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时期，周恩来充分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国内外各方人士广泛交往，争取和影响他们积极抗日。武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状态后，重新与外界进行公开接触的重要时期。国统区许多人都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浓厚的兴趣，想看一看它究竟是否像国民党当局过去宣传的那样是“十恶不赦”、“青面獠牙”，也很想知道它的真实情况和具体主张。因此，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便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窗口。周恩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民主人士中本来就有很多朋友，这次，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武汉，更是积极主动地同各方面从容周旋，重叙旧情，广结新交，开诚合作，向他们阐明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与国民党军政人员广交朋友，是周恩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举措。周恩来十分重视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的交住。陈诚、邵力子、张治中等人是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认识的。作为政治部副部长，在工作中，周恩来与他们有着较多接触，对他们当时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武汉时期，周恩来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冯玉祥是西北军领袖，曾经多次反蒋。九一八事变后与中共合作，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军，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抗战派。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先后委任他担任过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没有指挥实权。1937年底，冯玉祥迁居武汉，在宣传鼓动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请著名作家老舍、何容等编辑《抗到底》和《抗战画刊》；组织人员唱抗战歌曲，他不但自己唱抗战歌曲，还在自己卫队手枪兵中挑选会唱歌的士兵到广播电台去演唱。在他的推动下，兴起了大唱抗战歌曲的热潮。与此同时，他在汉口武库街办了三户印刷厂（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义），大量印刷抗战图书。1938年2月7日，周恩来托人向冯玉祥表示：拟请一见。冯开始还有些顾虑，后来才改变态度。14日，周恩来到武昌冯玉祥的寓所拜访，几天后冯玉祥又到汉口回访周恩来。之后双方多次往来。双方见面时，交谈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向冯玉祥详细介绍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分析中国持久抗战的条件，给了冯玉祥很大启发。首次会面后。冯玉祥感慨地对身边人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他在会客厅写下了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冯玉祥从周恩来处了解到国共磨擦日渐增多的情况，感叹地说：“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在这种时代不求进步，是一种自杀办法。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而信仰，哪有这种办法？”“应当多送学生去陕北，以应时代的推动。不要被时代的齿轮压炸了。”他主动请周恩来派人给他和他的随从人员讲课。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凯丰、吴玉章、李涛、叶剑英、邓颖超等先后前往冯处，讲授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持久战、妇女工作等问题。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冯玉祥开办的“三户印刷所”大量印刷列宁著作、《论持久战》和《新华日报》社论集单行本。冯玉祥身边有两位工作人员是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归来的，他很信任他们。
周恩来与白崇禧、李宗仁、程潜等人进行了积极交往。
武汉时期，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同周恩来交往较多。1938年2月，广西学生军开赴前线，白崇禧邀请周恩来给学生军作讲演。徐州会战，白崇禧奉命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从武汉启程前，他特地把周恩来、叶剑英请到寓所，请教作战方针。周恩来提议，津浦路南段采取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驰骋于辽阔的淮河流域，时刻威胁日军，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对这个建议非常欣赏。他到徐州后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意见。5月，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称赞这是克敌致胜的最好办法。经白崇禧的推荐，蒋介石同意，《论持久战》成为国民党军队军官的必读书目。
李宗仁此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周恩来、叶剑英特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建议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向李宗仁分析这样做的三个有利条件是：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日军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而且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进行配合，应该在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李宗仁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建议很好，并请张爱萍转告周恩来。这些建议无疑对台儿庄战役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年7月，周恩来还与李宗仁会商双方加强团结、共同抗日问题，派共产党员钱俊瑞以进步文化人士身份到李宗仁第五战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程潜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春，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张友渔到第一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李世璋处做设计委员，加强与程潜的联络工作。这使得程潜在以后与八路军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
何基沣是芦沟桥事变中的抗日名将。七七事变发生时，在芦沟桥打响第一枪的就是由他任旅长的吉星文团。1938年初，何基沣到了武汉。周恩来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称赞他说：“南京中山陵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芦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并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到延安去。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何基沣将军秘密去了延安。1939年1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周恩来也积极引导他们坚持团结抗战。1938年5月，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时任国民党第71军军长的宋希濂，勉励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宋表示：“我记住老师的话，在日本人面前，国共精诚团结，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武汉时期，周恩来还与四川、云南的地方势力派建立了联系。1938年3日，周恩来在武汉会见了川军将领邓锡侯，希望川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此时，邓锡侯正率部在河南驻防，回到河南前线后，曾派人给新四军送去一批弹药。后来，他率部移驻鄂北，又经常在枪枝弹药上支援新四军。对滇军的工作，周恩来很早就开始了。1937年8月，周恩来在出席南京最高国防会议时，与叶剑英在汤山同龙云面谈双方团结抗日、建立联系等问题，并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赠。这为以后中共与龙云的进一步交往奠定了基础。1938年2月，滇军第60军北上途经武汉，周恩来专门会见了该军第184师师长张冲，并应他的请求，派共产党员薛子正担任他的秘书。
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张冲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中率部起义。
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进行会谈、寻求改善和加强两党关系的同时，不但没有忽视对中间党派人士的工作，而且把这个工作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对中间党派的左翼实行排斥的政策，必欲取消而后快。1937年7月，蒋介石接见刚刚被释放出狱的爱国七君子沈钧儒等人时，就提出：“现在已经抗战了，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救国会就不要再搞了，你们今后可以在政府领导之下，参加动员民众抗战的工作。”对第三党，蒋介石亲自或通过陈诚、陈公博等人找该党领导人黄琪翔、彭泽湘、章伯钧等人谈话。以高官、地盘和经费为诱饵，要求他们取消第三党，没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