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发展进步势力，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发展壮大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农民这个主要的力量。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大多数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根据地也建立在农村，“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农村坚持实行减租减息和其它民主改革，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周恩来还认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否则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发展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最害怕的力量。1939年12月，在莫斯科疗伤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谈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时，他指出，“武装工农”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无限源泉”；对革命政权，他强调要保持下去，“这不仅是由于历史原因才需要，而且在当前的抗战阶段上必须保持这个边区，以便保护中共的领导，巩固八路军的后方，促进和推动全国民主制度的实”。在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坚持红军改编后，师以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师以上设总指挥。周恩来还就红军的作战原则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反复谈判。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在较短的时间内（1937年9月～1938年10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华中等许多大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总人口达到了5000万以上，八路军、新四军自身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分别发展到15．6万人和2．5万人。人民军队的力量越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愈加巩固。发展人民军队的力量，还需要正确处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军事磨擦。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自1939年冬到翌年春，山西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平汉路以西的敌后游击队，石友三部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直逼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企图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络，将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消灭。对国民党顽固派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的反共行径，必须予以回击。但回击必须有度。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反击顽固派势力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体现了反击顽固派的斗争是防御性的，决不无缘无故地主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也决不被动挨打。“有利”，即胜利原则，不反击则已，反击一定要求胜利，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反击顽固派的军事磨擦，决不能无限期地进行，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就会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体现了与顽固派斗争的暂时性。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这些策略原则，将军事反击与政治进攻结合起来，交替进行，使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军事磨擦，遭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在反磨擦斗争中，与蒋介石的主观愿望相反，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不仅没有被削弱、被消灭，而且经过斗争，队伍壮大了，战斗力增强了，根据地也扩大了。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共已经创建了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有一百万军队和二百多万民兵，成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发展进步势力，还必须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率领中共长江局和南方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要求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成为中共对外政策的窗口；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化龙桥虎头岩的《新华日报》社，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上空燃烧的光明之火，人民群众从这里看到了坚持抗战的希望。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争取中间力量，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力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开明士绅、中间党派和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他们是统一战线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成分复杂，各阶级利益各不相同，特别是作为统一战线两大政党之一的蒋介石国民党一面抗日，一面又总是表现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倾向，因此。中国共产党推动并引导抗战方向的责任就十分重大。中国共产党能否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不仅对孤立和利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着很大作用，同时也可以影响到小资产阶级，而且对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吸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忽视争取中间力量的教训，十分重视争取中间力量。他认为，争取中间力量可以“扩大统一战线和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对中央政府施加其影响”，使中间力量成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那么，怎样争取中间力量呢？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政治上的代表，争取中间势力就要争取中间党派。周恩来认为，要争取中间党派，总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它们要“加强良好关系”，“只要是抗日的便与他们合作”，“支持他们，推动他们进步”。具体说来，就是，“对接近我们的党派团体及个别分子，应扶助其发展”；“对其他党派应影响他，善良地批评他，以促进其进步”。“对中间分子或团体应密切其关系以争取之”，“对地方上公正士绅应尊重之，以扩大我们的影响”。这些策略方针是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方针的具体化。
按照上述原则，周恩来在统一战线中，大力扶持救国会、第三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展，保持对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的批评和引导，使中间党派在抗日战争期间，能够起到推动、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战的作用，基本上与共产党一道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呼吁并参与争取抗日民主的运动，对国民党政权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但应该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且能够很好地发挥它的领导作用。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总结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间领导。”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同势力，加上有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作后盾，在国内外主张抗日力量的共同压力下，“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到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其后，“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系下来。
六、阐明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原则，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关系着统一战线的成败与兴衰。因此，周恩来对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问题。极为重视。
1937年2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五条原则，其中有这样一些内容：中国共产党“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红军改编后，“拒绝国民党组织”在其中活动。这些都反映了周恩来对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立原则的明确认识。周恩来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不久提出这些建议的，此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对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较土地革命时期有了认识上的提高，但对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并不十分清楚，尚处于探索之中。因此，这些认识十分可贵。
1937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共产党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他认为，“这些原则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对于国共两党成立联合组织的名称，他提出最好用“民族统一联盟”，中国共产党加入这一组织的原则是共产党可以加入，保存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这再次显示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深刻认识。
1937年10月27日，他在山西前线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同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联名发出了《北方局给各部队和地方党指示电》，对党和部队工作做出布置。《指示电》要求北方局所属的地方党组织和部队要“独立自主的动员与领导群众”。“在被敌占领区域，共产党和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动员群众”；“在我军的后方。八路军共产党应努力去争取公开地位与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依照党的主张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中模糊党的主张”。《指示电》不仅提出党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以“公开直接”的面目去发动组织群众，而且提出了要用“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抗日运动，从而把独立自主原则具体化了，这反映出周恩来在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上的提高。
由于国共两党始终未就合作的组织形式达成一致意见，而是采取了“遇事协商”的方式，党的政策、方针就更能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所以，周恩来是这样定义“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不是同化于人家。”
周恩来认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划清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线，不能把两者混同或者等同起来。1937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行而奋斗”，但是，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现在所必需，并不说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区别。他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为此，他针对国民党当局宣扬的“一个主义”，强调：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必须反对两种观点：一是将两种主义完全等同，以为国共合作了，就没有主义之间的差别了；二是三民主义可以包括共产主义；“这都是不妥的，只能模糊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因为，前一种观点必然导致“共产党人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便连非国民党人也要这样想，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既是没有区别，至少是现在没有区别，共产党人何不先将三民主义做好，而不必再谈什么共产主义，至少是现在可以不谈”；后一种观点必然导致人们认为三民主义是凌驾于共产主义之上的主义，是高于共产主义的体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不是要否认联合，否认团结，走向极端。周恩来说：“共产党不要因为独立自主，便拒绝与各民众团体及其他党派进行联合运动或一切包办”，而是同时应在统一战线中讲团结、讲联合，“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并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