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4年夏天，27岁的罗宾生·杰弗斯带着他的新娘乌娜·库斯塔准备去英国。杰弗斯18岁时，与乌娜陷入热恋，但乌娜是有夫之妇。十年苦苦追求和等待，这对恋人终于如愿以偿，应当是享受青春幸福的大好时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切都变了。“马车转过头，转上了蒙特利山峰”，杰弗斯后来写道：“我们透过松林，透过海雾，看到了卡美尔海湾，很明显，我们不自觉来到了我们不可避免要到达的地方。”
20世纪初，加利福尼亚是远离美国文化中心的地方，而卡美尔海湾更是一个峰峦峭拔、岩礁森立的荒莽之地，只有“无数世纪的暴风雨在礁石上留下签名”。这对夫妇在这里找到了他们一生定居之家，而杰弗斯的诗歌也在这里找到他的风格，甚至杰弗斯的哲学也在这里找到了背景。在他们的住房旁边，杰弗斯亲手用石头建造了他的书屋“鹰塔”，并在这里写出了他那些独辟蹊径迥然不群的诗。
他不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1912年他自资付印的诗集《壶与苹果》(Flagons and Apples)无人问津。即使在西海岸定居后，他的第二本诗集《加利福尼亚人》(Californians)归于同一命运。那几年正是美国“新诗运动”敲起开场锣鼓之时，诗坛上空新星群灿烂地爆发。不奇怪，杰弗斯缺乏个性的早期作品得不到一席之地。三十而未立，他感到苦恼。但在鹰塔里，面对太平洋海岸壮丽瑰奇可畏的景色，他埋头苦练十年。1924年长诗《塔马尔》(Tamar)以极少印数问世，终于将独树一帜的杰弗斯风格展现在人们眼前。次年，这首长诗加上一些短诗正式出版。《塔马尔及其他》几乎一夜之间轰动整个美国诗坛。此后，杰弗斯几乎每年要出一本长诗与短诗的合集。1938年厚达620页的《自选集》(Selected Poems)出版，达到他诗名的最高峰，他被公认为美国现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翻开他的诗集，加利福尼亚海岸气象万千的瑰美景色在他的诗中得到一种气势沧沛的表现。我们能读到这样如幻梦一样炫目的诗句：
五颗行星，一弯新月，
像金色的梯级从大海橘红的天际
高高升起，攀进暗蓝色的天穹。
也能读到这样健劲的描绘：
宏伟的天山在洛博斯角上空堆积，
幻成晚霞，
在今夜风暴的墙上绘出燃烧的图景。
在他的笔下，太平洋的巨涛捶击花岗岩的鼓；而夜里，金色的月光裹卷着星星漏过云缝；当西天点燃了火炬，退潮就从岩礁上滑下去，使它露出水淋淋的肩膀；而海豹在嗥叫时，海鸥的翅膀在空中编织着“神圣的多余的美”。
二
如此壮美的诗句，现代美国诗人没一个人能写出。
但是念下去，念下去，这些美景往往只是一首诗的开场。杰弗斯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之所以不可不论，更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用最阴暗的诗句诅咒现代文明的诗人。
我们可以看《大拖网》(The PurseSeine)一诗。这首诗上半部分描写加利福尼亚渔民与大海搏斗的情景。杰弗斯写到鱼的尾巴像彗星那样有黄光闪闪的火焰，写到海狮在黑暗中叹息，而夜的高墙笔直地升起顶住星星……然后下半部分笔头一转：
我们开动了机器，把一切锁进相互
牵制之中，我们建起大城市；
现在无处可逃遁。
不必惊奇，我们当然明白文明总要
朽败，而生命尽头是死亡。
因此，自然景色的描写只是一个背景或一种比喻，说明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杰弗斯对社会的憎恨，与他对自然的爱一样强烈。让我们读他最悲观的宣判：科学是反自然的，因而也是反人性的，忘乎所以的人类终将以悲剧下场。
在1912年前他最早写的诗中我们见不到这种情绪，避世十年后他看到的却是：
城市将沦毁，人类少了，而鹰将越来越多，
河流从源到头都那么清纯。
这就是他站在加利福尼亚美丽的海岸上给人类文明做的预言，因为他相信“文明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疾病”。
这马上让我们想起《老子》中对文明的诅咒。的确，杰弗斯对道家著作爱不释手，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课题。在杰弗斯手中，道家与尼采哲学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契合。
文明的崩溃将是“缓慢的，悲剧性的，肮脏的”，但只不过是世界总历史中的一个插曲。改造是无益的，斗争只造成更大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回到尼采式的个人主义。“让每个人尽可能方便地离开它……别去理睬这文明，而尽其所能锻炼自己的本能和自制力……”不仅是回到道家无为而治，任万物以自然。杰弗斯是第一个把尼采与道家哲学组成一个完整世界观的诗人。
大自然在他的诗中不仅是人类肮脏而悲惨的命运的对比性背景，也是个人躲开文明逋逃的渊薮。现代文明最缺乏的东西：生存力，充斥在自然界之中，而其代表物则是两件东西：鹰和岩石。鹰是迅疾勇猛无畏的动力性象征——在诗剧《超越悲剧的高塔》中他称自己为鹰：
我拉断了罗网，
飞翔，像个重返自由的鹰
而岩石则是坚韧、持久和永恒的象征：
……人类将被一笔勾销，欢乐的大地
死亡，壮丽的太阳
瞎了眼死去，透心发黑：
但石头已屹立千年……
——《致采石工》
一只鹰栖落在危岩顶上，是“未来的标志”。杰弗斯直言不讳，他的目的就是“提出一种哲学态度，可称为非人本主义(inhumanism)，就是把着重点，把意义，从人转到非人”——摆脱人性，排除社会，溶化于自然，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生命存在下去的意义甚至可能性。在“非人类中心”世界观上，杰弗斯预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
三
这种观点，杰弗斯并非始作俑者。自作为工业革命之反动的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后，无数诗人都以返回自然为拯救堕落的人世之唯一的办法。与杰弗斯同时代的一位美国批评家说过：“诗人是文明社会中的半野蛮人，他行走方法有如螃蟹，是倒行的。”不过像杰弗斯这种反人本主义的自然崇拜，而且用如此惊世骇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当时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杰弗斯这种哲学是怎么形成的呢？仅仅是加利福尼亚海岸苍凉的景色和孤寂生活所致吗？他不是和他钟情的乌娜自己挑选这生活方式的吗？是出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憎恨吗？他不是在大学时代攻读过医学、林学等多种现代科学吗？
应当说，这是一次大战后美国思潮的极端表现。在保卫文明和爱国主义名义下进行的这场血腥的战争，最后暴露出可耻的掠夺性本质。对现代社会之失望，成为美国整整一代作家创作的主题。
虽然20年代美国出现了暂时性经济繁荣，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为这几年赢得了“爵士时代”(The Jazz Age)的称号，但杰弗斯的诗和迷惘的一代其他作品一样，向人们指点出，大战所暴露的现代社会朽败的趋势并未消除。从这点来看，杰弗斯这一阶段的悲观主义是有一定意义的。
看到美国在庸俗的模子里成型，黏厚
地凝结成帝国，
抗议只是溶液中一个气泡，冒破了，
叹一声，大团物质变硬。
这就是他的名诗《闪耀吧，正在毁灭的共和国》的开场，他看出繁荣得光彩耀眼的帝国只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光华”。
时代往前，他只能相应地步步后退。30年代末，局势发展到一个危险的转折点，法西斯主义征服世界的企图日益明显，美国在东西两边都面临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一向不问政治的杰弗斯也哀叹他的诗“像钉在硬纸板上的蝴蝶一样，被当代历史的疯狂钉上日历”。但是他的诗政治内容是孤立主义——不参战主义。1940年他的诗集《向太阳发怒》(Be Angry at the Sun)收集了那几年之内他在迅速发展的局势面前无可奈何的呻吟：
他们在化旧恨为新仇；他们说的都只
是回声的回声。
当心别站到哪一边去，仅仅旁观吧……
——《灵魂的荒漠》
美国应当“像山在风中一样不为所动，无论是罪恶还是罪恶之惩罚，都别参加”。在当时，孤立主义不得民心，使他正在峰巅上的诗名从此一落千丈，一蹶不振。
没有正义，没有真理。正义导致毁灭，而恐怖是真理的报酬——怀着这样的虚无思想，即使杰弗斯笔下那伟大的万能的大自然也不得不充满了失望的呼喊，可能存在的唯一救星就只剩下死亡和忘却。于是他赞美“死者的思想”，因为只有他们才“摆脱了软弱”。
带着这样一团漆黑而且四处碰壁找不到出路的悲观主义，他孤寂地度过他的余年。
而到60年代初，他逝世时，卡美尔海岸已成了游人如织的繁华世界。
四
杰弗斯诗歌的艺术光彩，在当时吸引了许多读者，在今天读来仍凛然有生气。这种矛盾并不是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在阴暗的虚无主义背景上，他赞美大自然的诗句气势雄放，笔锋四射，展现着速度和色彩，震颤着令人惊怖的美。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许多作品采用惠特曼式的长行自由诗，这种仿佛是散文分行的无韵的长行，有一种波浪似的稳定的起伏。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把杰弗斯归于现代派，但我们仔细读他的诗，发现他与当时的先锋诗人颇有些不同之处。他的诗歌语言明白易晓，意象晴朗清晰。竭力想逃开他称之为“卑微、狂乱、抽象、不真实、离奇”的时风，他坚持走相反的路子：“开拓实质和感觉，开拓物质和心理的现实。”
诗歌的神秘之火被具体地感觉并且理解。现代美国文学史著作一般都认为杰弗斯是个现代派诗人，这恐怕主要着眼于他那种反社会态度。
当代美国的“反资本诗人”，视杰弗斯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为先驱，他们不一定欣赏杰弗斯的尼采色彩，但无一例外接受了他的“道家式对文明的鄙视”。杰弗斯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被认为“深度生态主义”的先驱。
他的诗在现代美国诗歌中是开辟了独特境界的。正如采石工在大自然中凿取原料：
诗人也同样
睥睨一切，建起他的纪念碑。
他建起一块像海涛拍击的礁石一般冷漠无情而又奇峭瑰丽的纪念碑，虽然他认为，当整个人类文明瓦解为一堆垃圾时，诗只能像废墟中的玻璃碎片那样一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