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然对于共同纲领、合作的组织形式等主要问题都无诚意解决，但在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各中间党派的呼吁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还是被迫采取了两个有限的局部的改革措施，一是前文已经提到的组建国民参政会，二是邀请共产党的领导人到国民党政府个别部门或个别机构任职。周恩来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1938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邀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陈诚亲自登门邀请周恩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通过张群出面请周恩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对这些邀请，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最初都婉言谢绝了。谢绝的原因是：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议草案》。文件指出：今天国民党政府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去参加”。“在党中央还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行政院是国民党政府机关，军事委员会是“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部门。所以，作为党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遵守规定，再三谢绝让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官员的邀请。
但蒋介石要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决心似乎很大。一再请周恩来出来做副部长。即使周恩来回答说，这样会引起两党磨擦，蒋介石仍坚持己见，表示不怕磨擦，可以避免磨擦，并说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免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商量。
由于国民党方面的一再邀请，周恩来、王明、博古等认为有接受邀请的必要。他们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孔祥熙为主和派，行政院方面应该拒绝；政治台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屡推辞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国共合作者找到借口。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意见，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样，周恩来成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要职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时坚持要周恩来出任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要职呢？分析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
首先，国民党蒋介石想借共产党要员出任国民党政府要职，起到为国民党政府“民主”改革作点缀的作用。共产党是中国仅次于国民党的大党，中共领导人出任要职，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另一方面则表明蒋介石对小党派的排斥态度。同时，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既点缀自己，又起到搪塞中共和各小党派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专制，吸收各抗日党派参加政府的作用。无论对国内还是对国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据当时担任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回忆说：“蒋介石他们的如意算盘想得很美：有周恩来、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又通过郭老延揽大批的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当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做空头厅长，既装潢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这便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改组政府机构’。”
其次，军委会政治部在四部中是最没有权力的，以中共人员出任要职不可能影响国民党军政方针。而且即使在政治部中，部长是陈诚，周恩来只是主管抗战宣传的副职之一，所以任副部长期间，周恩来能够影响和控制的只有第三厅。
第三，蒋介石比较重视政治工作。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次举办军官训练班，亲自去训话，大肆贩卖他的“四维八德”，目的就是为了鼓舞军官们效忠于他本人、效忠于“党国”的士气。蒋介石深知中共对政治工作十分重视，效果也非常显著。蒋介石想利用中共要员出任政治部副职，借助中共的力量，帮助他鼓励军队和民众抗日的士气。
第四，欣赏周恩来的才干。蒋介石与周恩来曾经长期合作共事。蒋为黄埔军校校长时，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蒋是东征军总司令，周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周恩来又多次会谈，尽管代表不同的政党、不同的利益，但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才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事实上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后，没有也不可能仅仅替蒋介石“装潢门面”，而是利用这一有利的职位，依靠分管的政治部第三厅，广泛地团结各界人士，巩固和扩大民族抗统一战线。
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是把政治部第三厅变成一个统一战线机构，广泛地团结文化、艺术界人士，宣传鼓动抗日。蒋介石在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邀请郭沫若出任负责宣传的第三厅厅长，让特务分子刘健群做第三厅副厅长，实际是想借郭沫若的名，而让实权掌握在刘手中。郭沫若知道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坚决拒绝做厅长。周恩来为此多次做郭沫若和其他不愿意去这个机构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对郭沫若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时我们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郭沫若是在南昌起义后南下途中，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后流亡日本十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国。回国后，郭沫若恢复了党的关系。他语重心长地对不愿去第三厅工作的郭沫若等人说：“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中间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改组，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他要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许多人想到前线去工作，去拍新闻片，国民党就是不允许。如果没有他们司令长官的同意，他们就可以说你是汉奸，把你枪毙或活埋了。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农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经周恩来劝说，他同意担任第三厅厅长一职；但又表示，希望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痛痛快快地干一场。周恩来又说服他以党的利益为重，以非党身份工作为好。正好这时，蒋介石原定的副厅长刘健群因桃色事件被迫离开武汉，改以国民党人士范扬和武汉大学著名教授范寿康担任副厅长，为郭沫若出任厅长扫除了障碍。在周恩来的劝说下，郭沫若、阳翰笙等一批著名的文化人士或担任了第三厅的领导职务，或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宣告成立，下设三个处（五、六、七）。每处设三个科，共九个科。胡愈之出任第五处处长，主管动员工作，第一科科长徐寿轩，负责文字编辑工作；第二科科长张志让，负责民众动员工作；第三科科长尹伯林，负责印刷、发行、总务工作。田汉出任第六处处长，主管艺术宣传工作，第一科科长洪深，负责戏剧宣传工作；第二，科科长郑用之，负责电影工作；第三科科长徐悲鸿，负责美术工作。第七处处长由范寿康兼任，主管对外宣传和对敌宣传工作。第一科科长杜国庠，负责设计及日语翻译工作；第二科科长董维健，负责国际宣传工作；第三科科长冯乃超，负责对日文件起草，协助日本作家鹿地亘主持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工作。阳翰笙担任第三厅主任秘书。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影响下，第三厅延揽了大批的文化艺术界人士。除上述人士外，文化名人有近2000名在第三厅工作，还有：金山、郑君里、赵丹、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罗工柳、沈同衡、任光、石凌鹤等，其中即有共产党员，也在非党文化界进步入土。
第三厅附属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有“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战地文化服务处”、“全国慰劳战士委员会”等团体。第三厅成立后，周恩来针对蒋介石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及时地就如何开展工作向郭沫若、阳翰笙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去坚决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对国民党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政治宣传大纲，周恩来说：“我们宣传我们的十大纲领，各人宣传各人的。对他们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踩，怕它什么”。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三厅成立后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
第一件大事就是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为了搞好这次扩大宣传周活动，在4月7日举行的扩大宣传周开幕式上，周恩来发表演说，号召抗战宣传不仅要深入，还要扩大，要把武汉的扩大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各地去，武汉要成为全国宣传工作的模范。他提出：此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到工厂农村去，到前线、战壕中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激励士兵的杀敌情绪。’文字宣传要力求生动、具体、通俗，口头宣传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演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宣传队要做到本地人与外省人渗入组合，宣传要注意对象，说出他们能懂的话，提出他们可以接受和可做到的办法。应该印发小型的宣传刊物及画报送往前线，派宣传队分赴前线慰劳，募集药品和经费支援前线和伤兵，还要使这次宣传扩大到敌占区和敌人的队伍中去。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不仅对本次扩大宣传周，而且对整个第三厅的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宣传周通过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漫画等形式广泛宣传抗战。从4月7日到12日，每天一个主要节目，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宣传周还举行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武汉三镇六十万人的火炬大游行，“火炬照亮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抗战宣传使在刀光血影下几乎窒息了的武汉人民重新焕发了大革命时期蓬蓬勃勃的那种革命气息。
第二件大事是广泛发动“七七”献金活动。通过广泛的发动，短短5天时间，参加者就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了100万元，远远超过第三厅成立前政治部搞的“献金”活动募捐总额，那次总共才募得4000元。毛泽东也从延安打来电报，献出他的国民参政员月薪。周恩来献出当月全部薪金240元。此次献金运动是在徐州失守后举行的，给了人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第三件大事是组织演剧队和宣传队分赴前线演出。周恩来向陈诚据理力争，要了十几个团队的编制，在阳翰笙、田汉、洪深等人具体筹划下，建立了十二个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的演员都是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和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等有影响的团体中选拔的。周恩来对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十分关心，要求他们“打入国民党的部队去，到各战区去，占领文化阵地，用国民党的钱，穿国民党的军衣，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宣传鼓动抗日。
周恩来利用第三厅这个机构，广纳人才，组织和派遣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到各个战区前线去，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宣传抗日，把第三厅变成了一个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巧妙地利用合法手段，突破国民党的禁区，使之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方针的重要阵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统区开展宣传斗争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大措施，极富创造力，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抗日宣传斗争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由于当时的武汉，从各地来的文化界人士很多，政治倾向也不尽一致。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所以在筹备第三厅的同时，周恩来又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以便把云集武汉而未参加第三厅的众多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专程拜访了冯玉祥，请正在他那里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老舍（舒舍予）曾说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是一个抗战派。”在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界人士中间，老舍享有很多的威望。冯玉祥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并对文协给予了慷慨资助。
1938年3月27日，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被选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何香凝、陈诚被选为文协名誉理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协会工作。文协团结了许多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界人士。
五、广交各界朋友，寻求共同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