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老舍是在伦敦居住五年，接触英国文学，才成为作家的。很少有人了解是异国生活的孤独寂寞，才把这个中国年轻人逼上写作道路。
老舍的父亲是旗军，每月仅三两饷银，全家生活本已十分困窘。庚子之役，父亲死于北京护城之战，结果连这点收入都消失了，全家靠母亲缝补浆洗得些收入，免于成为饿殍。长子舒庆春好不容易读些书，成为小学教师，在民国初年，这是个受人尊敬的工作，报酬还算不错。1922年老舍受洗入教籍，并到燕京大学从师埃文斯(Robert Kenneth Evans)学英文。此人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即今日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ＳＯＡＳ)校外考官，由他介绍给北京西城区礼路胡同的伦敦教会伍德小姐，聘为东方学院老师，任职五年。因此，1924年9月，25岁的老舍来到伦敦。
老舍的工资一直没有增加，直到1926年夏，老舍才给东方学院院长写信要求提薪。信中说：“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250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措辞虽不亢不卑，但窘迫之情可见。
同时，老舍也尝到了异国生活孤寂的滋味。他后来说：“据我看，一个人即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与他们交朋友……至于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这话有道理，只有像徐志摩那样肯在结识名人上下功夫的人，才有可能在伦敦社交界撞开一条给东方人的缝。
老舍在伦敦的朋友，主要是一些中国学生，当时有“六君子”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但老舍最好的朋友是许地山。那时许地山已是成名作家，而老舍尚未敢做作家梦，连个“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两人相知甚得，无所不谈，甚至能在街上站着谈三四个小时。可惜许地山不久去了牛津，只能偶尔来往。
少朋友，难得旅行，很少外出，对于这个聪明而刻苦的27岁的青年来说，可能不是坏事。老舍后来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承认：“27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
在伦敦的生活，首先创造了一个把个人经验转换成文学创作所必需的“观照距离”，一个从新的角度加以审视的可能。但充裕的独处时间，也是必要的。文学是一种极为孤寂的事业，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据说是灯塔看守人和小说家。当“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老舍就“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而学英文的压力，也迫使他拼命地念小说。在众多作家中，他渐渐迷上了两个人——“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而康拉德，“他的结构方法逮住了我”。
在伦敦的第二年，他用三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取材于他在北京的小学教师和草根群众的政治社交活动。写完后，许地山正在伦敦，许读完后大笑，大约没想到这个谈吐颇为机灵的青年写作也那么幽默。老舍问他评价如何，他不置可否，代为寄到上海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处。两三个月后小说就发表了。这几乎是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其中的夸张带着明显的狄更斯标记。一年后，老舍完成第二部长篇《赵子曰》。又一年后，完成了以伦敦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二马》。在这部小说中，马氏父子与英国妇人花花哨哨的爱情纠葛，明显不是“写实主义”，是老舍在孤独的想象中填补生活的缺陷吧。
1929年6月老舍结束在英国的教职，去欧洲旅游，并续写《二马》的下半部，依然是爱情小说，名之为《大概如此》。原计划改用巴黎为背景，写成四万字。此后老舍追寻康拉德小说的轨迹，到了南洋新加坡，这部小说搁置一边而永远没有完成。
老舍后来有文《五四给了我什么》，其中说他动笔写作的原因是：“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固然那些年代本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谁敢不说违心话？但老舍的“苦汁子”可能真有其事。
老舍在伦敦还有一件“趣事”。他为数不多的洋人朋友中，有一个怪人埃杰顿(Clement Edgerton)。此人下了15年功夫，译出了《金瓶梅》，是至今英文唯一译本。初版时，尚为英国书刊检查所不容，因此“猥亵”段落全译成拉丁文，似乎专供懂拉丁文的牧师们享受，也许罗马文学中色情描写甚多。扉页上写了题献给“好友C. C. SHU”。前言中又说“如果没有好友舒庆春的慷慨帮助，恐怕不敢担此重任”。但老舍的任何回忆从不提此事。须知《金瓶梅》德文版出版时，中国留德学生示威抗议，差点把译者库恩先生揪出打一顿，罪名是污蔑中国人。这么说，老舍的小心也有道理，至少直到“文革”，红卫兵看来不知道此事。
据说老舍在跳湖自杀前，在岸边犹豫了一整天。如果加上“译淫书有辱国体”罪名，又如何？或许就下决心不死了，因为《金瓶梅》至少说明世态无常，宠辱易变，大可冷眼观之。
追记：给老舍先生算账
现代作家，经不起算家账。已经有不少人给鲁迅算账，证明他不是无产阶级。当然恩格斯是资本家，马克思靠资本家恩格斯接济。本人是否无产，依然是个重要问题：说明他们的思想，究竟缘思索而来，还是“自然形成”。
那么为什么要给老舍算账？因为关系到本文主旨：伦敦如何把老舍变成作家。
老舍成为作家，是伦敦生活逼成的——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在伦敦的生活孤独，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文化，细细读英文小说，这才造就了他。
但是至今大量的老舍传记，说老舍在伦敦穷愁不堪，受帝国主义剥削。生活造就老舍的爱国主义，恐怕就是我们自己读书不细了。
老舍在东方学院，1924年刚到时，老舍25岁，工资是年薪250镑，1926年他要求增薪，学校加到年薪300镑。250镑究竟多少呢？由于近一个世纪来英镑币值大变，而中国货币换过几朝，因此无从比起。
我们先从汇率说起。《二马》说伦敦一把茶壶，5镑半，合中国货币60元。那就是说，一镑大致12元，民初币值相当稳定，这就给我们一个推算的基础。
1920年，老舍21岁时，任京师郊外劝学员，年薪1800元，工资实在太高，生活就“堕落”了。此后信教忏悔，到中学任教，年薪600元，就变成了好青年。这才被Evans牧师看中，推荐到东方学院。所以，老舍在英国的年薪，合3000元至3600元。奉养老母足够，在中国绝对是高薪阶层。
那么老舍的工资，在英国如何？正好我手中有卜立德（David Pollard）教授的文章《老舍穷而后工吗？》（《香港文学》2003年9月号，45-47页）。他提出的有的证据，我已经注意到了，例如《二马》里说房东家小姐，在帽铺工作，“一个礼拜挣16个先令”，也就是年薪41镑！
可能老马小马，都有点瞧不起傲慢的房东母女。小说中给老马做事的李子荣，一个礼拜3镑工资，年薪就是156镑，抵上老舍工资的一半。
卜立德先生还引了社会统计，1929年男性白领工人平均年薪200镑。领信者年薪在250镑之上，与年薪在250镑之下的比例，是1∶9。这也就是说，老舍的薪水，在当时的欧洲，是小康以上。
如此算账，对理解老舍肯定有好处，对理解当时的留学生，也很重要。事实上，除了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其他都是富家子弟，所以在《二马》中称为“留学生老爷”。其标准，据《二马》里说，是每个月有20镑，一年花240镑。
官费生的奖学金也不会很少，刘半农喊苦，是因为一份奖学金要养活一家五口在伦敦的生活。傅斯年一个人生活，就可以常常看戏，准备改造中国戏剧。
留学史考究到这个份上，才开始弄懂一些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