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泰来洋行购买的各种机器共60多架。计有24匹马力、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架，织机20架，分毛机、顺毛机、压呢机、刮绒机各3架，洗呢机、剔呢机各2架，净毛机、剪线胚、烘线热气玻璃罩、缠经线机、烘呢机，综刷机、熨呢机、卷呢机、刷呢机各1架，纺锭1080个。这些大小机器装成箱笼1200余件，分解再装成4000箱，从德国运来上海后，“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因此，路上费掉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直到1879年10月，一部分机器才开始运到了兰州府，又有些则一直到这年（1880）3月才到达”《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8~899页。
创办织呢局花销了多少经费呢？没有明确的记载，购买机器的费用和运费是与开河、掘井机器合在一起的。如1881年1月（光绪六年十二月）的记载，购机计湘平银118832两，运费72975两，共191807两。若将织呢与开河机按三比一比例（因1881年织呢与开河洋匠工银为24171两，1882年织呢洋匠只有16151两）计算，织呢局机器购运费为127871两多，再加上建房和洋匠与办理局务各员薪工银110305两，合计才238176两多。这是开办经费，至于常年经费，据刘锦棠和谭钟麟在1884年1月（光绪九年十二月）的奏折，1881年织呢局和开河洋匠工银与织呢局采办机器和军火共用银67956两多，1882年织呢局洋匠薪工和采办机器与军火等用银25495两多，若将其中开河洋匠薪工与采购军火费用减去，织呢局经费开支会低于此数。因此，张之洞所说“左宗棠前在甘肃设织呢局费银百余万两”《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七），第17页。，显然与实际开支数出入较大。
1877年（光绪三年），甘肃织呢局开始筹建，经过建厂、购买机器、雇聘洋匠，特别是机器运输，花了三四年时间，于1880年9月16日（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正式开工生产。织呢局由赖长任总办，虽有石德洛末任洋总办，李德和满德任总监工，但全局由总办赖长主持办理，另派的会办“只能管书算、记簿账，不能参预局务”《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2页。从左宗棠在给杨昌浚信中所说织呢局“工师，以赖毛为高。勇丁之聪慧者，兰州可留心挑选拨入，将来必有可用之材”《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81页。来看，织呢局职工虽系从制造局调入一批师匠，也从甘肃营勇里选拔一批作学徒。但他们都是靠工资过活，实行的是雇佣劳动制。当时，外籍工程师每月工资450两，洋匠每月工资平均为291两，华匠华工每人每月平均7两差些。艺徒每月只有3两。总办（厂长）虽比职工高，但远不如外国师匠，每月只有100两。其他职员平均为20两李守武等：《洋务运动在兰州——兰州机器织呢厂历史调查报告》，《甘肃师大学报》1959年第1期。
1880年12月，左宗棠上奏清廷，在谈到织呢局的生产情况时说：“现在织呢已织成多疋，虽尚不如外洋之精致，大致已有可观。从此日求精密，不难媲美。共设洋机二十架，现开机六架，余俟艺徒习熟，乃可按机分派织造。开齐后，通计每年可成呢六千疋。”《织呢开河机器报销片》，秦翰才辑：《左宗棠集外文》。次年1月（光绪六年十二月），左宗棠又说：“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20具，现开织者尚只10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34页。“其质虽略逊于洋呢，然亦可供着用。”英国海关报告亦说，织呢局现已开工。每日能生产8疋呢布，“品质还好，比洋呢便宜”《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0~901页。织呢局开设之起初因缺水，产量不足。2月（光绪七年正月）以后，因凿了一口深井，解决了水源，每日可织宽5尺，长50尺的呢8疋。1883年，每日可产10至12疋沈传经、刘泱泱著：《左宗棠传论》，第432页。按织呢局日产20疋的计划看，仍是开工不足，未达到预定目标。
甘肃织呢局一开工，就引起了外国人的极大注意。《申报》在1881年5月末评论说：“左侯创设此举本属极好，机器亦系上等之物，奈羊毛及绒均未能精美。缘所延西人言语不通，虽有通事亦不可深恃，以至有此美举而仍无佳货，殊为可惜云。按兰州设立织呢局，事属创举，原难步武泰西。然苟能认真办理，精益求精，当必有蒸蒸日上之势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1页。但是，甘肃织呢局存在着严重问题：一是原料问题。左宗棠筹建织呢局时认为，“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原料供应不成问题。可甘肃养羊业原来虽较发达，但因连年战乱受到破坏，没有得到恢复，造成织呢“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3页。而且，这些羊毛的质量也差，“很粗很杂，弄得每天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拣两磅”，“一百斤羊毛中，只有十斤能织上等呢，二十斤能织次等呢，五十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剩余的二十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这样低劣的羊毛，自然“纺不出好绒线，绒线既然坏，就织不出能称做呢布的东西。即使是毡子，原料也粗”《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9~901页。二是水源问题。织呢生产过程中清洗和漂染，均需充足而成分较纯的水。可是，织呢局“水源不足，能找到一点水也含着硷，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黯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十匹呢布，每疋长十八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9页。三是织呢局因官办，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性，“缺乏良好的管理”。外国技师因翻译人员能力差，“教导工作很困难”，“织呢局还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甚至像缺乏水源那样重大问题，“负责的官员们对此则漠不关心”《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9、901、903、905页。，“局中开支亦繁”。要解决这些问题，《申报》认为：“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5页。四是市场销售问题。甘肃织呢局产品，除一部分供军用外，还有一部分供应市场。由于织呢局因原料、水源和生产管理，以及交通运输，使产品质量低、成本高、价格昂，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当时，《大清国》报就说，织呢局的产品，“在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同时，甘肃本来就地瘠民贫，加上战乱影响，购买力低，何况，“彼处之人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至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因此，织呢局因“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产品没有销售市场”《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9~900、905、903页。
1883年10月（光绪九年九月），织呢局因锅炉破裂，无法修理，而被迫停工。次年5月（光绪十年四月），谭钟麟奏请将织呢局正式裁撤停办。这时，左宗棠在南京任两江总督，写信给谭钟麟说：“甘省呢毯苦无销路，金陵为各省通商之区，招商集股，开办织呢，易于集事，采办各项亦便”，故让赖长“率同艺徒，将局用机器运赴江南”《谭文勤公奏稿》卷十，第5~6页，宣统三年刊本。这不仅是为了挽救甘肃织呢局，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招商集股，将原来官办的这个近代毛纺厂发展成为商办的资本主义毛纺厂。但是，左宗棠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而，这个我国第一个近代毛纺织厂开工三年，就被迫停办。究其原因，除了产品质量低和销路差以外，还反映织呢局的生产管理和在技术人员的培养上，特别是对机器的保养与维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虽有多方面原因，但若将甘肃织呢局与福州船政局相比较，就会发现甘肃织呢局的筹办，不如福州船政局那样全面、周详、稳妥。因而，陈炽就说：“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5页。左宗棠对此虽有一定责任，但此时正忙于筹谋收回伊犁，加上年老体衰，因而无暇、无力为织呢局深思熟虑。
即使如此，左宗棠对甘肃织呢局仍尽了他的智慧和努力。他在离开西北到北京后，还对这个企业寄予希望：“十年业履，只今犹魂梦不忘！”《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05页。不久，甘肃织呢局因锅炉破裂停办，但它为随后中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甘肃的毛纺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3年，有人去甘肃织呢局旧址参观，“见厂前门楣，还榜着‘甘肃织呢总局’赤地金字”，“似是文襄公手笔”《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1页。反映了后人对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局的怀念！
甘肃织呢局是左宗棠从事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向民用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近代中国最先创办的机器毛纺织业，是毛纺织业近代化的开端。由于甘肃织呢局是官办企业，经费由西征协饷开支，陕甘总督委派总办，生产民用呢绒，故其应是国有资本性质的民用近代毛纺织业，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国有资本性质的毛纺织业。
（三）肃州机器采金、开矿的试办
采金、开矿是左宗棠兴办民用企业由工业向矿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对甘肃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甘肃河西地区矿藏丰富，过去曾用土法开采，但成效不佳，如安西北山马莲井金厂，因连年战乱，“矿老金稀”，早已停闭，“土著又乏富户巨商，目下不能举行”。敦煌南山金厂，亦是“矿老山空，金苗不旺，停采已久，器具全无。不惟工本浩繁，民间无力承垫，兼之人夫缺少，客籍又未便招徕”。“种种窒碍，以致裹足不前”《左宗棠未刊奏折》，岳麓书社，1987年，第576页。，处于急需更新的境况。
左宗棠采纳胡光墉的建议，由其购买机器，雇聘德国技师米海里前来探勘。米海里到肃州后，先到南山。他说，南山矿藏丰富，“内有上好之煤”，“又有五金各物”。南山山底本系花岗石，“将上层砂石黄泥等揭开，即见各层煤石。此煤有时与矿子和杂，然矿子似即藏金之所。若将矿子捶碎，即成为砂，淘沙即见金”。他后到嘉峪关各地查看，发现矿藏极多，藏金层深仅6尺至10尺不等。其中一处离地“约深六尺，横沿约宽一万尺，东西长两万尺”，有铁、银各矿，矿藏之富，“甚似旧金山”《左宗棠逸事汇编》，第256~257页。米海里在寻找金矿时，还在玉门找到一个石油矿。据化验，油矿中含油五分、蜡三分、杂质二分《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2页。
左宗棠用机器开矿，在西北确属创举，本是开发西北矿产一大转机。可是，米海里到肃州，“其随带机器只两件，一测地势，一辨方向，皆认矿所需，非开矿机器”《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0页。而且，左宗棠认为：“此人非矿务能手，机器未到，亦无所用之。”《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14页。因而让米海里很快离去。除此以外，从左宗棠来说，还可能与他不让外人“租地开掘”《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64页。的主张有关。因此，左宗棠只用机器勘探矿源，尚没有用机器开采矿藏。
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陇境地产五金，试办难期必效。夏间胡雪岩曾遣布国洋匠西来，试勘采金处所，因机器未到，先办淘掘，迄无成效，洋匠辞归后，弟饬本地正绅承办。募本地民夫三十名，淘掘四十日，获金十四两有奇。拟增募民夫接续开采，俟有成效，再议推广。”《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20页。在另一信里亦说：“若淘沙取金，此间向以此为禁，固多私掘者。不如化私为官，足养活穷民也。现正试行，由官开办，计三百人，二十日得金沙四两一钱有奇，虽无甚利，亦不赔本。为之于年丰粮贱时，尚非不可，行之数月，当任民开采，抽分归官，以规久远。”《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14~515页。
左宗棠在开矿采金时，虽然开始采用化私为官的办法，将分散的私人开采改为官采；可是，由于肃州不远的文牲口是800余里无人烟地方，“冰雪凝沍”，“本地私挖金沙之人，须四月半入山，八月大雪封山，不能复采，是为时无几”。因此，他在批札中就认为：“官采不能获利，徒耗采本，应作罢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0页。在致友人的信里说：“大抵矿务须由官办，无听民私采之理”；但又认为，“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因此，他提出“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主张。“庶抽分可期有着，利权不致下移。粮价轻减，民夫可增，粮价昂贵，民夫可减，操纵由官，始期弊绝利生，不致有名无实”《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20页。
这种由官办改为“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主张的重要性，不仅是在开矿采金业中的大转变，而且是左宗棠长期主张官办向商办转化思想的重要变化与发展。这个变化与发展，是左宗棠面向实际、尊重实际的丰硕成果，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变化与发展亦在新疆得到贯彻。当时，新疆精河一带淘取沙金，左宗棠说：“从前既未设厂，应即听民自采，官只抽分可耳。”当乌鲁木齐旧有铁厂“招工铸造，一月之久，仅得犁铧各数十具，无济于事”时，他提出：“招商办理，乃期便利。”并说：“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不如其已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4页。此外，新疆库尔勒东南有金场一所，库木什东南有铅场矿场各一所，该县县令拟让商民“自行垫发成本，派弁监同试办”，向左宗棠请示时，左宗棠批示说：“应准照办，一俟著有成效，仰即专案禀候核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82页。
左宗棠在西北创办的西安、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甘肃织呢局和用机器治河、开矿，以及招商办乌鲁木齐铁厂等一系列洋务活动，究其规模和重要性来说，虽远不如他在福建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但仍有不少新的特点和新的发展变化。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军用向民用转化；二是由单一造船和驾船变成制造枪炮、火药、机器、织呢、开矿等多种经营；三是由官办的产品经济向官办商品经济和民营商品经济发展。这些新的特点和变化，既是他前一时期洋务事业的继续与深化，更是他一生洋务活动的总结与发展参见沈传经、刘泱泱著：《左宗棠传论》第八章第一节。
总之，左宗棠及其部属在甘肃兴办洋务工业与系统振兴甘肃传统经济社会的各种努力，构成了中国近代开发西北的第一次热潮的主要内容。他创办洋务事业的诸多计划与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大都没有取得成功，西北经济社会虽然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依然落后于东南地区与其他地方。即便这样，左宗棠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努力，仍是西北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行动，它触发了甘肃经济结构的变迁，这犹如在自然经济的大海中投进了一块巨石，激起了道道涟漪，打破了死海的宁静，预示着惊天风浪的到来。所以，其深远意义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