名女子进来了。我没有想到，她竟是阿莲。
阿莲说，台湾男子就是经常去她家的那个皮肤黝黑的人。他很好，人很善良。她并不想和他结婚，他有家庭，她不想破坏他的家庭。她只是想让他把她带到台湾。她没有文凭，在福州找不到工作，她想去台湾打工，台湾工资高。娜娜患病期间，她借了别人好多钱，她要去台湾打工赚钱。
我问，娜娜呢？
阿莲迟疑了一下，说，死了。就在上个月。
看着满脸愁苦的阿莲，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阿莲走出去后，我悄悄地问民警，阿莲会受到怎样地处罚？
民警说，最少要判半年劳教，劳教地点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
此后，阿莲去了闽北。
在我离开福州前，我曾经专门去闽北所有的劳教农场找过她，警察们都告诉我说，没有叫林凤莲这个名字的人。
从她的朋友那里，我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她是否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