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革赋税，推进贸易，出口增加较快。如新疆皮山蚕茧，至1906年岁产近7万斤，第二年增加了3倍，第三年增加5倍以上，因而1908年皮山土茧出口达32万多斤。“英、俄商人争相购买，茧价每斤由一钱五分涨至二钱三分。是年，皮山一邑共售银六万一千三百两有奇。”《新疆图志》（卷28），第7页。另如喀什噶尔的棉花和土布的销售量亦大，“棉花在本境销行，每年约二十五六万斤，粗土布每年约销四五万疋。由陆路运往俄国，棉花每年销八万余斤，土布每年销十一二万疋。”《伽师县乡土志》，第7页，抄本。另如鄯善，“萄、棉两宗销行关内甘、凉与兰州、西安等处及俄罗斯，每岁约百万斤”《鄯善县乡土志》，第10页，抄本。
左宗棠为振兴甘肃的商贸经济，从改革茶法、发展蚕丝、推广植棉、开发毛织到推动出口贸易，作了不少的努力。这些项目中既有传统边贸商品，也有新开发的产品。由于当时西北战乱刚平，人口凋残，民困未苏，经济恢复尚需时日，加之西北地区深处内陆，致“开办通商一事，彼此均有利益。惟陆运极艰，非舟航便利可比，劳费多则成本重，销路滞则利息微，必然之势也”。因此左宗棠也深知，各种改革措施“纵使有成，亦非十年以后不能睹其成效”《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8页。况当时正值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势日颓，外强侵凌日盛。新疆和西北的主要贸易国沙俄，本来没有什么有优势的商品与我竞争。沙俄要求与中国互市，左宗棠原以为“其来货不过哈喇、毡毯、哈萨布等物，中国可有可无，边方贫苦荒俭，久已朴陋相安，此等非所必需，行销必不能广。惟内地所产茶叶、大黄、丝棉、红花为彼所需”。“察看情形，彼以互市为利者，在销中国之货，于中国无损而有益。甘肃得厘税之入为创获，于瘠区不无小补。我以互市为利者，不能多销外国之货，其银多入于中国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04页。但俄商并未按我方意愿经营，他们凭借靠近新疆的地利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大肆攫夺商业特权，紧盯着新疆不放，甚至把由蒙古沿边贩运出境的茶叶又转贩新疆，夺去甘茶引地，在西北各地与我官、商进行不公平的竞争，损我主权和利权。对此，左宗棠及其后继者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如左宗棠提出，俄商如未与我方协商定议而擅自到新疆一些地方经商，“应予驱押出境”《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9页。在新疆各通商地区划定通市地域，“于各城通市之处设立贸易圈于城外，以处外国商旅，不令深入各城腹地私与本地商民贸易交接，流弊自少”。“惟开矿一事必当禁止，若任其租地开掘，则后患不可胜防。届时自当具奏请旨遵行，定为永例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64页。还要求禁绝俄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如俄国人持照前往内地，或到内地生理者，断不准贩卖洋药”。强烈要求“务将十五款洋烟一种立予芟除，不独华人诵德，即俄商亦可免折耗资本，另图别项利益”《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09~510页。这些要求，由于清王朝的软弱都未能实行，致使俄国成为在中国陆路通商方面的最大利益的攫取者和占有者，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屈辱。但左宗棠坚持搞活西北边贸经济的思想和坚决维护民族利权的态度，却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值得后人追忆和总结。
（四）理财税
左宗棠为了尽快恢复在战乱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增加财税收入，稳定甘肃政局，对包括田赋、盐务、茶务、厘金等在内的旧税制及甘肃币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的诸多创见很值得总结与研究。
1．改革赋税的原因
西北地区自古贫苦，所以历代用兵西北，经营西北，主要靠东南一些富裕的省份协饷，才能承担数额庞大的费用。所谓协饷是一种间接的中央解款制度，是中央政府为调剂地区贫富和以应急需在省区之间进行的财政调拨方式。协饷制度在体现中央政府行政事权简约的同时，主要显现了中央财政集中和地区之间财政上的协作原则。中央政府主要凭借其权威临驾省区之间的资金调拨，至于省区之间的协拨数额则主要依据“酌时势之缓急，定协饷之多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四），第198页。的原则，采取自凑和中央核定的办法确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清王朝财政失调，财权失衡，调度不灵，左宗棠在西北转战十余载，始终为协饷不济所困扰，以至于“白发临边，百病丛生”。1875年年底，各省关积欠协饷已高达2740余万两白银《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376页。，相当于3年的应协款额。对此，左宗棠曾多次指责一些协拨地区：“一任函牍频催，率置不答”，同时也感叹这种仰面求人之难，“各省协饷有迟有速，有应有不应，有能汇兑不能汇兑，有宜用牍催，有宜用缄恳，人地各殊，情事各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四），第201页。面对这种情况，不愿靠软缠硬磨讨协饷过日子的左宗棠，决定整顿甘肃赋税，就地自筹一部分经费，以解燃眉之急。他“自信索饷的本领不如人，筹饷的本领要比人强，所以少少博得诸葛亮之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43页。虽然西征主要靠协饷和西征借款作为经费来源，就地自筹经费所占比例很小，但这部分经费对于应急、调剂西征军的日常用度、经营西北，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甘肃旧有的赋税征管，经过十余年的战乱，也已七零八落、凋残不堪，亟待整理与改革。
2．赋税改革的内容与成绩
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曾把浙江和福建两省的田赋整理了一下。现在要把他的经验，应用于西北了”。《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44页。
（1）改革田赋
田赋是清王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也是各省赋税的主要来源。赋税以田为准，自古依土地的肥瘠而定。但在甘肃，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为地造成不同名称与类别的田地和与之相应的名目繁多的税目。如甘肃“把田分做几种：一种叫做民田，就是一般老百姓所有和所种的；一种叫做屯田，就是兵丁所垦熟，已经升科的；一种叫做更名田，就是明代藩王的田，改归民户的。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说。还有两种：一种叫做监牧地，就是宋代苑马监的牧场；一种叫做土司地，就是元代以后指拨土司的田亩。这都是由于历史的关系而产生的，所有田赋的等级便按照这个种类、分别轻重高下”。因此，在征收赋税时，“甘肃田赋的科则，不根据于自然的条件，而根据于人为的条件”《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44页。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弊端，“甘肃全年田赋总额战前只有四十万两，战后更只有二十七万两，在省库总收入中，比重很轻”《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44页。即使这样不合理的田赋制度，经过同治朝十三年的兵燹，也已“破坏不堪了。户口逃亡，田亩荒芜，契约散失，那里是民田，那里是屯田，那里是更名田，往往无从指证”《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45页。加上富豪利用土地转买和各种册籍散失，借机豪夺巧取，造成赋税紊乱，负担极不合理。这不仅使社会怨恨极大，也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鉴于此，1876年（光绪二年），左宗棠在甘肃拟订了改革赋税章程。
首先是清丈地亩。将各类田按地形土质好坏分等评级。所有土地分川地、原地和山地即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根据土质分为上、中、下三级。在三等九级之外，增最下下山地一级，总共有十级。
其次是整理赋税。按原来应承田赋总额，依据土地等级规定赋税的多少。如皋兰县的上上川地，也就是最好的地，每亩纳粮3升7合，其余两级再按5合的差额逐级递减，即上中川地每亩3升2合，上下川地每亩2升7合；中上原地每亩2升2合，其次二级按3合的差额递减；最差的即最下下山地每亩只纳粮2合。此外，每纳粮1石征银5钱2分。过去，民田征粮每亩高达8升以上，屯田每亩均在五六升之间。现在，最好的上上川地每亩也不过3升7合。因此，赋额较前减轻，而且合理。左宗棠的目标是：“赋由地生，粮随户转；富者无抗匿之弊，贫者无代纳之虞。”《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45页。凡经过清丈的地亩，每户都填写两联账单，一联存案；另一联发给户主。从此以后，凡是民间田房交易，官厅处理田房词讼，都认这种账单为产权凭证；对于正式契约，反视为无足轻重之物。由此可见，左宗棠的清丈地亩工作，还是能取信于民的。
（2）整理盐政
食盐的营销是封建时代的一大利薮，历来为政府所垄断。甘肃的盐务相当的复杂，从产地来说：“产于盐井的，有漳县的盐井镇，西和的盐关镇，前者叫做漳盐。产于盐池的，有灵州的花马大池，宁灵厅惠安堡的花马小池，高台的土盐池，镇番的蔡旗堡、苏武山、马莲泉、白土井、董家庄和小西沟，敦煌的小盐池、青盐池和巴儿湖。”再说盐的销路和税课：“巩昌府、秦州和阶州三属，是盐井和盐关两处井盐的引地，按引征课，前者三千六百二十二引，每引一两一钱七分三厘五毫；后者一千六百二十六引，每引六钱五分五厘。平凉府、庆阳府、泾州、固原州、化平川厅和、宁夏府六属，是惠安堡和花马大池两处池盐的引地，也是按引征课，计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引，每引二钱一分五厘五毫。兰州府属就食白墩子池等处的盐，没有什么引地，只酌征土盐税。西宁府、甘州府、凉州府、肃州府和安西州五属各食当地池盐，既没有什么引地，也不征什么课税。”《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46~147页。各种盐纳税并无统一定章：有的在引地专卖时纳课，有的将引课摊入地丁银内征收，有的按药物征收厘税，或因时定课强征苛派。这种引盐无定量，引法无定章的状况，使盐户、商民和百姓均受其害。
