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甘肃禁烟的特点是致力于禁种罂粟，对于烟土，只禁运而不禁卖；对于鸦片吸食者，只劝戒而不禁吸食。他说：“论关陇治法，必以禁断鸦片为第一要义。欲禁断鸦片，必令州县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种罂粟。”《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45页。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呢？左宗棠认为，外国鸦片运销中国畅行无阻，禁止出售吸食鸦片不太现实，无异于“掩耳盗铃”。禁烟必须先从国内入手，“欲禁洋烟必自禁土烟始，欲禁土烟必自禁种罂粟始”《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31页。因此，“禁种罂粟为禁止鸦片之渐”。只要国内罂粟绝而吸烟之人少，加之“洋烟价高”，那么外国鸦片就会销路日减，最后因无利可图而不禁自绝。另外，左宗棠认为，禁种罂粟比禁止鸦片的销售与吸食更容易，也更有成效。“鸦片一握兼金，价重质微，易于隐匿。吸烟之徒闭居密室，难于搜寻。查办疏固无异于驰禁；查办密又适开需索包庇之端，未睹其效而先苦其扰，非若罂粟种于旷野，为众目所共见，由下种出苗开花结实，以至刮果取浆，需时甚久”，易于发现和铲除《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146页。，因此，左宗棠把禁种罂粟视为禁鸦片的根本。左宗棠虽不禁止民间吸食鸦片，但官吏和军队则绝不允许有所沾染。凡官吏吸食鸦片，就会被左宗棠加上“烟瘾甚重”、“嗜好甚深”或“颇有嗜好”、“近有嗜好”等考语，予以参革。清军将领王仁和，“向有能战之名”，但左宗棠“闻其烟瘾甚重”，便“决意不用”《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17页。访问过左宗棠的外国人也说：“兵丁绝食鸦片，营规严肃异常。”《左宗棠逸事汇编》，第259页。左宗棠对他的亲属要求更为严格，他的长孙吸鸦片，差点被左宗棠杀头。对于民间吸食鸦片，左宗棠也并非完全不闻不问。他曾多次访求戒烟药方，亲自“详加考订，取其简明易知，刊刻成本，颁发陕甘各府州厅县，转给绅耆，广为传布”，“官绅士民能捐资合药，照方施治，全活多人者，准由地方官核明，照捐赈章程一律请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61~562页。，真可谓不遗余力。
自光绪初年以后，左宗棠在甘肃禁烟成效日增。光绪五年（1879年）6月，左宗棠在《复陈边务折》中称，甘肃罂粟种植，“实已根株净绝”《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376页。这难免有夸大之词，但甘肃罂粟大为减少，粮产增加确是事实。光绪六年，左宗棠奉命由哈密入关，沿途看到，河西地区“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耕垦日广，民食渐充，白面一斤值钱十文，杂粮市价递减，窖藏甚多。罂粟既禁，以其腴地改种草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34页。同年，到西北访问过的外国人也说，鸦片“现在种者绝而吸食者亦少。昔栽罂粟之处，今为艺稻之所，近来大有收成。陕甘一带，现在粮食甚贱，面粉每斤十三四文，杂粮更贱也”《左宗棠逸事汇编》，第258页。戒烟药的大力推广，为不少“老瘾客”祓除了毒患，“其断绝者竟获如平人矣”《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10页。光绪五年，陕甘烟土价格大跌，左宗棠考究原因，认为是由于戒烟者日多，烟贩获利日减，担心亏本而急于脱手，故削价出售造成的。左宗棠的禁烟措施收到了可观的实效。
不过也应该看到，左宗棠在甘肃的禁烟成效虽优于西北其他的省份，但就甘肃本省来说，也存在地域差异。大体通衢大道两旁好，“乡村偏僻地亩偷种者尚多”。而且，他只禁种不禁吸食、销售的做法也存在着弊端。既然鸦片有销路，必然会有不法之徒为贪利而犯禁种烟。有些地方官员和驻防清军，就借机对种烟之人敲诈勒索。像陇南的几个县，在农民下种之前，“并不禁阻；却在花苞结成之时，突派差役下乡，勒令拔除，借此要索，欲壑填满之后，就放过不问”《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1页。加之清政府的腐败，左宗棠曾多次奏请禁止外国人向中国销售鸦片，都不予理睬。左宗棠愤然揭露到：“鸦片之产自海外者，不能骤禁，内地广种罂粟吏役受赇庇纵，官司佯若不知，并有谓拔除罂粟，夺民间利源，催征钱粮更形棘手者，翻以开禁广种为得计。人心之蔽至此，可胜慨哉！”《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367页。其后，左宗棠又多次主张“洋药土烟，税厘并加”，以限制鸦片流通，清政府怕开罪列强，也不予采纳。有人甚至认为“鸦片入口为厘税大宗”，宁愿以鸦片为“止渴之鸩”。就连左宗棠在西北禁烟，也遭到某些朝中大臣的非议，清政府也为此谕令左宗棠“体察情形，妥筹办理”《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378页。，不可孟浪行事。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和妨碍了甘肃禁烟的顺利进行，决定了左宗棠禁烟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性。
但联想到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对禁烟之事，不敢再提；鉴于林则徐因禁烟而获罪，在各地官员对烟毒横行不敢正视的颟顸气氛下，左宗棠率先在西北一隅厉行禁烟，打破沉寂，表现出他敢于碰硬、除恶务净的果敢作风和忧国忧民、勇于负责的爱国精神，这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他在甘肃的禁烟措施之严厉和政绩之显著，也为近代西北所仅见。他曾表态说：“此事当破两三年工夫，实办到底，庶可望绝种。弟在此一日，即办一日，断不徇隐，断不因循耳。”《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382页。大有林则徐当年在广州禁烟的那种“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5年，第59页。的气概。所以，秦翰才说：“在林则徐以后遥远的三四十年中，最热心禁烟的，怕只有文襄公了！”还说左宗棠“到了西北，却把禁烟认做要政，真可说办得不遗余力”《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9页。这些评价朴实而又中肯，表达了后人共有的敬仰和赞誉。
（二）赈灾荒
一般解释，“灾”为灾害，“荒”为饥荒。西北地区向以灾荒频繁、种类多、灾区广为特征，在同治朝长达十几年的战争期间，西北地区不仅深受战争的重创，同时也经历着灾荒的侵蚀。从1862年到1874年回民起义期间，陕、甘两省自然灾害从未停止，据各种文献有关记载统计，起义的12年间陕甘被灾220多府、州、县次据袁林《西北灾荒史·旱灾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统计。几乎每隔二三年就有一次灾荒发生。其中，发生在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遍及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直隶、山东等省的大旱灾，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因这两年阴历属丁丑、戊寅年，时人称之为“丁戊奇荒”。有关史书，也常以“晋豫大旱”或“晋豫大饥”同称，认为这是清朝“二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实属“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这次奇灾的特点，一是时间长，前后持续竟达三年之久；二为灾区广，波及长江以北九省。虽然受灾最严重的是山西、河南，但西北陕西之大部、甘肃的陇东地区也受灾较重。据载，灾情最严重的“陕西同州府，一亩地只值制钱三百文，拆下房屋木材当柴薪卖，每斤不满制钱一文；一两个麦饼，便可换一个妇女”《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5页。陇东是左宗棠的直辖之地，陕西是兼辖之地。这使正在全力筹谋开发大计的左宗棠，不得不挤出精力来，安排抗灾，组织赈务，搞好生产自救。
首先，左宗棠在思想上对抗旱救灾十分重视。左宗棠由于早年研究过荒政，并且曾在其老家湘阴发大水时，办过两次赈务，所以“对于荒政，确有着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再加上他办事周密，富有预见性，在北方其他省份旱情持续发展之时，就提醒陕西当局：“现在灾象已成，快快筹备救济方法。仓储粮食还存多少？需要粮食该是多少？都得先调查明白，并研究向什么方向、用什么方法来采运补充？灾区要调查分别等次，灾民也要调查分别等次，以为施赈的标准。”《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6页。后来，陕西方面在赈粮的采购、运输等问题上，得到了左宗棠的细心指导。秦翰才赞颂左宗棠这种“不怕繁琐”的精神和“一贯到底”的作风，说这表现了他“对老百姓的真正关切！”《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6页。
其次，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赈灾救灾的措施。
1．多方筹措赈灾粮款
左宗棠西征时的军费经常支绌，但他还是想方设法，还清欠借陕西的三十万两白银；另一方面又从西征粮台所收的协饷内，先截留十万两白银，专供陕西赈灾。他自己又带头倡捐养廉银一万两，其中七千两归陕西赈灾，三千两归甘肃庆阳赈灾。又向地方士绅富户劝捐，开办义仓。各地捐钱捐粮情况，有据可查者，如“皋兰县捐得粮三千三百四十二石；洮州厅捐得本粮二千六百十九石，本大钱二百串；固原州捐得仓粮六千八百石，分储一个城仓和四个乡仓；平远县捐得秋粮四百石；崇信县捐得仓斗谷七百六十石；镇番县捐得仓斗粮二千四百六十五石，又三渠社仓捐得仓斗粮八百二十石，蔡旗堡社仓捐得仓斗粮一百二十一石；张掖县丞捐得市斗小麦一千零二十七石，分储本城，六坝、南古和洪安四仓；丹噶尔厅集得三仓市石粮四百三十九石；泾阳县捐得市斗麦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一石，分储本城和十乡”《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8~179页。
2．慎选办赈人员
左宗棠认为，办赈之人总要居心恳恻而有条理，不惮烦劳，把所办的事看做自家生活；一念疏忽，便关着无数生命，真是可怕；只要有一分实心，自有一分实效；多救治一人，自免一分罪过。所以他主张，与其去用微末官吏，不如多用地方贤明绅士。……以为乡党自好者，多能心存利济，教他们去办赈，必肯尽心。《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7页。魏光焘做陇东平庆泾固化道，很有建树。这次庆阳旱灾，就在他的辖境之内。但左宗棠对他办赈务是不是尽心，所委人员是不是可靠，很不放心。他认为魏光焘做事，不怕不妥，只是赈务要有实际，要肯耐烦，不光是敷衍场面。后来一查，果然发现庆阳地方官员玩泄赈务，影响很坏，被左宗棠一一撤职，予以严惩。
3．积极安排抗灾自救
左宗棠认为，办赈当然救人命最急，但也要给老百姓救济耕牛、救济农具，为下一季耕种作准备。此外，保婴、恤嫠、施药、施棺、施寒衣等一连串的事，都得尽心尽力去筹办，“虽是极难极大题目，却不能搁笔而交白卷”。许多地方施赈救人多立足于供养，历来差不多都把灾民看做是乞丐。这不是好办法，有效的做法是把地方可尽的地力、可利用的物产，想出方法加以利用，帮助或组织灾民自己去解决生活，生产自救。左宗棠在这次灾荒中，曾劝甘肃老百姓去挖煤，就是一个很好的自救办法。左宗棠也曾在陇东倡导凿井，由他捐廉银或由富户捐银以工代赈。总之，左宗棠为使当地人民度过这场奇旱绝荒之灾，想了许多办法，也取得了值得称颂的成效。
（三）兴商贸
甘肃虽偏处一隅，深居内陆，环境艰苦，交通不便，但自西汉开辟的沟通中西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丝路沿线的商业贸易活动一度十分繁荣。近代以来，陕甘回民大起义、阿古柏和俄、英侵略新疆的活动，对甘肃商业贸易的发展以极大的摧残和打击。左宗棠奉调到西北之后，一方面自甘而新，收复失地；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复兴与搞活甘肃的商贸业。
1．三改茶法，力促边贸
太平天国革命、陕甘回民起义以及外族入侵新疆相继发生以后，乾隆以来在甘肃推行的引茶贸易到咸同时陷于瘫痪，原有茶法遂废。为了恢复甘肃的引茶贸易，征收茶课，在左宗棠来甘之前，前任陕甘总督恩麟、杨岳斌等都曾试行过新茶法。恩麟在“同治四年奏准：将甘省咸丰八年欠课，分三年带征，其咸丰九年至十一年茶引，仍令照旧行销完课，
同治元年
后茶引，暂缓发商”（清）崑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二光绪戊甲冬月初，商务印书馆。
杨岳斌于“同治五年奏准：甘省引滞课悬，议于陕西省城，设官茶总店，潼关、商州、汉中分设茶店；商贩无引之茶到陕，开具色样斤数，呈报总店，上色茶百斤，收协济茶课银一两，中色六钱，下色四钱；所收银，解甘弥补欠课”《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二，光绪戊甲冬月初。但是，恩、杨两人奏准的茶法没有吸引到茶商承引，更没有人愿意交纳拖欠的茶课。因此，左宗棠便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后期，于同治十一、十二、十三年连续三次奏改甘肃茶法。
第一次是同治十一年，左宗棠以除旧的方式一改恩、杨茶法。
首先是清欠，除引商所借官本生息银两缓补外，其余积欠全部豁免。“应将积欠各课奏请豁免，并将众商拖欠原领各案官本生息，饬由该总商查明数目，分行司道府县暂行停缓，随后试办有效，陆续弥补。”《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52~453页。
其次是清引，将同治十二年以前的积引全部作废。“自同治十二年为始，行一引之茶即纳一引之课，从前积引不准代销，庶免移新掩旧之弊。俟试办二年，各商实力行销茶引若干道，再承领额引。”《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52~453页。
第三是清课，对四项杂课的陋规停止征收。“查甘肃茶务旧章，以捐助、养廉、充公、官礼四项陋规作为杂课，每引一道，每年征银一两四钱零。”“今被灾十载，正课百余万两，且归无着，更何可征收杂课以累新商。与其徒留杂课之名，致妨正课，曷若蠲除陈课之累，以救新课。”《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52~453页。
第四是清商，招徕富商贩运湖茶，在陕西先开官茶总店，试办新引。“现拟试办新引，应俟部复准行，再行知山西曲沃、稷山、襄陵、太平，陕西泾阳各县，查力能承引之商，令于陕西先开官茶总店，一面试办新引。”《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52~453页。
左宗棠上述废除同治十二年前的积引，豁免积欠，只留商借官本，生息银两缓补，停征四项杂税，拟招山、陕富商赴湖采茶，并在陕西设官茶总店等四条，是对恩麟茶法的全部革除。而对杨岳斌茶法除留在陕西设官茶总店外，也概行革除。所以，该四条茶法目的在于废除旧茶法。而清廷“议准甘省积欠旧课，仍追旧商。召募之新商试办新课。其杂课：捐助、养廉、充公、官礼四项暂准缓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征榷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左宗棠说：“户部仍据恩麟、杨岳斌原奏，以旧引责之原领商人，新引责新商承领。杂课暂虽展缓，未准遽停。并应仿五年杨岳斌奏案，令商人于陕西先开官茶店，试办新引。”《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9~15页。清廷上述命令基本上否决了左宗棠同治十一年意在除旧的茶法，但是，允许他招新商、办新课。
第二次是同治十二年以布新的方式二改恩、杨茶法。左宗棠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札试办甘省茶务章程》中，将其招新商、办新课的茶法详列十条。大致可归并为如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