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毛泽东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开展了大量国内统一战线工作，而且进行了丰富的国际统一战线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统一战线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深刻思想。下面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周恩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内容。
一、加强国际联系，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支持，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周恩来十分重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与支持，注意利用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他深知：中国抗战不可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而独干”，要充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的每个变化和因素。
要充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变化，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进行援助，就必须重视对外宣传，扩大对外宣传，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情况，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外国际宣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除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外，基本上是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态。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不久，因联络密码丢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也失去了联系。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恢复了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中共对外交往的对象也仅限如此。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到苏区采访，成为第一个访问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他写作的《西行漫记》是第一本向国民党统治区和西方社会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策的书。斯诺之行打开了长期封闭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社会交往的大门。然而，陕北苏区仍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着，外界对苏区、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或了解甚少，更多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策的误解与歪曲。因此，增强外界社会对苏区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特别是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而突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联合国内其他的阶级和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在各个阶级和政党之间寻找共同点，除了自身对外进行宣传后，更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特别是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因为第三方的宣传报道更具可信性和说服力，而国际舆沦是一个很合适的“第三方”。全面抗战开始后，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及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有效援助和支持。因而，让国际社会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抗战的实绩，也就变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为此，周恩来对第一个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是既惊讶又高兴。毕竟，后者是近十年来访问苏区的第一位外国记者。
1936年7月，周恩来在陕北安塞百家坪首次与斯诺会面。他对斯诺来访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说：“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到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他不仅回答了斯诺提出的许多问题，还为后者拟定了详细的考察路线及项目。作为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周恩来这样做的意图不言而喻。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有了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1936年12月下旬，他会晤了英国驻华使馆武官斯卡特，向后者说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亲自向西方国家政府官员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阐述共产党的主张。第二年2月15日。周恩来在西安会见了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向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团结抗日的主张，“颇得其同情”。对她到苏区访问的要求，周恩来表示热忱欢迎，并帮助安排她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从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到苏区访问想到了更多的外国记者来苏区采访的景象。为此，他向洛甫、毛泽东等人建议：从速训练接待人员，以方便美国记者到苏区采访，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后，打开了对外联络的窗口。在这之前，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和陕北苏区是被动地等待外国记者的访问。那么，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了主动出击、主动联络的大好时机。武汉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和政治中心，既有外国常驻使节，又有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记者、作家、知名人士和友好使团，极大地扩展了代表团的接触面。为了加强对外联系，中共中央长江局专门成立了国际宣传组，直属周恩来领导。他规定国际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对外宣传，翻译毛泽东著作及主张抗日的文章和八路军战报；给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通讯》提供稿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统战政策和中国人民抗战实绩；接待和联络国际友人等。他还要求国际宣传组与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保持经常性联系，凡是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都要邀请外国记者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
周恩来不仅要求国际宣传组的成员与国际人士建立广泛联系，而且自己还亲自出马，与国际友好人士进行了频繁的接触。他多次会见史沫特莱，赞扬她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商谈后，在后者的帮助下，中共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他还协助荷兰导演伊文思拍摄了反映中共代表团活动的纪录片。这些对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战主张起到了重要作用。伊文思回忆说：“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的关照，也了解到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在重庆期间，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冲破国民党的阻力，把团结国际人士的工作做得更深入、更广泛、更活跃。
国民党迁都重庆后，国际新闻界驻华机构也纷纷随迁。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东南亚陷落后，山城重庆逐渐成为采访亚洲战场的唯一新闻来源地。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德新社、塔斯社、路透社、国际新闻社、哈瓦那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国际著名的通讯机构和美国《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苏联《莫斯科世界新闻》，澳大利亚《悉尼晨报》，法国《巴黎晚报》等著名报刊都在重庆派驻了记者，一时外国记者云集重庆。加上外国驻华使馆及其它机构的人员，重庆麇集了大量的国际人士。据1943年10月重庆官方公布的数字，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士有1192人之多，主要以美英苏人士为主，其中英国人为329人，美国人为168人，苏联人为163人。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外事组主动出击，同驻华外交官特别是英美大使馆的外交官密切交往，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经常会见外国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或演讲会，宣讲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政策，向他们提供八路军、新四军重要战报。1940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说，最近期间的统战工作，以外交方面收效最大，我们一直动员到英美大使，各国外交人员我们可以经常见到。同时，对各国在华顾问、记者、教会青年会、红十字会外国医生、外国商人等，都与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接触的机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主张，宣传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所取得的成就。中共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成为颇受外国记者欢迎的“新闻中心”。
周恩来领导的外事工作，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统计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为此，他主张除个别记者外，都应该加以联络利用。中央根据这一电报精神，第二天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对于接洽访问之英美人员，不仅不应该采取不合理或冷淡的态度，而且应表示欢迎，以便经过他们的口和笔说明我军在敌后抗战之英勇战绩，以打破顽固派和一部分英美人士对我们的造谣和误解。
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在抗战中的突出成绩，也由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积极开展对外宣传，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和其它根据地进行参观采访。8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外国记者参观后，发表或出版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反映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二、争取国际舆论，压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维护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脆弱的联合体。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明显不同，这次国共两党合作，既没有共同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组织形式。虽然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但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被迫抗日的蒋介石集团既有抗日的一面，也有妥协动摇的一面，统一战线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蒋介石抗日是为了自身统治集团的利益，但也代表着英美的利益。这就成为制约蒋介石的重要因素。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需要英美等国的外援，支持他进行抗日战争；英美苏等国政府也需要利用中国的抗战力量来维护自身利益；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加需要中国的抗日力量来牵制和消耗日军。同盟国不希望国共两党之间再动干戈，引发中国又一次内战。因此，英美两国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及行径，既有默许，又有制约。为了拉拢蒋介石，维护英美等国的利益，两国政府对其制定的反共政策予以默许，维护盟友关系；当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严重到可能导致国共军事冲突，破坏抗日的局面时，超过了他们可以容忍的限度时，就会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收敛一些。苏联政府也不愿看到国共矛盾威胁到共同抗日，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更是如此。
周恩来十分重视利用英美苏等国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德国的调停、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党政府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在抗日政策来了一个较大的逆转，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国民党军事当局派出军队到敌后同八路军、新四军制造磨擦。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警惕地注视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妥协、动摇动向，领导外事组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情况随时提供给驻重庆的英美苏等国大使馆官员以及外国记者，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外事组组进行了大量对外交往工作。仅周恩来就会见了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英国大使卡尔、在陈纳德航空队任职的罗伯特、美国使馆助理武官等人，希望美英两国政府为自身利益计，采取措施，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他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告诉他们中国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危险，要求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他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数次长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的反共投降阴谋。在南方局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积极揭露下，在中共的坚决反击和美英苏政府的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收敛反共的嚣张气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周恩来还充分配合中共中央利用国际社会的力量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调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这次反共浪潮是在国际形势出现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情况下掀起的。1943年2月，苏联红军结束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从5月开始，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展开了战略反攻。同盟国不愿意看到因蒋介石发动反共运动而危及抗日力量。因此，中共中央把运用国际统一战线，发动制止蒋介石反共高潮的运动，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提了出来，同时提出“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为此，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国际友好人士进行了积极的争取工作。6月间，他会见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官员时，提醒他们注意“国民党有可能通过施加压力解决国共之间的分歧”。他召集南方局外事组成员龚澎、陈家康、王炳南、王安娜谈话，告诉他们：“虽然蒋介石应对反共活动负责，但根据当前形势，要避免严厉指责蒋放弃抗日，估计国内舆论和英美的态度可能对蒋有所影响。今后几个月应继续努力，向国内外人民说明我们的立场，提供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让发表的有关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成果的情况。”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外事组成员四处活动，积极开展对外宣传联络工作，促使国际社会对蒋介石反共阴谋进行了压制。美英政府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动反共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美英苏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外国驻重庆记者纷纷向国民党中宣部提出质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策划的这次反共高潮还远未达到前两次的规模就被迫收场。
“工合”运动也成为周恩来用以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推动蒋介石抗战的一种形式。1938年6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斯诺，对他们筹办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表示积极支持，希望他们组织的“工合”运动，能够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援助。
三、欢迎国际援助，但强调接受援助要以自力更生为前提
尽管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但面对着一个拥有强大武力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为此，争取外援成为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周恩来希望有外来援助，欢迎外来援助，十分重视争取外来援助，并做了大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